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城市的崛起，是中国从依赖苏联工业发展模式，转向欧美工业发展模式的标志性事件。
1976年文革结束后，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有个深圳镇罗芳村，河对岸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当时深圳罗芳村一个农民一天的收入是 0.7-1.2元，而香港罗芳村农民一天的收入是 60-70港元，贫富差距巨大，便发生大量逃港事件，全县偷渡逃港 3955名青壮年，逃得整个宝安县只剩老人小孩妇女。
1976年的宝安县深圳镇
更有意思的是，香港那个罗芳村，其实就是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人建起来的。
1977年 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定先到广东视察，广东省领导向他汇报了逃港事件，邓小平只是默默吸烟，平静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时已有了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1978年 5月谷牧带队出访西欧五国，具体经过可见我旧文 《历史的痕迹》 ，全队在见识西欧的发达后大受震撼， 1978年 10-11月，邓小平又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尝试寻找国家发展的方向。
其实在当年 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也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来后还写了一份《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建议将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为了谨慎起见，谷牧和邓小平才先后实地调研，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确立了要大搞改革开放。
据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 1978年 11月他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时是中央集体领导制，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每周同时听取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在 13日的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并列举了十来个沿海城市的名字，第一个讲的便是深圳。
于光远说，邓小平当时说的就是深圳，而不是当时大家都熟知的宝安县。
可能是小平同志实地调研过的原因，对深圳印象深刻。
插一句，深圳开放前，这儿居住的大多是客家人，圳在客家话里是水沟的意思，取深圳这个名字，是因客家人的村子旁有一条深沟。
1979年元旦后，交通部辖下的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向李先念递交了一份建议报告，想在蛇口建一个工业区，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搞工业，李先念和谷牧觉得可行，约见袁庚后，给了他 2.14平方公里去搞经济试验，便有了“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是改开后中国最早的开放区域，比深圳特区还早。
1979年 4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广东第一书记习仲勋，找中央公开要点权力，希望能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单独区域管理，给特殊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可以搞上去”。
之后还在叶剑英授意下，去邓小平家里做了汇报。
1980年 8月 26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 13次修改后在全国人大通过，这天便定成了深圳特区的诞生日。
