在传统历史书写中，唐高祖被塑造成懦弱无能、优柔寡断、平庸昏聩的帝王形象，他能在太原起兵并成功入主长安，是在其次子李世民的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下才完成的，换句话说，唐朝的建立似乎主要是李世民的功劳。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渊真的是这般无能吗？

我们不妨从李渊自太原起兵到受禅建唐的过程中始终以“尊隋”为旗号这一问题来考察一下。

清人绘李渊彩像。来源/浙江图书馆《中国历代名人图像多图概览》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时，他担任的是隋朝太原留守，在此两年前他还是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镇压毋端儿等起义军叛乱。可以说，李渊和山西这块土地颇有渊源，从大业十一年（615）开始，他就坐镇山西了。

李渊起兵的地方是太原，这里的太原指太原郡，郡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开皇初期，隋文帝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当时称并州，到了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再次恢复郡县制，并州改称太原郡。

隋朝河东诸郡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自北朝以来，晋阳就是北方军事重镇，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交替地带，常年配备精兵良将，武器辎重无数，军事战略意义重大。

北魏末年，高欢在晋阳以北的六州安置六镇军士，史称“九州军士”。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高欢又在晋阳设置大丞相府，坐镇晋阳，遥控邺城的东魏朝廷官署。在东魏北齐时代，晋阳虽然名义上是东魏北齐的陪都，但实际作用却在首都邺城之上，邺城实际却与陪都无异，晋阳才是真正的军事、决策核心。

东魏时期的晋阳和邺。底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齐灭亡后，北周在晋阳设置并州总管府，囤积重兵，以李穆为并州总管。在周隋禅代之际，北周发生三总管叛乱，尤以相州（即邺城）总管尉迟迥的叛乱最为凶险。并州正好处于尉迟迥集团和北周长安杨坚集团的中间地带，李穆所控制的并州总管府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键时刻，正是因为有了并州总管李穆对杨坚的全力支持，才让尉迟迥的叛乱难成气候，保证了北周长安中枢的安稳。

入隋后，晋阳依然是北方军事重镇，号称“天下精兵处”。隋文帝后来任命幼子杨谅为并州总管，统辖五十二州军事。然而，就在隋文帝驾崩之际，杨谅却举兵反叛，对刚刚即位的隋炀帝形成巨大威胁，差点挥兵夺取长安。汉王杨谅叛乱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最终被隋炀帝派出的杨素大军平定。这场叛乱声势浩大，对当时隋朝长安中枢最高权力的交接造成了极大威胁。平定叛乱后，隋炀帝随即废除了总管府制度，同时他深切意识到山东地区的不稳定性，开始加强对山东地区的控制。

到了隋末，太原可谓四战之地。当时的太原北有突厥以及后来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东南有李密，南有历山飞义军，西有代王杨侑坐镇关中。这种形势对李渊起兵而言非常不利。

李渊当时虽为太原留守，手握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五郡之兵，掌控着河东北部地区的军政大权，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隋炀帝的耳目王威、高君雅所监视，手中也并无可以依靠的军队，即便是保证太原周边郡县的安全都殊为不易。故而，当时的李渊恐怕没有太多心思去考虑帝王功业，更多的想法是自保，即如何在乱世洪流中保全自身。

李渊曾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大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大意是说，我（李渊）被封到唐地（太原是唐国所在地），可谓天命所归，然而现在却南有历山飞义军，北有突厥，实在是难以济世经邦、施展韬略啊。

《步辇图》（局部）中的唐太宗。作者/（唐）阎立本，来源/故宫博物院

所以，李渊在太原起兵前就已开始向周边势力示好，一方面对突厥称臣，与之结盟；另一方面则向李密通信示弱。这些都是李渊考虑到太原是四战之地而做出的自保之策，尤其是李渊称臣于突厥，对于享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而言实在是不太光彩，所以后世史书对此事讳莫如深，致使此事之始末不显于世。历史学家陈寅恪对此还专门做了考辨，写就了《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

当时有臣下如许世绪、武士彟等劝说李渊割据太原自立，但因为太原是四战之地，随时都有被周边的强大势力吞噬的风险，故而在太原割据自立并不是好的选择。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以太原为跳板，另寻他处作为稳定的后方和基地，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周边强大的势力所消灭，实现自保之后再伺机争雄天下。

