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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启小皇帝的死，大多数人听到的版本，大概都是天启在西苑乘船，不慎落水后受到惊吓且感染风寒，不久便病死了。
单听这么描述，大家很容易产生各种阴谋论，各种文艺作品也喜欢从中找素材，比如《绣春刀2》这部电影，就说是崇祯叫心腹东厂太监郭真，在他监造宝船结构上做手脚，让天启乘船游玩时发生沉船，打算淹死天启。
如果读到历史的真实细节，就会知道，这纯粹是一场意外。
天启沉船最详细的记录，是上面提到过的《酌中志》，其它史料记得都比较粗疏，但情节大体相同。天启在1625年（天启五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三点，由魏忠贤、客氏、张皇后陪同，先去地坛祭祀，礼毕后张皇后有事先回宫了，朱由校一时兴起，顺路想去西苑玩玩。这个西苑，是今天北京北海、中海一带，实际事发点，就在北海公园与中南海分界大桥的水域。
到西苑后，魏忠贤与客氏在金鳌玉蝀（dōng）桥（今北海大桥）桥北浅水区大船上饮酒玩乐，不到20岁的朱由校玩心大起，非要拉着十七八岁的小太监高永寿和刘思源，上了一艘游湖用的轻便小船，而且他还要亲自划船，不让小太监动手。小太监只带着金壶酒器在一旁伺候，大概是想划到湖心，再一起饮酒赏湖。
三人有说有笑，将小船划到桥北水深处，突然刮过来一阵大风，将小船掀翻，朱由校和两个小太监一同沉入水中。旁边大船上的侍从见得，吓得一片惊呼，纷纷跳下水去救人，连魏忠贤都跟大伙一起跳了，但他离落水点很远，游过去也来不及。幸好太监谈敬离得近且游得快，将朱由校成功救上岸，两个小太监则当场溺死。
《甲申朝事小纪》说朱由校“遭溺成病”，落水受惊受寒，埋下病根，导致圣体日渐衰弱，这就是后来大家阴谋论的一个重要由来。
实际上，并没有严肃史料说朱由校由此引发病根，导致两年后病亡。他确实有一小段时间的不适，调养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正常的上朝、祭祀、检查三大殿工程、做木工，甚至还继续去西苑戏水、骑马，在落水处祭奠过两个小太监，没见着啥PTSD症状。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王恭厂大爆炸，朱由校正在用膳，吓得仓皇躲避，史料只说他受了惊吓，也并没有记载此时他身体有啥毛病。同年九月，皇极殿告成，朱由校御新殿受百官朝贺，搞了个很大的朝会典礼，他要端坐好几个小时，也没有长期重病、虚弱不堪的景象。
天启七年二、三、四月，朱由校还一直在忙着处理三殿工程，赏赐工臣、批复奏章，五月初六才病倒，之后六七八月卧床不起。
而朱由校究竟得的什么病，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天启死于什么病，都是模糊不清的“帝大豫……大渐……”这种词，甚至除了浮肿，也没有记载其它详细病情，只有《酌中志》卷十五说他临死前两天，即八月二十日，太监永贞从御前出来，拿出一团东西，说是天启鼻子流出来的，像血筋，似肉似痰，拿去给太医参考下药，就再也没有其它详细记录，也就不怪后人喜欢搞阴谋论了。
也有一些观点说朱由校是死于阉党进献的灵露饮，我查了下资料，朱由校重病大约两个多月后，实在没啥办法医治，阉党霍维华（就是替袁崇焕鸣不平的那个霍维华）才死马当活马医，进献灵露饮。这个灵露饮本身也无毒，就是粳米、糯米、老米、小米这几种米混合的蒸馏水，毒不死人。而且阉党本身就是皇权的延伸，是朱由校拿来镇压东林党用的，他们依附于朱由校生存，朱由校是他们的命根子，哪有弄死命根子的道理？
基于目前的史料，我们只能认为，朱由校是几个月内病死的，死因古人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怎么判断，但说他因两年前落水受惊搞出来的病根，可信度很低。
