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崇祯的谕旨后，袁崇焕长长舒了口气，知道自己暂时过关，然后去忙着拆分东江镇，继续推进宁锦防线的筑城、屯田、练兵，另假装和皇太极和谈，以争取发育时间。
和谈这事，袁崇焕再次犯了“不跟领导打招呼”的恶习，他只在跟内阁首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的私人书信往来中，提到想跟皇太极和谈，而且钱龙锡和王洽明确反对，袁崇焕从来没有在正式公文、工作汇报里提到过这件事，谁都不知道，他真的就自作主张开始和谈了。
当时明朝朝堂有个大忌讳：不能和后金讲和。当时官方都认为，后金是建州叛臣，努尔哈赤是明朝敕封的龙虎将军，后金不是外国，而是作乱造反的边疆叛党。只要跟后金议和，那就等于把“平辽复土”这个政治目标搁置甚至放弃，辽东几百万沦丧辽民、战死将士，在舆论上就没法交代了。
当时议和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袁崇焕居然还是不跟任何领导打招呼（努尔哈赤病死，他派人去吊丧还知道先上报天启），崇祯不知道，阁臣、九卿、言官通通不知道，那出事以后，谁又愿意替他分担责任呢？
袁崇焕打仗水平是没问题的，但他的一系列职场操作，真的是太离谱，放在明末这种高压环境，他能死这么晚都算不容易了。
四个多月后，大祸终临。
就在袁崇焕假意和皇太极和谈，趁机修城推进的功夫，皇太极也在假装和谈，趁明廷没有留意，抓紧时间拉拢漠南蒙古喀喇沁部。
之所以要拉拢喀喇沁部，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对大明极其致命，牧地就在蓟镇长城外面、张家口到喜峰口外，他们熟悉所有山间隘口，一旦有这些牧民领路，就等于拿到了通往北京的向导。
天启七年，北元大汗林丹汗西征，猛攻喀喇沁部，劫掠大量人畜，亏得喀喇沁部在赵城抱团死战一场，全族才侥幸存活下来，此时喀喇沁部苟延残喘，极需关心照料。本来喀喇沁部长期拿着大明抚赏，靠和大明开市贸易活命，因此自然而然向明朝求粮食和支援，想让大明帮自己挡一挡林丹汗。
虽然袁崇焕提议抚赏喀喇沁部并开市卖米，稳住北方屏障，但此时明廷财政高度紧张，军事也已被后金拉到极限，实在无力拨款拨人给喀喇沁部，并没有出手相助。
皇太极对喀喇沁部的态度刚好相反，他打不过袁崇焕，就得想办法找其它入口进入中原，熟悉地理的喀喇沁部，恰好就是他最急需的领路人。
皇太极当时不仅有大明一个敌人，实际上林丹汗、朝鲜、外藩蒙古都跟他不对付，要想顺利进入中原，就得先打击武力威胁最大的林丹汗，以避免腹背受敌。现在为了拉拢喀喇沁，刚好顺路去削一削林丹汗，于是皇太极在崇祯元年亲征，以多尔衮和多铎为先锋，猛攻察哈尔下属的多罗特部，俘获上万部众。同时派人向喀喇沁部传话：林丹汗是你我共同的敌人，你若和我结盟，我便出兵保护你，帮你报了血仇；你若继续依附明朝，我们和察哈尔两面合围，估计喀喇沁命不久矣。
喀喇沁见大明不来相救，后金又把仇家打得哭爹喊娘，也没多犹豫，于崇祯元年七月十九日，派出以四个喇嘛为首、五百多人的使团到达盛京，正式请求结盟。皇太极隆重接待，以平等同盟的姿态谈判，一把将喀喇沁部拉入怀里。
两个月后，后金带着喀喇沁、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诸部一起攻林丹汗，把林丹汗打得西逃，再度确立共同利益。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要求归附他的蒙古各部“悉遵国制”，从此后金是他们的上级，蒙古各部是后金的藩属，大家不再是同级关系。
喀喇沁部此时还在和明朝正常贸易，将拿到的粮食与物资分流一部分给后金，同时帮后金搜集明朝的边防信息。就在毛文龙被杀前后，喀喇沁部的布尔噶，已经将突破龙井关、大安口、喜峰口防线的重要情报，向皇太极汇总完毕，后金已经做好了绕道攻击北京的准备。
没有保护喀喇沁部，是大明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从此以后，后金只要拿辽西走廊没办法，凭着一人多马轮换的移动优势，十天时间就能转战到喜峰口，从喜峰口杀到北京城下。
后金绕行喜峰口示意图，图源：星球科普局
之后清军五次从喜峰口杀到河北平原，可把崇祯给折磨惨了。