那么，李渊应选择以何处为基地呢？稍微了解一点隋唐史的人清楚，李渊最后选择了关中，选择了长安。

我们不禁要问，李渊为何要选择关中和长安呢？

第一，关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战略价值。

从军事地理角度来说，关中这里号称“四塞之地”，凭高据险，进可攻，退可守，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战略要地。秦朝和西汉都是利用关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步步实现天下一统的。可以说，秦汉两代王朝都用实践验证了这种“关中模式”的成功。后来，蜀汉丞相诸葛亮数次北伐，其根本目的也是夺取关中，以期能复制秦汉“关中模式”的胜利。南北朝时期，长期被东魏北齐压着打的西魏北周，也是凭借关中这块宝地，利用“关中模式”成功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进而在隋文帝时代实现了南北大一统。

第二，李渊谋划起兵时，瓦岗军正与东都的隋军相持不下，无暇西顾。

第三，李渊出身关陇贵族集团，李渊不仅熟悉关中地区，而且在关中也享有强大的政治资源。

隋朝关陇诸郡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李渊的祖父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当时被赐鲜卑姓大野，故而当时叫大野虎，李氏家族可谓根正苗红的关陇集团核心家族。西魏丞相宇文泰为了对抗东魏高欢，实行府兵制改革，由此诞生了八柱国体系。当时虽然名为八柱国，实际上是六柱国，因为其中的宇文泰本人和皇室元欣是脱离于组织之外的。

在这套自上而下如金字塔般的军事组织结构中，六柱国的地位是仅次于宇文泰的，每个柱国统领两个大将军，是为十二大将军，大将军之外又有二十四开府将军，每个开府将军又各领一军，合为二十四军。故而，作为六柱国之一的李虎其实统领着两个大将军、四个开府将军以及四个军。

而且，宇文泰在创建关陇集团时，非常注重用缔结姻亲的方式把府兵制体系内的将领捆绑起来，让他们不仅是同僚和上下级关系，还是亲属关系，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李虎之子、李渊的父亲李昞，当时迎娶了六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李渊本人也与关陇集团内的窦氏家族缔结姻亲。所以，关陇集团内的家族关系是盘根错节的，李渊家族在关陇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更是根深蒂固，不可撼动。

另外，六柱国中的有些家族后来在政治争斗中败落了，如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而李虎家族却一直绵延至隋朝，这就更加凸显了李虎家族在关中的地位和声望。哪怕到了唐朝，唐人依然有言：“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在唐人心中，八柱国依然是首屈一指的门阀大族。

由此可知，李渊家族在关中享有极为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这些都可以给李渊带来强大的政治资源，足以让李渊在关中立足，进而以此为根基与关东群雄争霸。

第四，长安是隋朝故都，也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以“尊隋”的名义攻取长安，就能赢得关陇集团的支持，为日后夺取天下奠定基业。

西魏、北周、隋朝都以长安为都，隋文帝即位后所践行的依然是关陇本位主义政策，而到了隋炀帝上位后，隋炀帝开始想摆脱关陇集团的束缚，另立阵地，故而才又有了修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和下江南之事。而隋朝后期隋炀帝之所以失去人心，除了他滥用民力导致民怨沸腾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关陇集团的支持。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关陇集团是隋朝统治赖以维系的基础，隋炀帝过早与关陇集团决裂，导致隋朝的统治基础迅速薄弱。所以，隋炀帝下江都以后，很多关陇集团势力纷纷倒戈，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新的领袖来重建关陇本位的政治秩序。

李渊决定攻取长安，并打出“尊隋”的名号，就是看到了关陇集团内部的政治诉求。李渊清楚，关陇集团是自己必须要争取的势力，只要有了关陇集团的支持，就意味着日后夺取天下成功了一半。更何况，李渊自己的家族也是这个集团内的重要成员，他作为关陇贵族集团内部一员去拉拢关中地区关陇集团家族的支持，肯定更得心应手。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诚如赵翼所言，北周、隋、唐三代王朝共计28位帝王（不包含追封和武则天），跨度长达三百年，而他们全部出自武川，难道是武川这个地方“王气所聚”吗？ 

事实上，哪有什么“王气所聚”，不过是北周、隋、唐均出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无论是周隋禅代还是李唐代隋，都不过是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替，而武川就是关陇贵族集团的策源地和发祥地，其影响可谓深远。

