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族群。
今天，我们要用这套理论，来剖析一下性格鲜明的上海人。
要了解上海人，就要知道上海人所处的地理经济环境。
上海这片陆地形成的非常晚，五六千年前时，长江口还在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海岸线则在今天的江苏省常熟市支塘、梅李、太仓、嘉定外岗、金山漕泾这一线。
那时候的上海，是一片由于长江泥沙和海潮相互作用形成的堤岸，别说人了，连个鬼都没有。
一直到唐代时，由于长江沿线森林几百年被破坏，造成大量水土流失，长江口泥沙积沉，今天上海市区的大部分，才成为陆地。
在别的城市已经历千年历史的时候，上海的陆地才冒出来，可见上海的历史是十分短暂的。
隋代时上海这只有2万渔民居住，唐末约有10万，渔民们捕鱼的工具叫“扈”，也叫“沪”，于是这个“沪”，就成了上海的简称。
上海陆地刚形成时，土质松散，都是淤泥和沼泽，不适合建城市和港口，所以古代江南的中心是扬州。
古人选扬州做江南经济重镇，跟我们今天选上海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古代长江出海口在今天的镇江、扬州附近，加上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的加成，扬州占据天下水路交通最中心，扬州想不富，古人都会摁着它的头叫它富。
上海土地晒扎实后，751年才有了华亭县，南宋991年因松江淤积，船只能停在支流一个叫“上海浦”的地方，才正式设上海镇，元朝时，这里升级为松江府上海县，整片上海地区，人口也逐渐增多。
元朝时，上海童养媳黄道婆，因为被家里虐待，跑去海南生活了三十年，从当地黎族人手里学会了棉纺织技术，老年回到松江府传授并升级技术，使上海成为棉纺织重镇，松江正式发了财，成为江南七府之一，排名全国前十六大城市。
黄道婆是妥妥的扶贫小能手，帮助上海从乡下穷地方，升级成了大城市。
到明清时上海逐渐积累些家底，家里头更阔气了些，上海人才开搞城建，所以今天上海市的文物古迹，以明清时期为主。
明清时因为常年海禁，只开放过漳州和广州，上海主要靠纺织业过过小富生活，并没有走向大富，后来突然大富，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人在1842年第一次暴打满清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将原来只有广州一处对外通商，改成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南京条约》的巨大影响，我在《燃烧的天国》也讲过多次，外贸生意从广州一家通吃改成五家分吃，通往广州的江西赣江、广西西江两条传统贸易线崩盘，无数苦力迎来失业潮，从而为太平天国的壮大提供了大量生力军。
常读我们文章的读者，知道长江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而上海因为位于长江出海口，本来就是中国地理上天下第一的好位置。
以前没发大财，不是家里条件不行，是朝廷不允许上海做外贸生意，现在洋人把朝廷打服了，上海可以搞外贸了，那巨大的潜能就会迅速爆炸。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马上超越广州，成为全国贸易中心，财源滚滚而来。
以茶叶和生丝出口举例，开埠后，1846年上海出口的茶叶占全国七分之一，1853年上海就占70%，1846年上海出口的生丝贸易还和广州打平，1865年上海生丝贸易已经是广州的四倍。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当代上海能拿到第一桶金，确实要感谢洋人的努力。
从这里开始，上海人就开始跟洋人难舍难分的纠缠史。
洋人们为了能在上海拥有更多特权，要求划出地盘搞租界，1845年11月有了英租界、1848年有了美租界、1849年有了法租界。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叫公共租界，租界不断向外扩大蚕食，到1914年时，法租界东至黄浦滩、西至徐家汇、南至人民路、北至延安东路，面积1.5万亩，比初设时扩大了20倍。而公共租界达到了22.6平方公里，比初设时面积增加了40倍。
旧上海地图，租界占地极广，而且明显建筑密集
上海人有个词汇叫“洋泾浜英语”，旧时电影里常出现，指的是当地人说吴语，又去学英语和法语，形成了一种谁都听不懂的混杂语言，这个洋泾浜，就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界河河道。
1915年时，上海租界总面积达48653亩，是初设时57倍，还占据了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有利地带，使租界工商业从一开始，起步就远优于华人居住的华界。
1920年的《海关十年报告》，描绘上海当时的四个区，公共租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上海大部分的工商业和金融活动都在这里；法租界是精心设计的住宅区；闸北到处是小街陋巷和棚户区，下层中国人住的地方；上海县城则是一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的地区。
到1931年，法租界住宅区、公共租界西区、外滩一带，建成了大量办公楼，成为全中国最繁华的区域，洋气得不得了。
当时中国一半的汽车、上海绝大部分工厂、商店、金融机构、报馆、学校，都集中在租界区。