喜峰口是用来防备蒙古骑兵的，因为明后期防御重点是东北后金，几十年没有大战，正北方的喜峰口日渐废弛，边墙大量坍塌，兵员严重缺额，烽火墩都没啥士兵警卫，且多是混饭吃的老弱残兵，整个防御体系失灵，后金大军摸到长城脚下，前哨很晚才发现。
喜峰口也不只主关这一条路，燕山山谷里有很多可以攀爬的侧坡、偏隘，隘口加起来都有一百多处，喀喇沁部对这些地理关键已烂熟于胸，能随时给后金提供军事情报。
袁崇焕考虑过后金会绕道喜峰口，因此早上疏陈奏，“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但他管不到这边的防务，虽然名义上是蓟辽督师，蓟镇却有独立的总兵、顺天巡抚，他不能直接插手军务，更不能调兵改造蓟镇，连他派过来协防的少量兵马，也被地方官遣回。
喜峰口的陷落，已经近在眼前。
崇祯二年十月初二，皇太极召集满洲八旗主力三万多人，再加喀喇沁、科尔沁蒙古部一万多人，合计4-5万人，由布尔噶为向导，在沈阳谒堂子正式起兵攻向北京，一路势如破竹。
十月二十六日，后金军破龙井关与大安口，二十七日，后金军在向导指引下，从喜峰口两侧山壁小路攀援而上，居高临下压制明军，守军溃散，喜峰口陷落。
在宁远与锦州被打得毫无脾气的皇太极，尽情奔向华北平原撒野。
大明国门大开，中央核心国土，第一次被女真铁骑肆意践踏，华北十万火急，京师高度戒严，崇祯下诏全国勤王。
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在中后所得知皇太极入关的消息，当即派游击王良臣去通知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救。此时赵率教却早收到朝廷调令，挑选四千关宁精锐铁骑急奔遵化（今唐山遵化），以抢在皇太极前面守住遵化城，保住京师东翼，王良臣压根没追上赵率教。
关宁铁骑极限急行军时，为了抢时间，人不离鞍，干粮随身，沿途几乎很少歇息，常常有战马活活累死，士兵也极度疲惫、缺粮缺水。赵率教带队三昼夜狂奔，一口气跑了大约三百五十里，十一月初四抵达蓟镇核心重镇三屯营，想在这里短暂休整。
赵率教在城下喊话：我是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奉朝廷之命驰援遵化，连日奔驰，人马疲惫，请求入城短暂休整，补充粮草饮水，歇定后即刻西进救遵化。
当时蓟镇、关宁分属不同指挥链条，平时隔阂很深，蓟辽总督刘策，也没有给三屯营里蓟镇总兵朱国彦下达过协调通知，晚明武将对“他镇兵马入城”十分警惕，重重混乱下，朱国彦居然拒绝赵率教入城。
赵率教无奈之下，只能带着这支极度疲劳的骑兵，继续向西六十里，直奔遵化。
然而此时皇太极大军早到了遵化周边，并估算山海关会派骑兵来救，便派出阿洛格带着左翼四旗与蒙古骑兵前出扫荡，警戒遵化以东来路，专门拦截东面过来的明军，提前在遵化、三屯营之间的谷地、山道设伏，以逸待劳。
赵率教的队伍已累得精疲力尽，连侦察哨骑兵都没有余力向前远探，四千铁骑进入阿洛格山谷埋伏圈后，乱箭如雨，八旗与蒙古兵突然杀出，关宁精锐无力抵抗，赵率教中箭落马，战死当场，花费无数心血建立的四千关宁铁骑，也教阿洛格部几乎杀光。
歼灭赵率教后，皇太极又命攻遵化城。城里本是老弱残兵，人手也不足，教八旗从四扇城门齐攻，半天就被攻破，守城的顺天巡抚王元雅见大势已去，在巡抚衙门自缢而死。
清军入城后，皇太极下令，凡是持兵器抵抗的官兵一律斩杀，主动投降且愿意剃发的可不杀，另还特意吩咐收殓王元雅的尸首，用棺木装殓，以彰显自己爱惜尽职文官的姿态。
从皇太极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比努尔哈赤在政治上要成熟许多，努尔哈赤更倾向于暴力屠杀，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皇太极则有意吸纳明朝文官和士绅，对他们又拉又打，尽忠尽孝的还要倍显尊重，以方便后期招抚其他明朝官员，帮他治理天下。
拿下遵化后，皇太极将它当成入塞的大本营，让范文程带八百兵驻守，又转头去攻周边的三屯营，三屯营里的饭桶听到赵率教全军覆没，遵化城破，人心惶惶。八旗军还没到，副总兵朱来等中层军官带头连夜逃跑，部队直接溃散，守军自行瓦解。总兵朱国彦拦不住下面这些饭桶，便把逃跑将官的名单写出来，张榜在大街上，然后和妻子一起上吊自尽。
朱国彦也不是啥识大体的人，赵率教的死他负有重大责任，但气节还是不错的。