所以，李渊要走的路线，不是和农民起义军一样自立为王，而是要尊奉隋朝，以此来拉拢关陇集团的支持，再以隋朝的名义讨平叛乱，进而继承隋朝正统，最后实现改朝换代。可以说，李渊的这种大局观和深刻认识是他最后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李渊的影视形象（寇振海饰）。来源/电视剧《隋唐演义》截图

这就是李渊选择发兵长安的四点原因。事实上，对于出兵长安的重要性，不仅李渊意识到了，李渊的几个心腹，如刘文静、裴寂、唐俭等人也意识到了，他们对李渊说：“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被称作“群盗”的农民起义军，的确是消灭暴隋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只起到推翻旧世界的历史作用，而建设一个新世界，则需要有宏大政治眼界和格局的人，而关陇集团又是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门阀，所以历史的胜出者极大概率是出身这一集团内部。历史的重任，最终落在了李渊的肩上。

李渊决定起兵后，任命李建成、李世民攻取河西，紧接着开仓济贫、大量募兵，称臣于突厥，还除掉了王威、高君雅这两个绊脚石。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初四，李渊以第四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镇后方，自己带着李建成、李世民率领三万大军，打出“尊隋”拥立代王杨侑的旗号，直奔关中而去。

八月十二日，李渊大军攻克霍邑，斩杀隋军主将宋老生。接着，李渊经临汾，下绛郡到达龙门。之后，李渊在河东郡遭遇隋朝大将屈突通的顽强阻击，李渊大军包围河东城久攻不下，战局陷入胶着。

与此同时，身居关中的李渊之女平阳公主散尽家财、招募义勇，在获知李渊起兵后，也在鄠县举义响应；李渊堂弟李神通也在鄠县山中举义。之后，平阳公主吸纳关中各支反隋势力，部众发展至七万人；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聚众一万起兵响应。由此，李渊大军虽尚未进入关中，其声势就已震动关中。

于是，李渊不再与屈突通在河东消耗时间，于九月十二日从壶口西渡黄河，攻取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分兵两路进取关中。到十月，李渊的军队已经进驻长安城下，手下兵力已从最初的三万人发展至二十万。

最终，在十月二十七日，李渊对隋长安城发起总攻，十二月初九，李渊大军正式攻克长安城。

入主长安的李渊并没有忘记自己“尊隋”的旗号，对隋朝的宗庙、宗室以及代王杨侑都秋毫无犯。十二月十五日，李渊在天兴殿拥立代王杨侑即位称帝，遥尊远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自己进位为唐王，以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

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历史书写，以魏徵领衔的贞观史臣在编撰《隋书》时，除了把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列入本纪之外，也把隋恭帝杨侑列入本纪。我们一般说隋朝是二世而亡，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不过，按照官方话语主导下的正史记述，隋朝具有正统性的帝王应该有三位，隋恭帝杨侑才是真正的亡国之君。

《隋书》卷5《恭帝纪》，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隋末群雄中，李渊在太原所举之义军，与其他群雄的义军相比，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他各路群雄打出的旗号普遍是反隋，而李渊的旗号却是“尊隋”。

当然，“尊隋”不是尊隋炀帝。隋炀帝当时已经惹得天怒人怨，成为天下百姓的众矢之的，甚至也被关陇贵族集团抛弃，但隋朝的正统性还在，只要另立皇帝，就能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改朝换代。所以，李渊从太原起兵开始，就打出了尊立代王杨侑的旗号。可以说，李渊从一开始就做好了全盘的战略规划。

李渊刚刚攻克长安，就宣布“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熟悉历史的人都能发现，李渊的“约法为十二条”的举措，和当年刘邦进入关中“约法三章”极为相似。

隋炀帝为什么失尽民心？就在于他的横征暴敛、滥用民力，而李渊则一举废除了隋炀帝的暴政和苛法，这意味着隋炀帝的政治权力在关中彻底失效，也意味着李渊在向关中百姓以及天下黎民宣誓——长安的政权仍然是隋朝的，但却是一个全新的政权，要一改往日对天下百姓的横征暴敛，剔除一切苛法，“约法为十二条”。