当时的深圳，划出了东西长 49公里，南北宽 6.5公里，共 327平方公里的特区面积。
图中红线部分是1980年的深圳范围
到 2022年，经过不断向 外扩张，深圳总面积已达 1997平方公里。
1981年的罗湖（ 新华社记者潘家珉摄）
1980年深圳刚成立时，城市定位是“以工业为主，工农业相结合的边境城市”，因为发展太快，到 1984年，就改为“以工业为重点的外向型经济特区”，一共设置了 15个工业区。
比如我常去的福田八卦岭工业区，建于 1982年，是在原来的泥滩和山包上，共修建了 118栋标准厂房，由于年纪实在太老， 2011年我去拜访安奈儿公司的朋友时，他们那还需要人工操作的古董电梯，动起来咯咯咯地响，跟骨头快要散架了一样，把我们看得一愣一愣的。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深圳人带着我在八卦岭闲逛时， 40多年前的岁月仿佛犹在眼前，据他说，当时的八卦岭全是电子、服装、材料加工这种轻工业工厂，二区则是员工宿舍，每间宿舍住 8个人，一共 7000多间宿舍，分布在周围七八层高的旧房子里，他们不需要交房租， 1990年就能拿到 1000元每月，月工资是当时普通中国人的 4-5倍。
大家都过得十分满足，常在宿舍前的空地上搞歌舞或篮球比赛。
我在 2019年写 《中国工业三十年》 时，记录过深圳凯达玩具厂女工的生活，和老人家说得差不多，刚刚改革开放时，工人拥有过一段幸福的红利期，大概在 1995年以后，大量廉价的工人冲进广东，无数血汗工厂拔地而起，工人们的高薪生活便结束了。
八卦这片工业区，代表着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产业，陆续诞生过创维、中国平安、安吉尔等品牌，后来深圳关内成本越来越高，大部分工厂都往关外、东莞搬，我 2004年在深圳工作时，这里还是印刷基地，常来这里跟印刷厂对稿，现在已经见不到工厂了，搞家居装饰、图书批发、印刷等， 100多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有 30万平方米已改作商业。
深圳三来一补期间，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是三洋厂。
三洋厂是深圳第一家外资企业， 1983年入驻蛇口工业区，主要到平远、梅州等地招工人，最顶峰时， 6幢厂房容纳了 7000多名打工仔打工妹，三洋厂赚到钱后，吸引了近百家企业入驻到蛇口工业区。
那时候的蛇口可不是今天的豪宅区，就跟今天的沙井一样，到处是城中村、菜市场、破旧的工业园、小电影院，以及穿着统一工服的工人们。
后来同样因为成本越来越高， 2005年三洋搬到了宝安沙井，蛇口修起了一片片高档小区和商业区，有了半山豪宅和海上世界。
而三洋原先的厂房，被改造成了文艺气息浓厚的南海意库，我 2014年在这上过半年班，这里到处是充满小资情调的咖啡馆、餐饮店、设计公司、文创公司等，绿萝爬满墙壁，三角梅开得到处都是，行人都是衣着整洁的时尚男女，但物价奇高，办公室租金昂贵，附近普通的房子都是十万一平，回想 1983年时三洋厂的 7000名工人，这些行人可能就有他们的后代，前世今生，当真恍如隔世。
从 1978年到 1992年，是深圳工业的奠基期，形成了以电子工业为主导的发展路径，也带来了中国第一批南下打工人。
1991年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外来妹》，记录的就是最早一批打工人的辛酸往事。
1980-1990年代这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也给深圳埋下了影响至今的治理难题。
便是今天难以解决的小产权房。
深圳原属的宝安县，全部加起来也不过 2万多人，现在深圳已经变成了一座 2000万左右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人流疯狂涌入，来了就得有地方落脚，就得大量盖房子。
刚开始时深圳哪有这么多财力物力组织建房，最早的盖房方式是野蛮生长的，就是本地村民或者外来人员，买一块集体土地，在没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前提下，盖一栋 6-7层的楼梯房，一边自住，一边租给打工人。
从法理上来说，这种小产权房子是违法的，但深圳发展太快，这种房子对建设深圳有自己的特殊历史功绩，而且这些房子居然一口气建了 507万套，占到全深圳房子的 47%！
深圳小产权房比商品房便宜太多，容纳了深圳近一半的人口，最后变成深圳政府不公开承认，但也不强制拆除， 2014年后才彻底禁止新建小产权房，所以深圳小产权房在买卖过程中签的都不是买卖合同，一般是转让合同、集资建房合同、合作建房合同等。