所有我们印象中的民国上海街景，其实就是租界街景，简单点说，那年头，上海就是租界，租界就是上海。
所以上海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各国洋人就对其有着巨大影响力，这是中国其它所有城市都不具备的历史渊源。
当时的上海，便形成了租界区西方式的繁华，和华界区传统的贫苦，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租界区是这样的
华界区是这样的
一边是洋人们光鲜靓丽的舞会豪车，一边是每天冻饿死几百人，黄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
当时有一张新闻照片，一位穷人饿得在豪车旁啃树皮，就是上海最好的写照。
租界那么大，想必上海的洋人数量一定很多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结果一查资料，发现其实不多，甚至可以说有点少。
1930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300万人，洋人仅6万人，1942年时，全上海总人口约400万人，而洋人的总数量，还是只有15万人。
而且这15万人，来自于50个不同的国家，细分到各个国家，数量就更少了，比如英国人最鼎盛时只有5000人，美国人鼎盛时只有4000人，绝大多数职业，是官员和商人。
这些商人，绝大部分又其实是来做鸦片生意的。
旧上海其实是一座鸦片港。
不过也不止旧上海，据我在全国调研时了解到的，那年代中国的港口，几乎都是以鸦片贸易为主，可见鸦片曾经对我国人民伤害之深。
1854年7月到1855年6月，上海进口货值1262万两，鸦片一项就占911万两，普通商品只占351万两。
整个清末时期，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占到了全中国的55-75%左右。
按马克思1858年发表的《鸦片贸易》一文透露，1856年英印政府，从向中国输入鸦片，就赚到了政府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满清打不过洋人，鸦片在当时就是合法生意，1830-1870年的怡和洋行、1871年-1900年的沙逊洋行（犹太人）、1901-1917年的哈同洋行（犹太人）先后垄断了上海的鸦片贸易，他们的老板或职员，包括James Mathson、William Jadine、David Sassoon（犹太人）、Victor Sassoon（犹太人）、Silas Aaron Hardoon（犹太人）等人，原都是普通的外科医生、看门人等，靠从印度收鸦片、在中国卖鸦片赚了大钱，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赚到钱后返回欧洲，有的成了大银行家，有的成了大地产商，还有的成了大庄园主、岛主等。
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衣冠楚楚的英国贵族，他们祖上，好些就是来中国贩鸦片发的财。
人们常说旧上海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就是说来到上海，一个一贫如洗的西方人，他都可以靠时代红利发大财，靠欧洲对中国的实力碾压致富，这里简直是他们的天堂。
其实冒险家这个词，在旧时上海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就是这些卖鸦片和人口的垃圾洋人和华人恶棍，比如沙逊、黄金荣、杜月笙这种，他们依靠洋人、资本、大量涌入的廉价劳动力，干一些歪门邪道的勾当，犯下大错后，华界的跑租界，租界的跑华界，行政力量难以管辖，只能放任这些人在灰色地带捞钱。
就算没有赚大钱的，来上海的西方人待遇也很高，据路透社记者沃德回忆，1920年他从伦敦来到法租界工作，发现自己的工资翻了一倍，而消费则少了一半，又有不少年轻女子投怀送抱，在上海过得好不快活。
还有部分洋人和华人，将西方的电影、游乐园、旅店、咖啡店、服装店、夜总会、赛马、网球等带到上海，靠降维打击，也赚到了一波红利，这些人赚到的都是小钱，他们没做成大冒险家，但做成了小冒险家。
去年有部蛮有腔调的电影叫《爱情神话》，里面有大量的上海人生活细节，包括爱喝咖啡、对洋人的品牌了如指掌远超其他城市的中国人、跟洋人谈恋爱生孩子、对欧洲无限神往、注重着装、爱西方文艺作品等等，早期这些认知积累，全是西方的大冒险家们跟小冒险家们带到上海来的，是这些人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教导本土上海人过西方的生活。
那时候说不上有多少正宗的本土上海人，说起来，上海人大多都是移民。
好了，我们终于聊到重点了。
上海开埠前，全市大约60万人，还远没有苏州、杭州、南京三市重要，有点像今天昆山在上海面前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本地居民只占15%，其它85%来自全国19个省份，来源特别复杂，但有两个地区最多，其中苏北移民最多，占45%，宁波其次，占20%。
是的，我日常跟上海人沟通时，发现他们最看不起的是苏北人，叫他们“刚波宁”，而苏北人，却是今天上海人口的最主要来源。
当一个人终于脱离自己的原生阶层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唾弃自己的原生阶层。
因为人口来源复杂，上海话也连带着复杂。
华人之间也是分阶级的，宁波人搞钱庄和重工、苏州人搞政治和文教、广东人搞工商，苏北人最穷最惨，他们只能卖苦力、住棚户，一直活在上海鄙视链的最底层。