在遵化城破的当天，袁崇焕与祖大寿从山海关出发，带着九千关宁铁骑，以急行军的速度狂奔，于初十赶到蓟州城（今天津最北部的蓟州区），正面堵住了皇太极。
皇太极正忙着在遵化城外扫荡玉田、三河一带，抬头一看，老朋友袁崇焕正在前方等着自己，皇太极自知打不过防守状态的袁崇焕，不想跟他纠缠，居然趁夜带兵绕过蓟州，直接向北京打过去。
蓟州跟宁远不同，它周边有的是绕行道路，而且城北是破碎丘陵，有多条独立沟谷，守城方视野不连续，兵力又不够用，哨骑只能盯住几条主要谷口，皇太极确实想绕就绕。
这就坑苦了袁崇焕，因为他刚到蓟州，就给崇祯做了个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就是说皇上您放心吧，敌人一定被我堵在蓟州，不会跑到您北京城下的。
“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是短期目标，“五年平辽”是长期目标，袁崇焕向崇祯拍胸脯保证的两大目标，一个都没实现，崇祯的心态都被他钓成翘嘴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崇祯能不发火吗？
后金绕城后拿下三河、香河、顺义，一路杀到北京近郊，十一月二十日，在城北德胜门、城东广渠门与明军同时开打。皇太极在德胜门对付满桂与侯世禄带领的宣大援军，广渠门由莽古尔泰率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各精锐主力，迎战追上来的袁崇焕部。
德胜门开战后，后金照例发起冲击，侯世禄所率大同兵，第一次见识到后金强大的战斗力，阵型一击即溃，向后败走，只剩满桂5000宣大骑兵在城外硬扛。满桂属于重装战士型英雄，在宁远、宁锦都打过硬仗，敢亲自带队往来冲杀，手下兵马也勇猛，一时跟后金打了个不相上下。
此时城上有太监监军，城头火炮本来按宁远城的打法，用来支援满桂的，此时两军近身混战，城头难以分辨，那些太监许多也是饭桶，红夷大炮竟落入满桂本阵，误伤大量宣大兵，满桂本人也被炮火击伤，部队伤亡惨重，只能从德胜门撤入瓮城休整，暂时休战。崇祯得知战况，派人给满桂送药，犒赏慰问。
我为啥说这些太监是饭桶呢？我是有证据的。
从明末到清初，有一位叫叶绍袁的老人，写过大量记录当时生活细节的自传文章，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叶绍袁49岁时完成《自撰年谱》，57岁时完成《续谱》，明亡后的岁月，则写在《甲行日注》里，记录内容真实可靠，是当前研究明末生活的重要史料。
1629年皇太极攻北京时，40岁的叶绍袁，恰巧在工部任虞衡司主事，并兼任多项城防与工程事务，亲历了当时种种混乱场面和太监的贪婪、阴毒、愚蠢。
在皇太极还没打过来前，叶绍袁在工部负责河道工程，他和同僚精打细算，最终核算花费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两，比最初预算的二十二万两节省了一大半，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功，但却被太监们集体深深记恨，因为这多出来的十几万两白银，是太监通过工程赚钱的重要手段。工部尚书为叶绍袁请赏，结果皇帝不仅不赏，太监们还从皇帝那搞到一道严厉旨意，让叶绍袁这些节省了公款的人，全部以“有罪之身”继续留任干活。
至于在皇帝面前给他安了个什么罪名，叶绍袁至死都不知道，反正太监是最靠近皇帝的人，很容易向皇帝打小报告，皇帝好像也没时间复审这些小报告，直接就批了。
所以这些死太监，是得罪不起的。
皇太极围北京时，全城戒严，叶绍袁被任命去朝阳门负责守城，当时京城军务大部分归太监管，一群没读过书的阉人，成了知识分子的领导，叶绍袁作为进士出身的工部主事，要听大大小小的阉人使唤。
叶绍袁就亲眼见着这些太监变着花样贪污搞钱，有次管军务的提督太监上奏，说红夷炮的架子得换新，工部便运来老大的香楠木，砍出一小部分做炮架，剩下的太监贪了。架子换新后又说要好好保养，增加预算做一批布盖上，这批布做好了又嫌丑，再去染了个好看的颜色，染好颜色又说没气势，得画上皇家龙纹，为了一块布，没完没了地增加预算，没完没了地贪钱。
对叶绍袁这些中高级文官，稍有不从，太监们便当众非打即骂，叶绍袁形容自己“衣冠扫地”，一点官员的尊严都没有。