朱由校登基时还不到15周岁，死时还不到22周岁，换现在连本科都没读完，我总觉得魏忠贤搞出来的很多妖娥子，跟朱由校年龄太小有关，人太年轻时掌握一个帝国的权力，相对更容易轻率浮躁，搞出各种奇怪的操作来。
朱由校他生过三子二女，不过全部幼年夭折，他父亲泰昌所生七个儿子五个夭折，只有朱由校和朱由检养大成人，因此朱由检成了大明皇帝的唯一选择。
明中后期各皇帝本身身体素质下降，加上太早生育等等各种原因，皇家的孩子很难养活，嘉靖娃夭折率高达69%、隆庆娃夭折率高达64%、万历娃夭折率高达61%、泰昌娃夭折率高达88%、天启娃夭折率高达100%、崇祯娃夭折率高达69%。同时期江南富裕士大夫家庭，0-1岁婴儿死亡率，大致也在40-50%之间，我怀疑民间普通家庭也很高，但民间没有科学记录，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
八月十一日朱由校病逝前，全身浮肿且没有气力，但神志清醒，此时已自知必死，便叫朱由检入宫安排后事，将皇位托付给他，并叮嘱善待张皇后，魏忠贤与王体乾可办大事，朱由检惶恐推辞（正常流程），朱由校反复劝慰。
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此时魏忠贤已对前程充满了忐忑。
根据《明季北略》和《国榷》所记，崇祯后对客氏审讯时，查出客氏在朱由校临死前，私带八名怀孕婢女入宫，意图仿效吕不韦故事，冒充朱由校御幸宫女，生下孩子作为皇子。
清代纪晓岚《明懿安皇后外传》则写得更清楚，说这是魏忠贤与崔呈秀一伙搞出来的阴谋，找外面怀孕女子，谎称是朱由校的遗腹子，等生下婴儿，抱入宫中立为新君，这样幼主在上，阉党便可以名正言顺继续把持朝政。
毕竟此时朱由检已经十六岁，有自己的主见，对阉党来说，控制他几乎已不可能。
我在写此书时，给自己定下的基调是“尽量重史实，不追求情节离奇”，所以对于信息真实性比较看重。魏忠贤与客氏的详细阴谋并不是出自第一流史料，纪晓岚的记载已经是一百多年后了，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客氏被审讯交代的事情，则有很大可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魏忠贤有没有想搞个大阴谋阻止崇祯上台，这事其实并不确定。
不过魏忠贤确实极为不安，他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朱由校，一朝天子一朝臣，历史上已经反复证明，前朝权臣能顺利下台已经谢天谢地，非要强行留在台上，往往是自寻死路。
天启死后魏忠贤开始还想封锁消息，拖延发丧，但张皇后已传懿旨，催促内阁、勋贵、各部大臣入宫，公开遗诏：皇五弟信王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yuán）奉祖州，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序，即皇帝位。
大伙看到遗诏，就堵住了魏忠贤的操作空间，去迎朱由检登基。朱由检在北京多年，对魏忠贤的人品早听闻不少，因此被迎进宫后，内心早已提防魏忠贤，自带着麦饼入宫，不吃宫里提供的食物，夜里不点宫里送来的灯火，防备暗算。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正式登基，次年改元崇祯。
我反复说过，魏忠贤合法权力来自于皇权延伸，当皇权不再给他代理商资格，他就啥也不是。天启重用魏忠贤，是基于他们有信任基础，但崇祯跟他可没啥感情，双方只有猜忌怀疑。
作为前朝遗留的权力怪物，魏忠贤对朱由检的政治生态构成直接威胁，朱由检不可能再用他，只可能毁灭他，好将外溢的皇权收拢回来重新分配。