深圳房价全国数一数二，动不动一套上千万，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深圳的商品房，城中村的小产权房，成为定居深圳的特殊现象，这种情况全国罕见，在住建部也属于下不为例。
所以深圳跟广州一样，在高楼大厦旁边，常有拆不动的破旧小房，而我在西安和武汉调研时，看到新城面貌一片崭新，不存在高楼配城中村这种情况，那是因为深圳的成长过程十分特殊，才有了今天奇怪的城市建设。
中国后建设起来的省会城市，高楼大厦没有广州深圳多，但是规划比广州深圳好。
从 1993年到 2012年，深圳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深圳，主要从三来一补模式升级成科技兴市模式，将大量企业赶出关内，有针对性地布局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最后以电子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及配套产业集群成为当时深圳的主流。
因为电子元件、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电脑产业高度发达，便有了著名的华强北。
因为供应链、物流发达，人才汇集，便形成了世纪广场为核心的欧美服装批发市场。
我以前的小说 《深海》 ，就是以这两块地方的江湖故事为蓝本展开的。
还因为金融发达，便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当然这些是明面上的生意，深圳还有大量鬼鬼祟祟的小贸易公司，以及跟香港难以计数的走私链，靠着信息差赚价，养活了大量人口。
有了人口和工业，商贸跟服务业自然就发展起来，加上码头的存在，各行各业日渐兴旺。
我 2004年在深圳工作时，居住在布吉城中村，每次从布吉桥上经过，桥下车流密密麻麻涌动，时常发生拥堵，喇叭声与车轮声嘈杂焦躁到让人难以忍受，深圳产业物流太过繁华，城市交通有时竟难以负荷。
我后来经历多了才知道，布吉跟通向东莞的梅林关，在撤关前，是深圳最堵的两处地方，我在梅林关开车出关时，有一次拥挤到跟旁边并行的一辆面包车轻轻擦到车门，我跟面包车司机两人都是一愣，互相看了眼对方，也不下车查看，都见怪不怪地继续开车。
深圳日后有所建树的大企业，刚开始都是在第一阶段完成贸易或加工，在第二阶段走向自主升级的，像王石 1984年是在深圳卖投影机和录像机，任正非 1987年在深圳卖香港公司的交换机，侯为贵 1985年在深圳做电风扇、电子琴、电话机的加工生意，三人都是第一阶段积累血汗钱，才有机会在第二阶段升级。
在第二阶段，王石跑去做房地产，任正非搞起了自己的程控交换机，侯为贵搞起了小容量模拟空分交换机，纷纷成为各界大佬。
1988年潘石屹从廊坊石油管道局辞职，变卖全部家产来深圳混饭吃，在南头关没有边防证进不了关，全身只剩 80元的情况下，花 50元找蛇头从铁丝网的一个洞里钻进深圳，先去工地挑砖谋生，接着推销电话机过活，最后跟王石一样在房地产发家。
也是深圳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典型代表。
在这段时间，深圳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6.8%，一帆风顺地超越天津，成为全国第五大城市。
也崛起了中兴、腾讯、大疆、研祥、迈瑞、大族激光、比亚迪等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的城区建设也在这个阶段大大向前递进。
1980年前的深圳主城，一根烟没走完可以步行穿越整片区域，建成特区后，因为离香港新界仅一桥之隔，罗湖区自然成为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的区域。
深圳早期有很长一段时间，城区就是罗湖到上海宾馆这一段路，上海宾馆以西是一片荒地，这里成了郊区和市区的分界线，早年来深圳闯荡的人， 95%必在这里经停，是大量深圳人的历史回忆，由于这座酒店实在太老旧， 2004年时深圳政府打算对其拆除新建，遭到市民的一致反对，第二年还被评为深圳十大历史建筑第一位，可见深圳市民对其感情之深。
当时深圳市区主要就是罗湖，罗湖诞生了全国第一家地方商业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期货市场、水贝成了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批发中心，罗湖最后成了深圳的金融、商贸中心，以及 ......水汇中心。
深圳城区的拓展逻辑，主要来自梁湘早年规划。
开平人梁湘 1981-1986年在深圳执政五年，他上任前，深圳只修了一条从蔡屋围到上步工业区的深南沥青小路，长 2.1公里，宽 7米，仅够两辆车来回并行。
