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香港疫情爆发，抗疫成绩拉垮得惨不忍睹，每天确诊几万例，两三百人死亡，还连带深圳得了一场重感冒，算是有疫情以来，大中华地区最差表现。
香港疫情刚爆发时，我个人推测可能会造成几百人病亡，没想到现在一天两三百人，远远超过常人想像的底线。
在中央派出大量医护人员到达香港后，仍然不见好转，一般内地任何城市发生疫情，中央一声令下，大概就是一周内基本扑灭，唯独香港油盐不进，到发稿时还是每天有200多人死亡。
这中间不管是建方舱医院，还是内地医护到港，中间都发生过不少摩擦，又把内陆网友搞得忿忿不平。
内地这边每天给香港供应2000多吨蔬菜、3000头活猪、26吨冰鲜猪肉、8万只家禽，好吃好喝伺候着香港，香港怎么就是不领情？
疫情搞不定就算了，还传染到深圳，传染止不住就算了，派出三甲医院300名医生护士好心援港，香港媒体这边居然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怎么投诉内地医护人员？
这种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操作频频出现在香港，跟内地各城市热情互助形成巨大反差，也算得上是中国城市里的一朵奇葩了。
最近林郑在新闻发布会上时，说出“叫我们做全民强检的人士也要反思”，这种在内地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要反思，内地更是打破头都想不通啊。
早在2月15日香港疫情泛起，单日确诊2000例时，林郑就宣布香港无封城计划，不封城一是香港是金融中心，要和全世界保持沟通，二是香港政府根本没有这个动员能力，他没有内地深入基层的组织架构，也没有详实的居民资料，无法保障隔离管控期间的生活必需。
比如内地的公务员在封城期间，可以为市民去购买物品，香港可不行，得改合同，敢让我当外卖仔？非得去法院告政府不可。
香港其实连全民核酸的能力都没有，更不可能有封城的能力。
大家不禁好奇，为什么香港在中国是如此的奇特？它待遇如此之好，为何总对内地或中央抱以敌视？它明明是中华文明圈的一份子，却总是表现得像游离在外的陌生人？
所以打算写下这篇文章，解释下香港形成这种局面的由来。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香港形成今天这个局面，始生处，是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当年解放军占领广东后，完全可以一波拿下香港、澳门，要知道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开进长江，还想玩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把戏，照样打得他们回家找妈妈。
1950年志愿军可以在朝鲜对抗世界最强的美军，1949年怎么可能打不下小小的香港？
香港、澳门弹丸之地，那点可怜的防守不堪一击，要拿下唾手可得。
清王朝和民国政府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新中国几乎一概废除或不予承认，英国人占领香港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就属于不平等条约，属于废除之列。
既不存在法理，武力也搞得定，那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澳门呢？
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跟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起香港、澳门问题，是这样说的：
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
那时英国人也需要香港，眼见我们没有马上收回香港的意思，刚被揍过的英国人秒懂，1950年1月6日，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与台湾省国民党的关系自然终止。
不收回香港、澳门，其实就是给我们和欧美国家留下一个交流的口子，建国后，我们确实站在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但我们也需要吸收欧美资本主义阵营的营养，发展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
留下港澳，就是不把事情做绝，给未来的大战略留下回旋空间。
一切以务实为重。
从那以后，香港就成为我们跟欧美沟通的重要窗口，石油、化学物品、汽车、机械设备都是通过港澳两地（主要是香港）转运进内地的。
比如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棉布、药品、以及制作汽油桶的黑铁皮。
尤其是黑铁皮，关系到汽油运输，战略意义重大，赚得又少，霍英东说自己“我没有（打破禁运）那么高的认识，但一点认识、一点想法也没有，也不是事实。”他还是选择多运送利润更低、更重的黑铁皮，想尽办法躲过英海军巡逻，送到深圳蛇口，为抗美援朝做出过巨大贡献。