太监权力的本质是皇权的延伸，皇帝无法信任文官，便派亲近自己的太监去监督官员。但太监文化水平太低、私欲太重，且许多有人格扭曲迹象，有一点权力就喜欢折磨别人并肆意贪污受贿，因此这个群体的名声也非常差。
所以说他们是饭桶，那是一点也没冤枉他们，满桂没被他们炸死，已经是侥幸了。
广渠门这边，袁崇焕率九千骑兵对阵后金最强主力，打得比德胜门更凶险。
与宁远之战不同，这次袁崇焕没有步兵与重炮，只有九千刚完成急行军的疲惫骑兵，只能将祖大寿领右翼、王承胤领左翼，自己领中路迎战休养充足的后金精锐。
莽古尔泰率左翼四旗护军与蒙古兵，猛攻祖大寿的右翼，祖大寿死命顶住，后金又分出一部兵力去攻王承胤的左翼，王承胤扛不住，将士向南后撤。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没有追击王承胤，突然直接冲向袁崇焕中路本阵，双方混战在一起。袁崇焕作为主将，竟有后金骑兵冲破明军阵型，持刀直扑过来，亲兵袁升高举刀格挡，刀刃相撞折断，这一刀险些砍中袁崇焕。后金又向袁崇焕所在位置疯狂射箭，箭矢如雨，袁崇焕重甲上扎满箭头，“两肋如猬”，幸亏重甲质量好才没有被穿透。
眼见中路吃紧，祖大寿从右翼向前侧击后金侧翼，后金两面受敌，阵型崩乱，被明军一路追击到运河边上，袁崇焕因手中兵力太少，不敢远追，未能及时歼灭后金主力。当晚后金后退十余里，移营南海子（今南苑）。
袁崇焕以弱敌强，在城外跟后金硬碰硬，居然还能略胜后金军，也是明军少有的胜绩，说明大明手头这支关宁铁骑，已锻炼出一定的实力。
那为啥这支关宁铁骑战斗力就这么强？
第一是兵源，关宁铁骑主要来自辽人和归附的蒙古人，辽民跟后金有血海深仇，愿意以性命跟后金血战。蒙古人则多为待遇优厚的精锐家丁，比如祖大寿麾下有三千“降夷左右营”，成员多为归附过来的蒙古人，这些人从小“控弦习战”，天生的马上战士。这两种兵源都习惯了后金战斗力，并不畏惧后金冲锋。但内地兵就从来没体验过这种战争强度，所以德胜门侯世禄的部队，面对后金军一冲就垮，跟袁崇焕部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是装备。历经跟后金一轮轮对阵，明军也会总结经验，为了防后金弓箭，重骑兵都身披厚棉甲或重铁甲，将领亲兵则配重札甲，每人并配备两到三匹战马，保持快速机动性，袁崇焕这一战身上扎满箭，但重甲没有被射穿就是好例子。很多内地勤王兵甲胄简陋，被后金一轮箭雨就射垮，第二轮冲锋就自然溃散了。
有些资料说关宁铁骑另装备了三眼火铳，这种冲锋时先射击，接阵后直接将铳管当作铁榔头抡的火器，是打败后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不是的，三眼火铳有效杀伤距离只有30-50米，精度差、装填慢，适合精锐前锋选备，这九千人里大概只有2000人备配，并不是战场主力，全军还以弓骑和长枪骑兵为主。
第三是阵型。从萨尔浒战败后，明军高层反复研究后金野战思路，发现后金都是重装前锋冲锋，冲垮明军阵型，然后分割追杀的方法。因此明军搞出一套紧密骑兵方阵，马队互相依托的主阵型，长枪手在前，刀手、弓手配合，克制八旗的重甲护军近身突击，侧翼再预留机动力量，比如广渠门王承胤的左翼，扛不住但阵型没乱，没有被生吃，而祖大寿的右翼，专门抓对方进攻露出来的侧后弱点，以“顶住正面，反打侧面”来反击。
但不能说此时关宁铁骑跟后金已经不相上下，此战后金军是地形限制其机动性，又出现指挥失误（不吃下王承胤部就去攻袁崇焕），关宁军结阵依托后拼死奋战，才换来这一局小胜。正常野战的话，后金还是略强一些。
广渠门之战结束后，崇祯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原满桂部下，紧急接替赵率教任山海关总兵）及兵部尚书申用懋，在紫禁城平台询问战况，袁崇焕主张跟后金议和，崇祯内心不悦，只安慰晓谕他，袁崇焕见小皇帝坚持，就不再提议和的事，但又极力请求率兵入城休整，崇祯这时已很反感他的提议，当场拒绝。但为了安慰他，还是赐给袁崇焕貂裘、银盔甲。
客观来说，明廷确实需要一次跟后金议和的机会，但前面也说过，跟后金议和就是政治不正确，袁崇焕这是在挑战崇祯的心理底线，崇祯难免反感。而提出率兵入城休整，那是朝廷大忌，武将率兵进城，就有夺皇权的危险，崇祯素来多疑，从这句话开始，就更加对袁崇焕充满猜忌。只是此时还要用袁崇焕救急，便将心中怒火压了下去。
北京城外的战争还在继续。