梁湘经过新加坡考察和听取多方意见，主张将深南小道拓宽成深南大道，修一条宽 50米的大路出来，为深圳后面的发展留足运转空间，并在大道两侧留出 30米绿化带，大道中间设置宽达 16米绿化带，以备建地铁，深南大道的规划宽度达到了 126米，最宽处甚至有 300米。
这中间出了个意外情况，当时电子大厦在建，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但它破坏了深南大道的规划，梁湘让大厦暂时停工，但最后还是因为大厦已投入巨资不能拆迁，所以深南大道在电子大厦处比别的地方要窄一些。
梁湘后来调去海南做省长，后来者依据他规划的深南大道，上海宾馆以西拓成了 8车道，种上各种乔木，建成一条 25.6公里的美丽大道，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并依着路线沿途修起了大量高楼大厦。
深圳许多高楼的建设，也跟梁湘有关。
据《深圳传》记载，梁湘初到深圳，是在宝安县委办公室办公， 15平米的办公室摆下 9张桌子，夏天蚊虫飞舞，有 2厘米长，牙签那么粗，逮着人就咬，梁湘在这里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边吃饭边听汇报，晚上就坐在蚊帐里批文件。
1982年部队精简，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几十万工程兵没了去处，梁湘考虑到建设深圳需要大量工程人员，便主动向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写信，要求接收两万人的工程兵。
这不是深圳第一次接收工程兵， 1980年接收了第一批工程兵，是他们完成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友谊商店、电子大厦、文锦渡口岸停车场的工程项目。
1982年冬天，新到的两万工程兵抵达深圳，之后这些年轻人搞定了深圳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建设的主力，是他们完成了深圳的硬件奠基，使深圳从一个破旧小镇，变成了现代都市。
深圳现在的特皓工程公司，就是工程兵原一团，深圳建业工程集团，就是工原十六团，深圳鹏城建筑集团，就是原十九团，深圳天健集团，就是原三零二团等，一共八个团，都变成了深圳的建筑公司，还有个工程兵 31支队门诊部，变成了今天的深圳第二人民医院。
深圳现在的市民中心、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华强北立交桥、深圳北大医院、沙河立交桥、广深高速、交通枢纽大厦、国际创新研发大楼、宝安机场、滨海大道、深圳湾体育中心等等等等，各种大型基建项目都是他们参与建设的。
前面提到的八卦岭工业区，其实也是这些工程兵建成的。
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工程兵，塑造了深圳的基建。
随着深南大道将深圳由东向西推进，贯穿了整个深圳市区，加上后期北环大道、滨海大道的补刀，以及深圳市政府从上步搬到福田，在工程兵的有力加持下，深圳从东到西，慢慢越变越漂亮，有了金光华、万象城、 COCOPARK、 KK ONE、海岸城、万象天地等等纸醉金迷的所在。
后发展的区域有更多的后发优势，可以承接更多新兴产业，因此深圳呈现出西强东弱的格局。
南山区 2021年 GDP达到了 7630亿，福田区 5318亿，最早开发的罗湖区，只有 2571亿了。
2012年后，深圳进入第三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深圳，在完成原始积累和行业成长后，主抓自主创新，高新技术、现代物流、金融、文化创意已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新能源、互联网、新材料、机器人、智能装备等等也在飞速发展。
2022年，深圳重大项目达到了 883个，现代产业类项目 250个，总投资 10373亿，开工建设了 5个百亿级、 10个三十亿级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
仅仅是一个粤海街道办，就培育出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一大批知名企业。
深圳正在变成一个蒸蒸日上的科技城市。
我已经花了五千多字介绍深圳，但大部分集中在关内的罗湖、福田、南山三区，难道关外的宝安、龙岗、坪山等就不值得介绍吗？
值得的，但我放在后面讲，是因为他们跟东莞的生态是一样的。