因为这个原因，英国官员不与霍英东同坐，不接受霍英东捐赠，处处刁难霍英东，霍英东也是港岛富豪中，唯一没有获得英女王授勋的人。
我们也知道霍英东在英国人那里受了委屈，2006年霍英东病逝，获得棺椁盖五星红旗，行政区降半旗致哀的国葬级礼遇。
这种待遇，李嘉诚这辈子就不用想了。
在1960年代苏联意图控制我们，我们激烈反对后，中苏关系破裂，这时候，香港就不仅仅是对欧美，而是对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
找人、找货、找钱都得依赖香港，香港一手对接欧美的产品和资金，一手对接十几亿人的消费市场疯狂输出，不富才怪。
香港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红利期，高速发展起来，建立在发达的物质基础之上，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推进，又陆续形成了文艺界的高光时刻，诞生了一大批拥有巨大影响的明星和电影、电视、音乐、文学作品。
出于这种特殊的地理和政治位置，让香港人长久成为内地和欧美之间的中间商，赚足了差价，连语言风格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比如他们日常说话方式，粤语中间夹杂着英文，就是典型的要两头打交道形成的生活方式。
其实香港人也不是故意装逼，而是有些词对应不上中文，或者想不起中文怎么说造成的粤英交杂。
比如“brunch”对应的早午餐、“position”对应的头寸，后来就习惯了，日常说话就“check一下e-mail”、“我有个friend叫jason”这样。
但鼓吹什么“香港人独有的狮子山精神”，那是人富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其实说穿了就是个中间商。
准确地说，香港和内地是一直相互需要的关系，香港没有内地巨大的消费市场，就不可能富裕，而内地没有香港的产品、资金输入，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制，大家各取所需。
内地一直希望香港好好做中间商，香港急需的事物，内地都会全力提供。
香港人口飞涨，广东1959年迅速开建深圳水库，每年向香港供水50亿加仑（2275万立方米），当时每一千加仑仅收取0.1元人民币。
香港缺少生活用品，1960年代时，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新中国供应。
香港现在的主要供水，还来自东江，电力也主要向内地购买。
我们对香港这么千依百顺，是因为真的谁也离不开谁。
香港是两头对接，两头拿好处，它既享受到了天量市场、特殊待遇，也能在欧美国家拿免签、做贸易中间商等优质资源。
在珠三角的台湾人明显比香港人要小家子气一些，给福利加工资给得抠抠搜搜，那是因为台湾人的钱都是开工厂，一毛钱一毛钱赚来的血汗钱，而香港主要从事贸易中间商，不干苦活累活，钱来得容易，花出去也容易。
我问过一些香港人的想法，其实他们就想谁也别管他们，一直这样享受两边的好处，逍遥自在地过下去。
曾经的香港，吃红利吃到挣钱简直易如反掌。
举个例子，以前大量的内地外贸企业，是必须注册一家香港公司，必须在香港有账户。
因为外贸公司如果是深圳公司，深圳户头，这批货值10万，就只能报10万，如果以香港公司报关，这批货值10万，只要报2万，因为钱是打到香港户头的，可以少交税。
这样的外贸公司其实有两套账，一套给海关，一套给客户。
香港账户上多出来的钱，最后再通过地下钱庄运作回内地。
香港许多人就能依靠这条利益链生存，有人帮开公司，有人帮转账。（现在不行了）
再举个例子，香港关税极低，苹果手机和名贵手表之类，在香港的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
这就催生了巨大的水客群体，来往穿梭于深圳口岸，想办法将东西带到内地赚差价。
这些利益链条，都只有在香港才会发生。
但历史的红利迟早是要吃尽的。
香港回归时是1997年，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始飙升，香港基本没什么变化，安心搞一国两制，该怎么过怎么过，继续吃两头。
但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狂飙突进20多年，内地城市飞速发展，香港的职能很快被内地城市一一分解，GDP也被内地的北上广深逐一超越。
香港的三大中间商功能是人、货、钱，人跟货香港的参与度越来越小，到现在，就剩下钱，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核心。
钱，就是金融。
这个是香港独一无二的东西，深圳、上海是无法取代的。
我们都知道美联储通过减息和加息两大杀招，不断地反复收割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减息时美元流入各个发展中国家，加息时美元流回美国，导致发展中国家因缺少流动性资产崩盘，美元再回去低价回购发展中国家的资产。
为了避免被美国收割，中国实行了严格的金融管制，但这种做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外面的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们觉得不安全。