广渠门被袁崇焕击退后，皇太极颇有些忌惮，休整了七天，才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进攻东南方向的广安门。
擅长防守的袁崇焕与祖大寿早做好了准备，在左安城门外扎营，立起木栅、整理阵型，将后金攻势一波波打退，皇太极情知袁崇焕是自己越不过的高山，北京城也确实城高炮多，眼见各地勤王兵马还在源源不断汇集，于是决定放弃强攻京师，转为在京畿周边劫掠，并意图实施反间计，离间崇祯与袁崇焕。
很多历史资料都说崇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才误杀了袁崇焕，我认为并不是，皇太极的离间计颇有点拙劣，崇祯对袁崇焕极为失望、忌惮，才是他杀袁都督的真正原因。
皇太极打不过袁崇焕，就将北京周边南海子、良乡、固安、房山一带的大量良田、庄园、别墅一扫而空，连财物带佃户打包带走，这些财产大都属于明廷皇亲勋贵，在荣华富贵中泡大的权贵们受不了这种打击，天天进宫向崇祯诉苦。这些人总得找个发泄对象，而最好的对象，就是袁崇焕，他们纷纷指责，就是因为袁崇焕拦不住皇太极，甚至有意纵容，敌人才跑到京城脚下，将皇亲勋贵家产抢空，袁崇焕才是一切祸根的原因。
京城里流言四起，皇帝、朝臣、勋贵、言官、太监都主张把账算在袁崇焕头上。
既然大家都恨袁崇焕，那皇太极的离间计，后金需要，明廷更需要。
这个离间计也不复杂，后金军抵达南海驻营的时候，后金在大坝牧马堡俘获了两名御马监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以及三百多名随从，皇太极安排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达海离间这两名太监。
后金把俩太监单独看管，夜里，高鸿中、鲍承先故意坐在隔壁，压低声音，假装私下密谈，让俩人太监偷听，他们说：“今日撤兵，乃是大汗的计谋。方才看见大汗单骑上前，有两个人从袁崇焕那边过来，和大汗说了很久才走。袁经略有密约，大事很快能成。”
杨春假装熟睡，把对话全部记在心里。十一月二十九日，后金故意放松看管，让杨春和王成德找着机会逃回北京，杨春进宫，把偷听到的内容直接禀报崇祯。
这个离间计的过程极其蹩脚，哪有这么重要的机密，在这种场合恰巧被人听到？而看管又恰好放松警惕，让偷听人逃回去报信的？崇祯只是刚愎、急躁、多疑，崇祯不是傻叉。哪怕崇祯是，内阁大臣这些人精，也不会轻信这种说法，军事上这些文臣都是弱鸡，但玩政治这些人个个都是专家，这种低劣的计谋，都不知道从哪本演义小说里学来的，根本就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但这个离间计来得及时，大家都想要袁崇焕负责，太监的口供，就是一根很好的导火索，明知道不是真的，但大家可以假装是真的。
决定事情走向的通常不是智商，而是利益。
整个明廷的怒火，便因此倾泄到袁崇焕的身上。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进紫禁城平台议事。
崇祯元年七月，朱由检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袁崇焕，三次见他都在同一个地方，但一年半过去了，18岁的朱由检，对45岁袁崇焕的态度，已经从满心期待，变成了深深的失望厌恶。
众人来到平台后，崇祯单刀直入，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面对后金逗留不战？袁崇焕没想到小皇帝会突然发难，没做好心理准备，一时无法回答。崇祯不等他再有反应，直接下令锦衣卫将袁崇焕抓起来，投入诏狱。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把旁边的祖大寿吓得不轻。
大学士成基命在旁边，见祖大寿神色慌张，反复叩头劝崇祯：敌在城下，非他时可比，请慎重！
崇祯说：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袁崇焕无数次给自己设死亡KPI，也无数次踩崇祯的底线，说明他政治认知低。但崇祯的处理手法也极不理智，我认为甚至到了昏庸的地步，皇太极的军队还在城外，几名大帅还在拼命护卫京城，你当众把袁崇焕拿了，你教别的将士怎么想？就不怕别人为了保命暴走吗？
袁崇焕政治上固然有错，崇祯的处理手段更拙劣，并且在后面十几年，他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这种极低水平的政治表演。