崇祯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魏忠贤彻底干掉了。
刚登基的八月底，朱由检不动声色，内廷班子不动任何人，魏忠贤还提督东厂、王体乾仍在司礼监，魏忠贤主动求辞东厂，崇祯温旨挽留，叫他继续好好工作，甚至还赏赐了魏忠贤与客氏，以避免阉党做出啥应激反应。
九月初三，崇祯说按大明的规矩，先帝已去世，客氏作为先帝乳母，不能再在皇宫居住，准许其返回自己的私宅，合情合理地将客氏请出了皇宫。客氏是宫内的情报源，她这一走，等于让魏忠贤失去了皇宫耳目，崇祯才开始正式动手。
当月便以“裁汰前朝过滥的恩荫、裁抑逾制封赏”的理由，削夺了魏家魏良卿的宁国公、魏良栋的东平侯、魏鹏翼的安平伯这些爵位，全部降为锦衣卫低级指挥，打击魏家的政治声势。
十月初，针对魏忠贤集团的弹劾滔天卷来。阉党成员、给事中杨维垣带头反水，第一个上疏弹劾阉党文官首脑崔呈秀，崇祯没有表态，默许了这一次弹劾。随后工部主事陆澄源、吏部主事钱元悫（què）、员外郎史躬盛跟进弹劾崔呈秀，并将战火引到魏忠贤身上。
弹劾长达二十天，从月初骂到月尾，崔呈秀一看崇祯这态度，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在十月下旬请辞回家，崇祯批准。
十月下旬，嘉兴贡生钱嘉徵上著名的十罪疏，指责魏忠贤并帝（与皇帝相提并论）、蔑后、弄兵、无二祖列（违背朱元璋和朱棣“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朘（juān）民（剥削百姓）、通关节十大罪状。
崇祯没有直接下旨抓魏忠贤，而是召他到面前，令内侍当众朗读钱嘉徵的奏疏，同样的情形在天启四年杨涟上疏时出现过，但三年后，魏忠贤失去了庇护他的天启，内心无比害怕，回去后花重金，托太监徐应元为自己说情。崇祯得知徐应元拿了魏忠贤的钱来居间说和，当场斥责徐应元，把他贬往显陵，到这一步，通街的人都知道，新皇帝要对魏忠贤动手了。
十一月初一日，崇祯正式下令，没收魏忠贤和客氏家产，家属流放，安置魏忠贤去凤阳守祖陵，圣旨原文是“通同客氏，表里为奸，本当寸殛（jí），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滥冒宗戚俱烟瘴永戍”，魏忠贤领旨南下，随行带着大批珍宝、马匹，还有数百名随身护卫的壮士，此时戴罪之身，阵仗还搞得这么大，有官员上疏再参他，崇祯大怒，于十一月初四发锦衣卫旗官前往追拿，押解回京审讯。
十一月初六，魏忠贤一行走到直隶阜城南关（今河北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东南关”一带），收到了要逮捕他的密报，情知这回被押回京师诏狱，必受酷刑而死。魏忠贤心气散尽，当夜与心腹太监李朝钦，在阜城旅店痛饮至四更，一同上吊自尽。尸体后被肢解，头颅挂在河间示众。
客氏被捕后于十一月十七，在浣衣局受杖，被活活打死，尸体送到净乐堂焚化扬灰。崔呈秀在蓟州家中听闻魏忠贤已死，把珍宝罗列堂上，和妻妾痛饮后上吊而死。
从天启七年冬到崇祯二年，朱由检一直在清查魏忠贤余党，查计两百多人，分别处死、流放、终身禁锢，刘若愚就是在这段风波中，因曾任李永贞文书被抓，被判了斩监侯，然后在狱中写下了重要史料《酌中志》，因许多往事他亲身经历或转述身边人见闻，《酌中志》可信度很高。
刘若愚从崇祯二年入狱，一直写了12年，直到崇祯十四年春（1641）遇大赦出狱才停笔，不过第二年就病死，年四十六岁。
魏忠贤这个人的出现与死亡，实际还是明末党争的一部分。
明末党争的大体局面，是东林党太强，皇帝便和其他党联盟压制东林，不让东林同时得到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但天启初年因为意外，东林党坐大，天启十分焦虑，深感皇权受到威胁，便派阴狠胆大的魏忠贤代表皇权，联合朝中各派再次打压东林党。只是魏忠贤整体水平太低，把事情做得太绝，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又被崇祯给收了性命。