苏北人的惨，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患加战乱，我在《万里江山图》安徽篇，有详细介绍他们过去悲惨生活的原因，这里就不重复了。
因为苏北人穷，连带着语言也弱势，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会吸收苏州话，比如“勿来三”、“小把戏”，也会吸收杭州话，比如“莫牢牢”，更会吸收宁波话和英语，比如“阿拉”、“赤佬”（cheat），但他们就是不吸收苏北话。
上海人还在生活中发明了一些原创词汇，比如“印度阿三”、“红头阿三”，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印度人来上海的都是锡克教徒，用红布包头，说话喜欢用“I SAY”开头，听起来像“阿三”，而“三”刚好在上海话里有贬义，比如小瘪三、十三点，上海人叫人喜欢在前面加个阿字，受印度人欺负的上海人，就叫他们“红头阿三”。
现在有许多上海博主，常常跟大家讲段子，说上海各地区方言的区别，其实是因为上海话在形成过程中，市区地带人口交流密集，汇集各路方言形成了一种新语言，而嘉定、松江、崇明、金山、浦东等以前沟通没那么激烈，用词相对稳定，所以直到1980年代，上海城乡还出现较严重的沟通困难。
当然，苏北方言在汇集过程中，是被无视的。
上海在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本地华人和新移民，都不是上海真正的主人。
旧上海的最高层，属于总会里的洋人，总会，是租界里最高端的社交俱乐部，当时有英国总会、德国总会、法国总会等，其中英国总会也叫上海总会，总部就在外滩2号，花了45万两白银建成，这栋楼现在还在。
这些总会为了保障他们的“上流”属性，不允许普通人踏入，只有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才可以有权进入。
洋人，即是旧上海的贵族和统治阶层。
来自欧洲列强的年轻人，在上海工作几年，就有机会分到上海的顶级权力，知道政商圈的重要信息，他们会坐在总会的长吧台后面，一边愉悦地喝着酒，一边对下属安排工作。
英国总会就有这种30多米的长吧台，大家现在还可以去现场看看，号称世界最长，通常年纪大的坐左侧，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
闲暇时分，白天洋人们在公园里玩赛马、网球、赛艇、足球、高尔夫，那时候大多数公园是不对华人开放的，洋人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公园里，公园日游客能达到1.5万人。
而到了晚上，洋人们去看歌剧、混夜总会、听交响乐，或者去旧金山著名老鸨母雷西.盖尔开的LINE，那是一家高级妓院，全是外国女人提供服务，“她们跳着大腿舞，将香槟抱在半裸露的酥胸前。”（美国记者珀西.芬奇语）
总之，上海形成之初，是一个让洋人爽得不要不要的城市，而华人，则一直是在模仿洋人的富贵生活、并从洋人的经济链里获取好处。
也不是所有的洋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大量逃亡到上海的白俄人、避难的犹太人、过来开工厂开店的日本人，在上海过得就没有英法德美那么好。
不过上海的二等人还轮不到华人，而是让上海人咬牙切齿的红头阿三。
英国人从印度，带来了他们忠实的奴仆锡克人，约三四千人，专门负责租界的治安工作，还给了他们较高的月薪，华人巡捕月薪10元，印度巡捕15元，而且福利待遇也远高于华人，同等工龄的情况下，月收入是华人的两三倍。
印度阿三们被英国人反复PUA，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在主子的调教下已经彻底驯服，他们通常把主子那受到的怨气发泄到华人身上，常常在大街上戏耍黄包车夫，胡乱殴打小贩、报童、苦力，华人见到印度巡捕，跟见到瘟神一样绕着走，私下里都十分痛恨印度人，才给他们取了阿三的外号。
而阿三们对待欧洲人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果有欧洲人在上海街头喝醉了，印度人会小心翼翼地上去扶住他，柔声问他住处门牌，再叫来黄包车送他回家，并牢牢记住黄包车号码，第二天还会核实黄包车是否将人送到家。
印度人一直对白人一副嘴脸，对其他民族，又是另一副嘴脸，十分适合做白人的管家。
印度人之下，才轮得着上海滩的华人。
对于洋人而言，华人替他们服务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买办，另一种是经理人。
买办这个阶层，最早也是在印度诞生，是英国人殖民印度时，不受洋人雇佣，但服从洋人安排，帮洋人打点事务，并从中获得利益的群体。
来到上海后，洋人复制了印度的买办模式，上海出现了四大洋买办，分别是徐润、郑观应、唐延枢、席正甫，专门依赖洋人的经济链过活。
其实我认为，黄金荣、沈杏山、杜月笙这些人也是买办，不过属于黑道买办，他们发家的起点，就是依仗租界洋人的权势，以洋人走狗的身份从黑道捞好处贩鸦片。
部分人说起杜月笙，总是赞美他如何有手段、有义气、有能力，但少有人提他的经济来源，其实就是贩鸦片赚来的，没有法国人点头，他也不可能在法租界交税卖鸦片。
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香港1960年代的四大探长，吕乐、蓝刚、颜雄、韩森四人纵容香港警界腐败，如果只是把账算在他们头上，看事物就看得太肤浅，四大探长是英国人的白道买办，背后最终受益的还是英国头子。