果然这事一发生，城外部队人心惶惶，关宁军对皇帝抓袁都督不理解，也害怕一并获罪，大家越想越不安，在初三夜里，部队自行哗变，决定不守京城，兄弟们一起回宁远吧。
祖大寿作为统帅，同样内心惶恐，但没有主动煽动拔营，是各将士自己收拾行李往东跑，祖大寿阻拦不住，被部队裹挟着一起走。
一代名帅孙承宗当时在通州，初三看见辽兵不顾北京成群向东，66岁的老头马上派人去追，追到邦均店，才追上军队后部。士兵们不理孙承宗的人，反而弓刀相向，劝不住。
部队走到玉田时，孙承宗和蓟辽总督刘策的劝谕文书送到，祖大寿还试着劝大兵们停下来去收复遵化，但将士们被崇祯的所作所为寒了心，还是坚持要回关外。崇祯这才发觉自己把事情搞砸了，赶紧派兵部余大成等人，去狱中劝袁崇焕以社稷为重，让他写封书信安抚关宁军。
崇祯死要面子，只口头授意各高官轮流去劝袁崇焕，没有正式下圣旨---堂堂皇帝下旨派人去求钦犯写信，他拉不下这个脸来。袁崇焕起先不肯写，余大成反复劝他以国家为重，才落笔写了一封手札短笺。
关宁军一口气连走了八天，十二月十一日到达山海关欢喜岭扎营，这时袁崇焕狱中手书送到。
信中先安抚了辽军将士，说你们不是叛军，只是因我下狱，恐惧获罪，我明白你们的苦衷。又劝大家不要退回宁远，大敌尚在京畿，社稷危急，辽兵是国家栋梁，当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以战功为自己、也为我袁崇焕洗清冤屈。大家要奉朝廷和孙承宗的调度，大丈夫以报国为先，不要因我一人祸福，置天下安危不顾。
读完书信，祖大寿跪地捧书大哭，全将军士也跟着痛哭，军心震动，这才停下回宁远的脚步。之后孙承宗也派马世龙带来抚谕反复安抚，关宁军才决定重回北京作战。
大量历史书很少详细记载关宁军出走这一段，而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是想告诉大家，崇祯是一个多么自负、刚愎、冲动、猜忌的领导，他反反复复犯下这种错误，一次一次伤了下属的心，让原本对大明充满热血的人，逐渐对他无比抵触。
崇祯渴望改变被动的局面，渴望获得胜利，总是一次次下重注，但下完之后又悔忌夹杂，动不动杀下属来背锅。
像前文提到的蓟辽总督刘策，这人是崇祯二年夏天才上任，蓟镇几十年边墙坍塌、兵额虚冒、老弱病残久不操练，是万历、天启一路留下来的烂摊子。皇太极从喜峰口破关时，刘策上任不过几个月，手上兵力远远不够防守。几个月时间，岳飞也不够让一支军队起死回生，蓟镇腐坏跟刘策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他本来在朝中名声就不错，是个办实事的人，事后也跟着孙承宗一起招抚辽军，既没有逃跑，也没有消极观望，可以说尽职尽责。
崇祯事后为了平息众怒，除了要杀袁崇焕，在崇祯三年正月，还另把刘策和总兵张士显拖出来，安了个“防御不力”的罪名，拉出去砍了头。兵部尚书王洽也给投到诏狱，几个月后折磨至死。
碰到这种死要面子，做错事不认，又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下属的领导，哪个下属心里会服气？哪个下属还愿意实心办事？崇祯在后面还反复玩这种套路，玩得朝堂上下对他彻底寒了心。
权力也是有执行规则的，不是你拥有权力，你就可以胡乱使用权力，权力的执行必须名正言顺，否则不得人心。
你胡乱使用权力，权力就会失去执行力，慢慢崇祯就会发现，他要求下属执行命令时，就像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对着空气挥舞利剑，起不到一点作用。
虽然明朝的灭亡不是崇祯的原因，但他那种持续不断的愚蠢操作，确实加速了明朝的死亡过程。
像这次崇祯战时抓袁崇焕，导致关宁军跑路，恶果马上就显现出来。
正在北京周边打野的皇太极听到关宁军跑了，立马收兵，调集军队重新攻向北京。明廷判断后金军会路过卢沟桥，便叫一个新任的副总兵申甫，带着七千新招来的士兵提前防御。
这件事无比离谱，这个申甫原本是个游方僧人，也是个军事迷，很喜欢研究战车和火器。这次京师危急，人心惶惶之际，庶吉士金声向崇祯推荐申甫。崇祯召见后，觉得这是个奇人，大为赏识，当即破格提拔他为副总兵，并命他在北京招募新军，便宜行事。申甫就在北京招了七千市井闲散人员，根本没训练，就跑去卢沟桥对抗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骑兵。