不同的经济收入，产生了各个阶层和派别，造成了社会撕裂，而政治本身是分配经济利益的重要力量，当政治力量不能行使分配权力时，这股政治力量最终就会被历史毁灭。
大明的灭亡过程，其实就是上面这一小段话而已。
朱由检所要面临的，是一个积弊已深、千疮百孔的大明。自登基后，他要同时解决阉党、小冰河天灾、农民起义、财政崩坏、军营腐朽、吏治腐败、后金压境重重难题，而此时朱由检不过十六七岁，从小在皇宫长大，也就十五岁时在信王府住过一年，这一生没有下过基层，没有去过外地州县，没有到地方边镇巡视过一次。他没有见过逃荒的灾民、欠饷的边军、催征的税吏，很难感知到基层的痛苦，哪怕他此时聪明绝顶、熟读经史，也不过是一个聪明的高中生而已，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比聪明重要十倍，很多事情需要感同身受才知道怎么解决。
在信王府时，他也会处理一些王府庄田、庄租事务，会接触这一类事务文书，能粗浅知道庄田收租、佃户拖欠这类事情，但这几样是他接触基层的极限，对州县基层的吏治、灾荒、行政完全是一窍不通的。
封建王朝的通病，是发展到中后期，豪族吞并天下田产不断坐强，而掌管天下的皇帝，年龄越来越小、见识越来越少，一个青少年哪里懂治理国家？一个人最好过了五十岁，历经岁月打磨，才适合治理天下。
年龄太小的人世界观不全面，不适合站在权力中心。大明朝前期，各皇帝登基时年龄都没这么小，从朱祁镇9岁登基开始，后面11个皇帝，只有29岁的隆庆和38岁的泰昌较晚继位，其他几乎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很容易犯幼稚病。
嘉靖在湖北安陆长大，自小接触过民间百姓，还是他爹亲自教他读书、理账，因此早年没犯幼稚病；万历是青少年时，有老狐狸代他执政，幼稚病也没有爆发。
这种是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天启和崇祯执政时，一个15岁、一个16岁开始上班，人生阅历太浅，经历的挫折太少，见过的人和事太薄，就常常流露出典型的青少年幼稚病，不清楚下面的人做什么手脚、不知道事物的复杂性、常常被情绪驱使、只要成果不担责任、追求即时反馈、没有长期布局、不知道妥协、一遇挫折就容易暴走。
魏忠贤弄权与袁崇焕枉死，都是两个小皇帝人格幼稚的具体体现。
在解决掉魏忠贤后，崇祯当前重要工作是边患问题，知道袁崇焕颇能打仗，便于崇祯元年四月初三（1628年4月），正式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国防部长兼中央纪委副书记），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催促他即刻北上赴京陛见。
袁崇焕此时在东莞水南村老家，闲居了不到半年，收到敕谕，又只能带着少量家丁、幕僚，经东江到广州，又从浈江翻大瘐岭到江西，沿赣江进入长江，顺流达扬州，再从京杭大运河北上，经淮安、济宁、临清、德州、沧州、天津、通州，最后进入北京。
从四月下旬走到七月上旬，一路花了近三个月，才终于到达京城，之后在馆舍写完一篇陈兵事奏疏递上，细述了自己的平辽方略，便呆在馆舍，静静等待崇祯召见。
袁崇焕的这道奏疏目前已经丢失，没有人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但从后面大家的反应来看，应该是获得了朝廷高层肯定的。
七月十四日，17岁的崇祯在紫禁城平台，即建极殿后云台门一带，领着内阁辅臣、六部尚书，一同向44岁的袁崇焕询问治辽方略。
崇祯寒暄了几句，就问他：女真那些跳梁小丑，十年来一直惹是生非，让我们边疆日夜不宁，辽境生民涂炭，你万里迢迢而来，忠勇可嘉，你有哪些平辽方略？都奏上来吧。