这里解释下，深圳以前有关内和关外两个部分，中间用三米高的铁丝网隔开，普通人进入关内找工作极难，需要经单位、派出所、公安局三道程序办边防证，乡下人更盖四五个章才可以办下边防证，关内建设得像发达地区，关外建设得像发展中地区，完全是两个世界。
深圳关外跟东莞一样，长期处在混乱、黑暗、艰辛、苦涩、潦草，但又蓬勃、旺盛、炽热、狂放之中。
那是野蛮生长的几十年，也是血腥原始积累的几十年。
如果读官方史料，深圳关外和东莞的成长，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奋斗岁月。
两个地方起家都是靠三来一补企业，但跟关内不一样，关内很快就抛弃这种经济模式，深圳关外跟东莞将三来一补一直维持到了 2008年。
1978年，香港信孚手袋厂老板张子弥，因为香港人工土地税收水电等成本太高，已经活不下去了，处在倒闭边缘，听说大陆出台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便找华润的人帮忙在大陆建厂。
华润找到东莞县（那时还是县）二轻局，二轻局找到太平镇服装厂（太平后并入虎门镇），给张子弥做出一模一样的样品，张子弥很满意，投资 300万港币，由他们提供原料、技术、设备，让太平厂负责招人生产赚劳务费，进行补偿贸易，这是东莞第一起三来一补案例。
这种模式在初期双方都赚到了钱，太平厂第一个月发工资时，计件算工资的工人们拿到了 80-110元月薪，我粗略算了下，大概相当于 2022年的 1.5万元，工人们都炸了，拿了工资马上去买冰箱洗衣机。
张子弥也赚到了大钱，他那 300万港币投资，三年就挣回来。
于是香港那些开工厂的老板全都流着口水过来了，五金厂拉链厂印花厂全搞起来，东莞从此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工业革命。
深圳关外的第一起三来一补，发生在宝安石岩。
1978年初，一位祖籍石岩的香港商人，想在上屋村生产吹风机发热线圈，当时社会风气紧张，没人敢接，一直拖到年底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敢把车间放在村委办公室二楼生产，因此比东莞那边晚了几个月。
招来的 25名女工全是上屋本地人，每人月薪达到 80块钱，是普通农民的 8倍，一下子就引起轰动，石岩赶紧将旧仓库、旧祠堂、旧食堂全腾出来搞三来一补， 4年后，宝安有了外资企业 2512个，三来一补就占到了 82%。
到 1987年，东莞三来一补企业多达 2500家，遍布东莞各镇， 1994年深圳三来一补企业达到 8000家，从业人员达到 100万人，同年整个广东的三来一补企业出口额近 150亿美元。
也就从这几年开始，南方各省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集中奔向广东找活路。
在婴儿潮出生的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广西、贵州、河南、河北的男女青年已经长大，正急需工作，个个拎着蛇皮袋和塑胶桶，乘坐拥挤而肮脏的绿皮火车冲向广东，主要流向了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中山、惠州、珠海。（排名有前后）
每年几千万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到来，打碎了工人们的早期红利，工人的高薪生活从此彻底消失。
1989年民工潮就达到了 3000万人， 1993年达到了 6200万人， 1994年达到了 7000万人， 1997年突破了一亿人。
这其中大部分人，涌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找活路。
民工和三来一补企业是相辅相成的，继香港老板投资深圳东莞赚钱后，台湾人也因 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造成成本太高，被迫到莞深开厂。
深圳关外和东莞，在 2008年前，你见到最多的工厂是台湾人开的，其次是香港人开的，然后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
深圳关外和东莞本地人，便不再从事生产，只要靠出租地皮，每年就能获得大量分红，再没有本地人进过厂。
如果你用广东本地人和投资商的角度来阅读这一段历史，那是光辉灿烂、红利遍地的黄金期。
但如果你用南下民工潮的角度来阅读这一段历史，只能用苟且偷生来形容。
中国现阶段写作的人里面，没有谁比我更懂这段历史，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
一个南方的农民工， 1990年代时，他从家乡出发到珠三角打工，一般要花半天时间，去到省里重要的火车站，再从窗户里扒进绿皮火车，在几乎背贴着背的环境里站半天或一天一夜，才能达到广州。