一个没受过一天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就算他有一定的军事理论吧），崇祯居然让他带着七千从来没有训练过的市井游人，去打全天下最强的军事武装，崇祯的幼稚深深震惊到了我。
果然这七千明军，被后金不费吹灰之力全歼，后金仅有一名士兵被火器击伤。
野生国师果然不行，打仗还是得上正规军。
十二月十七日，此时关宁军已经离开北京半个月，正在山海关欢喜岭扎营，皇太极率八旗猛攻永定门，满桂与孙祖寿集结四万勤王兵马，在开阔平原与皇太极对决。
满桂是职业军人，知道不能跟皇太极打野战，但架不住心急如焚的崇祯，和他派来的太监不断反复催战，叫他出城驱逐后金，满桂顶不住压力，被迫出城对决。
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四人，带着宣大、蓟镇，以及各地赶来的勤王军，号称四万人，混杂着各种临时拼凑的骑兵、步兵，在永定门外二里开阔地带扎营。这里没有广渠门那种河渠与林地，将士作战水平也远低于关宁军，后金骑兵的战斗力得到了释放，十七日黎明一波冲锋，明军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勤王军，就被八旗强大的冲击力吓破了胆，四万人瞬间溃散，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生擒。
失去袁崇焕的关宁军，明军只能一败涂地。
胡乱指挥的崇祯，把能野战的部队气走的气走，送死的送死，已经无力再战。但幸好北京城墙太高、火炮太多，皇太极拿不下来，此时已掳掠了大量人口财物，心满意足，也怕孤军深入，后路有被切断的风险，还是决定撤兵。
崇祯三年正月，也就是刘策被拉出来背锅砍头那会，皇太极攻下永平、迁安、滦州，二月，皇太极决定带着战利品回沈阳，但打算在关内留几座城市当据点，方便以后反复入塞，便留下贝勒阿敏，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意图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
皇太极这次纯粹是在坑阿敏，明军无法在塞外保留根据地，跟后金无法在关内保留根据地是同一个道理，农耕与游牧不同的生存环境，根本就不支持根据地的发展。果然后金大兵一退，孙承宗总领关外与京东事务，带着祖大寿的关宁军与其他兵马过来，很快收复了关内四城。
阿敏在败退前自知不敌，心态崩溃，在永平大肆屠杀当地官民后，弃城跑回沈阳。皇太极借机暴怒，狠狠治罪阿敏，将其囚禁至死，扫清了集权路上的一个重大阻碍。
崇祯二年著名的“己巳之变”，到这里终于结束了。
对崇祯来说，最后还有一件事没有了结，袁崇焕应该怎么处治？
对皇亲勋贵来说，袁崇焕没有挡住皇太极，给他们造成天量的财产损失，为了泄愤，他们希望袁崇焕死；
对满朝文武来说，袁崇焕倒台，可以顺势扳倒举荐他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新上任的兵部尚书梁廷栋是强硬主战派，不喜欢袁崇焕跟后金和谈，又知崇祯的心思，建议对袁崇焕夷三族，兵部郎中余大成拼命劝阻才改判；
而对崇祯而言，他厌憎袁崇焕一次次自作主张，一次次让自己失望。给他那么大权力，他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擅杀毛文龙，私下跟后金谈判，还让后金杀到自己身边。在这种敏感时刻，还敢主张和谈，并请求带兵入北京，严重威胁到了崇祯的生命安全。最最重要的是，关宁军哗变，袁崇焕在狱中一封手书，就能把大军劝回来，关宁军只认袁崇焕，不认朝廷，不认崇祯这个皇帝，影响力这么大，还留着他过年吗？
事到如今，袁崇焕必须死。
袁崇焕被抓后，起先关在锦衣卫诏狱，由北镇抚司审讯，之后移交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勘问。中间磨了八个月，崇祯三年八月十六，崇祯召开御前会议，内阁、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科道官全部到场，19岁的朱由检以最高规格的圆审廷议，亲自给袁崇焕定案。
说是廷议，其实是他一个人定罪，一个人判案，满朝文武唯唯诺诺，没有一个人替袁崇焕说一句话。