袁崇焕说：我所有的平辽方略，已经在奏疏中写得很清楚了。臣受皇上恩典看中，只要给我行事特权，五年可以荡平女真，全辽可复。
崇祯听闻大喜，许诺封侯重赏，辅臣也纷纷称赞袁崇焕。
这时崇祯要暂退到后殿休息，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暂停时间，给事中许誉卿私下拦住袁崇焕，问他：你说五年平辽，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袁崇焕这才猛地发觉刚才一时激动话说重了，牛皮吹得有点大，便替自己辩解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皇帝太焦虑了，我说这句话是安慰他用的。
许誉卿听完当场怼他：皇上英明，怎么可以这样敷衍他？到期追责怎么办？问得袁崇焕“怃然自失”，一时答不上来。
事情麻烦了，袁崇焕认为自己是一时没克制住吹了个大牛皮，就算满臣文武都理解他一时兴起，但十七岁的小皇帝是当真的。他才十七岁啊，正是青少年最虚荣最放飞的年龄，恨不得马上想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聪睿绝顶，挽大明于水火，你敢在他面前打包票，他就敢把包票挂起来天天看，一门心思等着你出成绩。
“五年平辽”这种KPI，你说给成熟的冷血机器乾隆听，一定会冷笑一声斥责你，然后革你的职叫你回家好好反省重新规划。但你说给一个幼稚的崇祯听，他不知世事艰难，会比你还激动，天天眼巴巴着等你真的完成KPI，不过你要是完不成，他会觉得你在欺骗他、伤害他，他就会情绪失控报复你。
袁崇焕与朱由检的关系，就因这一句承诺，埋下了重大隐患。
袁崇焕也意识到话说满了，等崇祯休息好重新出来继续召对，他开始找补，列出了一大堆条件：
1.辽事积四十年之难，不易了结，五年里户部要按时给饷、工部要供给精良军械、吏部用人听他举荐、兵部调兵配合。
2.朝廷不要轻言谗言，不能流言掣肘、要给他事权专一。
3.要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
4.请求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
崇祯当场全部答应，赐他尚方剑，叫他回去好好准备赴辽。
袁崇焕随后在北京逗留了一个多月，处理各方推荐的辽地将官人选，接收朝廷划拨的饷银、军械、火炮的调拨文书，商议撤登莱巡抚，把登莱水师归自己统辖，与内阁、兵部、户部反复讨论辽饷、兵额、蓟辽四镇权责，另和钱龙锡私下见面或书信，讨论东江毛文龙的问题。
是的，袁崇焕还没有出北京城的时候，就已经在筹划如何跟毛文龙打交道了。
一切手续办妥后，八月上旬，袁崇焕带着少量幕僚家丁与旗牌官，从北京朝阳门东出，经蓟州（天津）、丰润、永平、抚宁入山海关，此时收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川兵与湖兵哗变的消息，便不在山海关停留，经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于八月中旬到达宁远。
就在袁崇焕到达宁远城镇压兵变之时，大明真正的矛盾已经正式爆炸了。
后金虽然是大明噩梦般的边患问题，但只要坚守关隘，对方极难入关，可以长期消耗对方。而农民起义是大明内生问题，一旦发生，就会连绵不断如野火般烧起，会从内部彻底击碎大明王朝的自我供血系统，真正置大明于死地。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历经嘉靖、万历、天启这一代代皇帝的不作为和挥霍，加之工商税收不上来，国家贫富加剧，又逢小冰河期灾年，陕北的老百姓终于饥饿难忍，被迫造反。