这段时间他都尽量不吃不喝，因为火车的厕所屎尿乱流，根本没法进去。
到广州后转车去深圳关外或东莞，流花火车站对面的中巴车，会把人塞得脸贴着脸才开车。
到当地后，找得着老乡介绍进厂最好，找不着就要经历被黑中介、黑厂、黑电话亭、黑公交反复压榨。
每一家工厂招一个工人，会有十几个人应聘，人多得需要工厂保安挥舞着橡胶棍维持秩序。
等你进了厂，终于有了一份稳定低廉的工作，还要经历盗窃、飞车抢劫、走在马路或睡在租房里，被治安队破门而入查暂住证，没有就被拉到樟木头收容所，砸一两个月的石头才放出来。
我在广东 22年，我身边没有一个同龄外乡人，没有经历过被偷被抢，每一个人只要一说起当年的飞车党和治安队，个个心有余悸。
哪怕我在深圳关内上班，跟关内的白领聊天，他们说起到关外出差，被飞车抢劫的往事，都害怕得全身发抖。
多少人在那段惨淡的岁月里遭受凌辱？多少人冤死在飞车党和治安队手里？
中国农村男女青年，是在用自己的血肉，给沿海的发展赋予营养。
什么是血淋淋的原始积累？这就是血淋淋的原始积累。
其实广东一度发达的色情业，也是民工潮的附属品。
深圳罗湖早年的向西村，是来往深港的货车司机包二奶的常居地，后来有了广深和谐号，附近的樟木头和常平两镇也被拉入二奶常住区，所以常平早年时色情业最发达，厚街长安是后面追上来的。
从 1992年开始，台商将台湾人结合澳门、荷兰、日本、蒙地卡罗等色情花样带入东莞，并制定成标准，才有了当时名闻天下的“莞式服务”。
东莞本地，是不可能原创这么多奇怪的性服务的，这套性产业本质是由日本到台湾，再从台湾到东莞的。
东莞当时涌入大量南方农村失业女青年，为性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最顶峰时，东莞几乎每家大酒店都有桑拿服务，据说有上十万技师在工作，直到 2014年被彻底铲平。
治安队在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逐渐消 失，飞车党在 2006年禁摩后慢慢绝迹。
深圳关外和东莞，当年的繁华是相对的，除了部分人的富裕，也夹杂着大量管理和文化垃圾，绝大部分的底层打工人，过着艰辛困苦、骨肉分离的血泪生活。
以我亲身经历为例，我 2000年到东莞打工，底薪是 300元每月，加班费常年 1.5元一小时，每天从早八点工作到晚十点，中午傍晚只休息一小时，一周只休息一个晚上，一年只放三天假，住在十二人一间的潮湿破烂宿舍，吃白菜萝卜、加一点你都不知道是什么部位的猪肉，这种高强度、低报酬的痛苦生活，上亿打工人苦熬了近二十年。
珠三角的繁荣不是本地人只靠勤劳建立起来的，是南方各省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外部投资和特殊地理、政策叠加造成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一个地区的人独享繁华，所以必须坚定地执行共同富裕。
我常听到沿海富裕省份的人抱怨说，他们的税收都拿去补贴内地省份了。
其实这种思维，是不懂沿海富裕的来源，更剥夺了内地人的生存发展权。
到 2002年时广东省三来一补企业达到了历史巅峰，此后一路走下坡路，到 2008年时，东莞三来一补企业达到了 6700家，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 48%。
从 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企业开始陆续搬离东莞，台企港企韩企，在东莞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我原有十几个同班同学，在东莞寮步的三星集团上班，这家公司主要生产 FDD， SPK，键盘， POWER， LENS， pick-up等，最辉煌时有上万人， FDD全球市占率 25%，我同学大都在这家公司呆到结婚生子，旁边的诺基亚也有好几万人， 18年时间生产了 10亿部手机，但这两家公司都倒闭了。
原有的旧产业在进入 2010年后，像凯威针织、日利印刷、爱高电业、铿利五金、富康美印刷、合俊玩具、万士达等等直接倒闭，而裕元、力凯等去了东南亚。
相比 2000年代，东莞的常住人口多了，但流动人口少了，所以常有人说东莞没有以前热闹了，其实是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垮掉了，带走了大量劳动人口。
也带走了工业区无数的隆江猪脚饭店、沙县小吃店、炒米粉地摊和小杂货店、小服装店。
不过深圳关外和东莞，并没有因为这些工厂的流失而倒下，相反越来越强大。