我们看事情不要只看台前的马仔，不要只看到黄金荣、杜月笙、颜雄、吕乐这些人，而是要看到台后的法国人、英国人，是他们在真正操控局势，他们才是问题的根本。
洋人除了带来买办，第一波职业经理人也十分重要。
我自己从2009年到2015年期间，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有一次在跟朋友会谈时，他说上海人“十分专业、有素养，半夜出来吃宵夜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而且做事情一是一、二是二，你给他五千的工作，他绝不干八千的活。”
我猛地一拍桌子，说这不就是职业经理人才有的特点吗？老子就是干这个的啊。
大家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一家公司里头，老板通常比较温和，会笑眯眯地跟每个同事打招呼，穿得也很随意，不怎么在乎形象，但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通常十分注重着装，在公司也极严肃，但老板一让他干超出职责范围的活，他就想跟老板谈工资。
我曾经在深圳跟几位公司的总经理聊过天，这些人一说话就喜欢施加强大的压力，无形中给你巨大的压迫感，对话时很不舒服，那时候我还不会分析事物，但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想想，这是只有在高级职业经理人身上才看到的现象，他习惯施加压力、习惯以严肃的形象衬托专业度，其实是他实力不够，无法真正掌控全公司，便通过添加其它要素，来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影响力。
前面的提到的郑观应，原就是洋人下面的一名职业经理人，他投奔上海叔父家，在新德洋行从打杂做起，后经人介绍入职英国人的宝顺洋行，帮公司拓展江西、福州市场，并在这里学会了英文和现代管理制度，宝顺停业后，他又去太古洋行做总经理，1882年再跳槽到轮船招商局工作，在国企里继续做职业经理人。
郑观应是典型的替洋人打工，才逐渐成长的职业经理人，这种人才只有在上海，才有丰富的生存土壤，因为英法德美等国的主要投资在上海，每个国家有几百家公司在上海营业，需要培养郑观应这一类的人才，从而使上海从开埠之后，就充满了“国际职业经理人”的味道。
不过也不能说上海是纯粹的只有买办和国际职业经理人，上海打小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像江南制造局、茂新面粉厂、申新纱厂、发昌机器厂，都是从上海起步，这些民族工业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
哪怕到了2023年，上海在大量迁出工业到周边城市，主打金融高科技后，其工业产值还是全国第二名，周边的南通、昆山、嘉兴等，都不断从上海的产业转移中吸食营养，从上海的发展中受益。
上海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上海强则苏州强，苏州强则江苏强，江苏强则南京强，南京强则安徽强，安徽强则合肥强，合肥强则合肥强......
今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有一天我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历程时，突然发现上海人的很多特性，跟职业经理人的处事方法特别像。
于是我找来上海大量资料阅读，从源头找上海人的经济链，从而理解了上海人的种种特性。
江湖上流传的，关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爱喝咖啡、热爱欧洲艺术、熟知欧美小众品牌、厚待洋人、流利外语、注重着装、洋里洋气等等等等，都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从清末开始，洋人带着天量资本、技术、生活方式来到上海后，深深影响上海的结果，使上海生成了小批买办阶层、大批国际职业经理人阶层，以及由下衍生的市民社会。
因为经济链的上游来自发达国家的注入，所以上海人对他们更亲切。
另外，我们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一小部分上海人，他哪怕做清洁工，只要能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能对外地人赤裸裸地表达蔑视之情。
那是因为方言从来不是代表文化，而是代表着阶级。
人家多少代人，从1843年开始，才在上海站住脚根，立足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他们需要用语言来区分阶级，树立自我保护机制。
几代人辛苦积累，才说得出这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享受全球优质文化的包裹，岂是你们这些才没几天发达的外地暴发户能懂的？
最后，我们来重读下面这一段话：
每个地方的人，都是被当地的地理经济所驯化、所塑造的。具有共同特性的本地人，是当地地理与经济的共同产物，当地人因共同依赖统一的经济链，因此形成了相近的语言、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习惯不断流传凝固，便成为当地文化。
愿你能理解这段话，就不仅仅能理解上海人，也能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