我在《万里江山图》系列提到过，中国最苦之地，属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甘肃南部这三块，这里水资源少且粮食产量极低，又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当地百姓无不生存艰难----苦到什么地步呢？我2021年采访一位老知青，他说1960年代在陕北插队，当地的粮食产量也不过60斤一亩，直接教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小时候1990年代湖南的粮食产量，就能达到800斤一亩，60斤一亩的产量，对于我这个湖南人是闻所未闻的。
明代陕北主要种植小米（粟）、黄米（糜子）、小麦、荞麦、豆类，各占比约40%、25%、15%、10%、10%，特别肥的水浇川地，亩产接近100斤，川道平地亩产50-80斤，普通坡地亩产25-40斤，丰年时偶尔能跑到50斤，遇旱灾则直接绝收。
明代陕北大片属延安府管辖，大概范围在今天榆林市长城以南加整个延安市，明末时整片区域官方在册人口59万，实际人口大约80万，这些人一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天启七年，也就是朱由校死亡、朱由检继位这一年，延安府夏秋大旱，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正七品，代表皇帝巡视陕西的中央监察官）上奏：
从农历四月一直到入秋的伏天，连续半年大旱酷热。从西边的延安一直到同安一带，土地光秃秃的，千里之内看不到青苗，庄稼全都干枯而死，秋天的收成已没有指望了，连下一季麦子的种子都没法播种，年老体弱的人倒在沟壑死去，青壮年则逃进深山里躲藏。
朝廷的回复是：辽饷不能停，可以象征性议缓一部分钱粮，没有大规模赈济。
朝廷为啥要在陕北绝收的情况下，还在逼交辽饷？为啥要干出这种蠢得令人发指的事情？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能解释大量官民冲突，以及中国几千年来，民间与朝廷的相互不信任的根源。
明末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员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KPI，他们主要对KPI负责，不对人民负责，这套KPI，就是张居正发明的考成法。
本来考成法在万历朝已经趋于形式化，但因为年年打仗财政紧张，又无法征工商税，从天启四年开始，朝廷严格执行考成法。只是张居正原本搞的考成法，主要是为了整饬吏治、提高效率，而到了天启与崇祯时的考成法，因为太缺钱了，主要就只为了敛财，通过严苛的追比逼迫官员完成征税指标。
很多人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追比”这个词，它是指官府对未能按期完成征税指标的官员或差役，进行体罚或严逼，就是说完不成任务，可以暴力殴打你，打得你斯文扫地，几个月下不了床那种。
陕北发生大旱，以明代的信息传递速度，从县里报到府里，再从府里报到布政司，抚按核实后再报给户部，中间要几十天的时间，才能被中央官员看到。
而中央官员满脑子都是KPI和追比，中国这么大，灾荒这种事情，年年都会发生，大家早就麻了，哪年不是这么过来的？能糊弄一年就糊弄一年，没有人想到这回会闹得这么严重，直接把大明王朝的底板给踹了个大窟窿。
麻木、拖延、腐坏的朝廷机器，无法对灾情做出快速反应，在朝廷正式下宽免命令前，考成照旧、辽饷照征，巡按李应期在奏疏里直言：饿殍杖下，毫无用处。只有像他这样的少数官员，请求将陕北拖欠的辽饷豁免，大部分官员都跟嗑了药一样，处于半麻状态。
辽事是当时天下第一急务，辽饷是天下官员重要考核项目，征饷绝不可停，管你有没有受灾，中央要求各州县按时上交饷银（注意不是交粮，是交银），欠额就要停薪、降级、参劾，州县也没有停征、免征的权力。当时县令收不到粮饷压力太大，就去找里长、甲首的麻烦，催逼他们交粮。