朱由检先给袁崇焕定罪：
袁崇焕辜负了朕的托付，在关外毫无成效，一味倚仗欺骗隐瞒。私下卖米给敌人资助盗匪，谋求议和擅杀主帅，放纵敌军长驱直入，自己却驻兵不战。各路援兵四面集结，他却全部遣散。敌军兵临城下，他还坚决请求带兵入城。这些罪责，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如今法司定的罪案怎么说？
群臣沉默，没有人敢接他的话。
然后朱由检宣判：
按律应将他凌迟处死，其家属十六岁以上的应当斩首，十五岁以下的发给功臣之家为奴。如今特予从宽：只将他的妻、妾、子、兄弟流放到两千里以外（福建），其余的人不再追究。
宣判完毕，凌迟当天执行。
狱官、锦衣卫校尉按提取文书，把袁崇焕从狱中提出，卸去刑具，换上死囚的枷杻，绑好押入囚车。出狱后经刑部街，向宣武门方向往西四牌楼而去，沿途有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兵丁沿街布防，隔开看热闹的人群。
京城里此时已经传遍，这个要被凌迟的督师，就是引敌入犯、通敌欺君的国贼，北京城外被后金夷平，就是这个国贼所害。沿途百姓挤满路边，一路唾骂、叫嚷，并向袁崇焕投掷瓦片碎石、烂菜粪水。袁崇焕一路沉默不语，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喊冤。
待囚车来到处决重犯的西市，这里已搭有监斩棚，棚内坐着御史、刑部、宛平、大兴的官员，兵丁围出一块刑场空地，空地中间竖着一根木柱，用来绑定犯人凌迟用。外围是密密麻麻的围观百姓，万人空巷来看袁崇焕行刑。
监斩官先宣读处决圣谕，历数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军队、兵薄城下、潜携喇嘛（这个喇嘛是袁崇焕以前跟后金议和时的中间人）、坚请入城八大罪状。读完验明正身，下令行刑。
袁崇焕被人绑到柱子上，刽子手开始一刀一刀凌迟。没有任何史料记录袁崇焕被凌迟的顺序，不过以前张文麟亲眼看到并记录刘瑾凌迟过程，流程应该差不多：是小刀先削胸肌，切下指甲大小的肉片，十刀一停，吆喝一声，防止出刀太快犯人昏死。接着削上臂、前臂、双手，然后大腿、小腿、臀部、下肢，到这一步，四肢、躯干皮肉割净。
刽子手凌迟时，围观百姓以为剐的是国贼，越看越激动，冲破阻拦挤上前来，出钱买刚割下来的肉，一块手指大小的肉一钱银子，百姓就地生吃，一边吃一边骂。
皮肉割尽之后，刽子手剖开胸腹，取出肠胃，百姓也来争抢，有人拿到一截肠子，就着烧酒生吃。
骨头也被人捡走，用刀斧砸碎，最后全身血肉、骨头都被抢碎，只剩一颗头颅。（以上行刑细节，出自计六奇《明季北略》里，转述江阴官员夏复苏自称亲眼见到的行刑过程，以及张岱的《石匮书后集》）
一个为国为民守卫边疆的军事奇才，最后被小皇帝刀刀凌迟，又被北京城的百姓生吞活剥。
我一直认为，袁崇焕的死，是明末财政高度紧张下的暴戾折射。
袁崇焕固然我行我素，屡屡自作主张，蔑视上级，但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无论如何罪不致死。而朱由检急躁冒进、多疑刚愎，才是致袁崇焕死亡的核心原因。
如果把整个明末的经济、军事、社会格局放大了看，这其实又是明末财政高度紧张下的连环爆炸，是历史扭曲变异的无可奈何。
如果明末财政健康，能收上工商税，就不会征辽饷，如果不征辽饷，就不会逼反陕北农民军。同样，如果财政健康，就能既保证辽西走廊的军事，也有足够资金安抚喀喇沁部，不会让后金从喜峰口杀到北京城，也就不会有这么激烈的君臣冲突。
缺钱的大明，就像一座四面漏风的房子，堵住了这个孔，堵不住另一个孔，寒气源源不断涌进来。而这座房子的小主人，又暴躁又焦急，哪个孔堵不住，他就直接把那个孔砸个大洞泄愤，于是房子里的住户，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是经济拖累了军事，又使军事激化了矛盾。
所以才说，袁崇焕的死，是明末财政高度紧张下的暴戾折射。
袁崇焕死于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和五年前的熊廷弼一样，他拼死保卫的大明权贵与人民，最终吞食了他。
此时距离大明灭亡，还有十三年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