《历代帝王图》（局部）中的隋炀帝。作者/（唐）阎立本，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当时，文臣将佐还向李渊劝进，要他早日代隋自立，切不可学刘邦那样不称关中王，结果被项羽所制。听完此言，李渊却面色凝重，先是表了一番忠心，说：“举兵之始，本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然后话锋一转，说道：“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孤今尊奉世嫡，复何忧哉。”李渊认为，刘邦之所以入关后还被项羽所制，关键原因并不是他不自立关中王，而在于他没有即时立秦王子婴为帝，如果有了秦王子婴这块旗帜，还怕不能号令天下诸侯吗？还会被项羽所制吗？刘邦抢先入关却错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这是李渊看到的历史经验。

我们不去讨论李渊的想法对不对，事实上，哪怕是李渊家族自己的经验，他也能意识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性。李渊的祖父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李虎，李虎亲身经历了北魏分裂的全过程，也亲眼见证了西魏的崛起和夹缝求生。

北魏末年，高欢击败尔朱氏统治后，就选择迎立孝武帝元修，因为他是北魏孝文帝之孙，身份尊贵，代表着正统。高欢通过操纵元修，进而操纵北魏朝政，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后来孝武帝元修和高欢决裂，元修西奔长安的宇文泰势力，宇文泰得到元修，就相当于从高欢手中抢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话语权，抢到元魏皇室正统，后来宇文泰能够在关中草创西魏并与强大的东魏相抗衡，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武器。这段历史几乎可以算是李氏家族的家族记忆，时代距离李渊也并不遥远，李渊必然也是谙熟于心的。

从北朝后期到隋末唐初，社会上一直都流传有“李氏将兴”“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其来历一方面可能和周隋时期李贤、李穆家族的贵盛有关，也可能和道教李弘的信仰有关。总而言之，隋末很多割据势力都在借助“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为自己的势力构建合法性，并摇旗呐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密、李渊和李轨。

李渊早在太原起兵前就意识到谶语的重要性，并有意借此大作文章，史书明确记载：“帝（指李渊）自以姓名著于图箓。”李渊之后打出的“尊隋”的旗号，以及入主长安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尊隋”的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应和“李氏将兴”“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

总而言之，李渊就是要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是“李氏将兴”的应谶者，同时也是隋朝正统的合法继承者，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可以说，李渊的这番操作，为自己太原起兵及其在长安建立的政权树立起强大的政治合法性。

从李渊进兵关中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李渊对“尊隋”旗号的政治号召力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李渊大军在进军长安途中得到不少民众拥护。李渊大军的主要战役其实都在渡过黄河之前，渡河之后关中地区可谓传檄而定，各地义军无不望风归附，所以，李渊大军进驻到长安城下时才会拥有二十万部众，绝大部分都是沿途各支势力投靠而来的。

到这个时候，李渊想搞改朝换代已经轻而易举。但是，此刻李渊还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太上皇隋炀帝还在江都。他如果过早禅让，就会显露出自己的虚伪，并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只有等时机成熟，李渊才能正式代隋受禅。

《炀帝夜游图》。作者/（元）佚名

时机很快就来了，义宁二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弑杀，宇文化及拥立秦王杨浩为帝。不久，王世充又在东都洛阳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到这个时候，也就不存在什么篡位之说了。

隋炀帝被弑杀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恸哭，说道：“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意思是，我北面称臣侍奉君王，主失道不能挽救，岂敢忘记哀痛悲伤呢？

然而，李渊的眼泪终究是廉价的，一切都是在为他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随后，隋恭帝杨侑封李渊为相国，加九锡和殊礼，这也意味着李渊做好了禅让准备。自魏晋以来，禅让的把戏已经在历次改朝换代中不断上演，九锡和殊礼也成为禅让的代名词。

五月十四日，隋恭帝杨侑正式禅位给李渊；二十日，唐王李渊在太极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义宁为武德，推求五行的运行属土德，颜色以黄色为尊。

表面上看，唐承隋火德，故为土德，色尚黄，这就是在昭示唐朝继承自隋朝正统，这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唐之土德、尚黄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东汉末年以来，天下扰攘，长期处于南北对峙，一直到隋才实现大一统，所以唐朝所奉土德也可以理解为是直承汉朝的火德。对此，后来的唐玄宗就曾下诏，明确指出唐朝是承继汉朝的德运，魏晋至隋朝皆非正统。

总之，隋唐之际，在政权合法性构建的问题上，李渊做出了一系列政治举措，而这些都是在其“尊隋”旗号之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也是隐藏在传统历史书写下李渊政治智慧和手段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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