但香港可以。
香港的资本与金融账户是开放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有较低的税率，而且还采用了英美法系的司法体系。
因为这些钱的主人，大部分来自英美国家，或者受到英美庇护的下级国家，他们天生更信赖英美司法，所以香港的司法部门里曾经那么多英国人，外资一看台上都是自己人，他们就放心了。
这也导致在2019年香港动乱时期，这些英国法官理所当然帮助乱港分子。
如果拿到香港身份，那就更爽得飞起，肉体上资本家是事实上的多重国籍，几乎全球免签，金融上钱可以自由进出，有什么不对可以快速跑路。
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企业需要融资做大，就需要外部资本对内地企业进行投资，这个功能在内地城市是无法展开的，但香港可以。
2020年，在港交所挂牌的新上市公司共154家，共募资3942亿元，其中四分之三是内地企业。
香港的金融市场不是香港市民撑起来的，是全球资本撑起来的，这是香港跟东京、深圳的区别。
最近中概股在美国股市遭到了血洗，这些中概股要是有一天要被逼退市，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回香港。
如果不上市，你让中国这些企业到哪拿钱搞研发？怎么给员工提供高薪岗位？
那明年新手机推不出来怎么办？新的电动车上不了市怎么办？请不到优秀的工程师怎么办？
能同时兼容英美法律体系、中国内地企业融资功能的香港，是现阶段不可替代的！
保护现在香港现有的模式，对中华民族暂时是利大于弊的。
香港模式是一个整体，包括了大量内容，比如在意识形态上，香港更亲欧美，毕竟这么多年了，欧美一直领先世界，许多香港人其实骨子里是把自己当高等华人的，他们从内心深处不屑于跟内地人交往。
现在内地人居然做了他们顶头上司，部分内地人居然还比他们有钱，这真是不能忍，这世界，明明只有盎撒白人老爷能管我们这些中间商。
香港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欧美化的，所以欧美控制不了疫情，香港也控制不了，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纽约能管好疫情吗？伦敦能管好疫情吗？巴黎能管好疫情吗？既然他们做不到，香港当然也做不到。
想让香港彻底控制疫情，就得让香港换成内地城市的模式，要换模式，那香港就不是香港了，谁都付不起这么大的代价。
这是基因里决定的东西，微操改变不了基因。
香港很多奇怪的事情，你只要摸到这个底层逻辑，你就能搞明白了。
最后做一个简单总结：
香港是中国最特殊的一座城市，它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是亲欧美的，动不动就闹情绪，我们也觉得不好，但现在只能容忍。
我们暂时也没打算换模式，它闹情绪就只能哄哄，因为香港还有个特殊的金融功能，这个功能是不可替换的，对我们利远大于弊。
在这种模式下，香港会产生一些弊端，比如无法控制疫情、司法亲欧美、记者医生教师一堆反中分子，经常搞一些妖蛾子实在很烦，但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我们不能莽，我们要继续忍。
一直忍到人民币完成国际化，一直忍到将美国从世界霸主的位置掀下来，一直忍到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什么时候，人民币走向了世界，我们站在金融的顶层，才可以让香港切换模式。
打碎金融霸权的路还十分漫长，我们还要有足够的大局观、足够的耐心等待。
最后的最后，我想讲一个小故事。
1956年冬天，一位仅21岁，在内蒙古工作的上海年青人，因为天气太冷，把附近一座木桥拆了当柴火烧，他因此被定上一条破坏交通罪，接受隔离调查。
年青人决定逃往外蒙古，但坐火车坐错了方向，往北变成往南，竟坐到了大连。
他在大连投靠哥哥，哥哥不敢收留，给了些钱叫他继续逃。
年青人颇有些手艺，亲手伪造公章、证件、介绍信，一路从大连又逃到了广州，在广州时，看到一条偷渡香港的广告，最后交了450元偷渡费后，成功逃到香港。
最后在香港靠写作杀出一片名头，代表作是《卫斯理》系列，对的，这个人就是倪匡。
从个人角度上来说，倪匡的经历充满传奇，他在内地最苦的时候，逃到了最繁华的中间商香港，实现了个人价值最大化。
中国内地是多么艰苦，苦到冬天人冷得要拆桥御寒。
倪匡可能是了不起的，但有一部分人，更加了不起。
因为倪匡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是靠换平台获得的，而有一部分人，则靠着苦干实干，直接让平台升值，让内地一点点发展起来，让无数人摆脱了贫穷。
是的，我说的是那些为了中华民族而奋斗至今的人。
如果内地没有发展起来，香港永远是香港，它永远是吃得满嘴是油的中间商，对大陆保持着既同情又陌生又怜悯的距离，这种距离，还掺杂着一丝丝的优越感。
为了个人奋斗，是了不起，而为了全民族奋斗，则是伟大的。
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
我始终认为，我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帮助家乡，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