就两点，一是本土企业经过几十年发展变强了，替代了这些低端制造业，比如寮步的诺基亚确实倒下了，但长安的 OPPO和 VIVO起来了，诺基亚只会给打工人一点基本的薪水，但 OPPO和 VIVO给工程师发起年终奖毫不手软， 2012年时，我朋友在里面做工程师，年终奖就有小几十万，这在诺基亚时代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就是深圳也在疯狂升级，他们专搞高端产业和金融业，把一些制造业逼走了，像华为干脆就搬到了东莞松山湖，在这里生产手机。
华为简直是 GDP狂魔，他们一搬过来，仅一家带着点上下游的小伙伴，就把松山湖的房价撑到全市最高。
华为在松山湖的基地极美，花费了几百亿才建设起来，我原以为阿里西厂已经很漂亮，但华为还要远胜阿里西厂，应该是地球上最美的办公环境，推荐大家有生之年都去看一看。
东莞通过本土企业升级和深圳外溢，现在中高端工业已经十分强大。
2021年 GDP880亿的长安镇靠手机、机械、五金模具； GDP720亿的虎门镇靠服装、电商、电子信息； GDP474亿的厚街靠家具、会展、行业、机电； GDP576亿的塘厦靠电子电源、高尔夫、家电，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独特产业，各个镇各有各的发达，全国百强镇里，东莞占了 15个。
不过东莞跟佛山相反，搞工业的一般不是本地人，本地人集中在金融、房地产这些来钱快的行业。
可能有人留意到了，东莞市下面只有镇，没有县。
这是因为，东莞本来是属于惠阳专区下的县， 1985年才成为县级市， 1988年才升为地级市，下面各镇就一直保留在那里。
因为各镇分立，城市规划极其凌乱，东莞经常是工业区旁边有个幼儿园，幼儿园旁边有个菜市场，菜市场旁边竖满了 1990年代的农民房，农民房的中间挺立着几栋顽强的商品楼，农民房一楼是各种小吃店杂货店。
东莞城建经 2000年一波建设，放在全中国其实算中游，不太差，但东莞可是过万亿 GDP的新一线城市，如果放在新一线对比，东莞是毫无疑问的倒数第一，城建之差简直惨不忍睹。
整片东莞只有国贸和松山湖看着像现代城市，其他地方都是破破烂烂的像个小县城，离国贸仅几公里远的地方、甚至森林湖这种豪宅的周围，人行道上都坑坑洼洼没人管；市中心连个立交桥都没有，从东城跑南城 8到 10公里，常常开车要 30-45分钟；最惨的还是环城路，已拥挤到不堪重负，路上被大货车不断碾出大坑，我的车已经在环城路上爆胎过三次了。
全市还只有一条地铁线，一条在建的我每天路过，四年了，还在围起来挖，一点动静都没有。
东莞是一座十分适合创业的城市，这里有不少工业资源可以轻易找到，但东莞真的不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比中国其他城市的基建落后太远太远了，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贫瘠，让人感受不到现代城市的幸福感。
跟同等级的城市对比，东莞基建烂到令人发指，所以我第一次去常州时，看到常州的城建，震惊得心里头冰凉冰凉。
不过东莞建设不起来，可能跟东莞的自留税太少有关系，东莞在 2020年时全国税收排第 12名，达 1783亿，只比长沙少 200亿，但东莞自留税占比在前 15名里，和广州分列倒数第一第二，广州自留税比例是 29%，东莞是 32%，自留税高的重庆、杭州、苏州、南京、青岛，自留税都超过了 50%。
最神奇的是，东莞无论基建、医疗、教育都不太好，但房价排在 2022年全国第九名，跟三亚一起并列两大房价最不值得的城市。
东莞的房价之所以高，主要还是地理上离深圳太近，也从侧面说明，东莞本质上是深圳的卫星城。
但凡深圳还能吃上一口肉，就少不了东莞一口汤，东莞跟深圳的关系，就像昆山和上海的关系，是一种经济中心的外溢关系。
随着深圳越来越强，东莞也只会越来越强。
柒丹霞
万里江山图写到现在，没有比广东篇让我写得更艰难、更漫长的了，居然写出了四万多字，是别的省两倍的工作量。
那是因为从人文上来说，广东是中华民族千年迁徙的最后一站（海南不算），这里融合了大量族群和语言、食物，形态极其复杂，仿佛沉在瓶底的流沙。
从经济上来说，广东又是中国 GDP第一大省，珠三角我估计会发展成中国未来最富裕的一个区域，佛山、广州、东莞、深圳、香港五星连珠，也可能是全地球最富裕的一个区域。
到 2035年时，广东省将超越韩国、法国、英国，相当于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常住人口也将达到 1.32亿。
到那时，湛江和汕头应该也发展起来，除了珠三角，广东将实现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
希望到 2035年，当后人读到这一篇文章时，当知道前人创业不易。
也当记得，丹霞岭南的辉煌成就，不是以一省之力造就，而是举全国之力，才有了广东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