明朝开国后就在基层实行里甲制，110户为一里，一里分为十甲，每甲10户，各有一个甲首。那不是少了10户吗？因为还有丁粮最多的10户，轮流做里长户，十年轮流当值一次。鳏寡残弱的，不算在里甲户，叫畸零户，可以不征饷。
这个里甲制其实是连坐制，凡是交不上辽饷的，先由里长下乡通知、拘押欠款的农户，一户交不出来，就要勒令同甲、同里其他农户帮他垫钱，这个叫一户逃，逼同甲赔；一甲逃，逼同里赔。
如果本地有农户交不出辽饷，里长就有权上报县衙，县衙会派皂隶、快手下乡锁拿农户。这些差役下乡本身还要额外勒索“鞋钱、饭钱”，叫农户雪上加霜。如果农户跑了，就得叫同甲同里的人拿钱补差额，补不上来，里长也会被抓回县衙。
被抓走的农户、里长会使铁链锁了，一同带回县衙，关起来慢慢催收辽饷，还要张榜公示欠户名单，逼迫亲族担保代缴。
陕北农田绝收，大家饭都没得吃，到哪里去找白银交税？县官看了眼头顶上的KPI，实在不想丢官，就向下转嫁压力，欺负里长或百姓，把他们抓来投进牢里，到比粮之日，就把他们从牢里拎出来催促交银，凡是能当场交清的，就放回原村，交不出来的，当堂打板子。打完板子还是拿不出银子，就继续收监，等待下一轮比卯。明末监狱系统，本来就是个黑暗的地下世界，很多人挨打挨冻又没饭吃，便带着一身伤病，静悄悄哀死在班房狱中。
这就是把陕北百姓往死里逼。
陕北澄城（今渭南市澄城县）本来就是个土地贫瘠的地方，连年灾荒下来，百姓一贫如洗，蓬草、树皮都吃完了，民间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哪里有白银交辽饷？辽饷不停，知县张斗耀催收不断，农民王二、郑彦夫见到邻里、同里不断有人被铁锁拿了，被摁在地上杖责，不断有人死在班房，知道自己迟早也是这个下场，反正也是个死，不如反了吧！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十五日黄昏，知县张斗耀照常在县衙开堂，追缴欠下的饷银，当时堂上摆着账册，待比的人被押下堂下，准备挨杖或追银。
王二此时在郊外山上，聚集了几百个饥民准备造反，大家都用墨涂脸，方便互相认出同伙，也防止事后被认出报复。王二先高声问大家：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应答：我敢杀！连问三次，大家都爽快应了，确认无人反悔，几百人带着家伙下山冲向澄城县城。
县城的差役、兵丁人数较少，见到饥民怒气冲冲过来，都不敢上前阻拦，饥民们冲进县衙大堂，见到张斗耀正在堂上比粮，挥刀就砍，张斗耀慌忙往后逃向自己私宅，教郑彦夫等人追上，乱刀砍死在地。
杀死知县后，王二、郑彦夫打开县仓，把粮食分给饥民。知道官府一定会派兵来围剿，迅速退往白水以北的洛河山地，带着几百人到处劫监狱、开粮仓、杀地方官，与官府长期作战。
王二造反的消息传开后，整个陕北都炸了，接下来两年又逢陕北连续大旱，安塞、米脂、宜川各地饥民纷纷模仿王二造反，明末农民起义就此爆炸开来。
王二本人及他率领的饥民，于崇祯二年被商洛兵备道刘应遇剿灭斩杀，但你杀得掉带头造反的人，杀不掉造反的土壤，更多的农民军由此而起，杀掉一批，再起来一批，杀之不绝。
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都来自陕北？只有苦难的地狱，才能锻造不顾一切的亡命徒。
说起来，只是一群可怜的、想吃个饱饭的农民，又不想眼睁睁被官府活活打死，才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陕北农民活得猪狗不如时，同时代的江南豪强们，却在享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奢侈生活。
同在天启七年，陕西澄城一批批饥民被张斗耀比粮打死时，朔州山阴世家31岁的张岱，正在江南各地忙着游赏、看戏、赴宴，过着江南富家文人太平盛世的逍遥生活，丝毫看不到即将亡国的迹象。
根据张岱自己作著的《陶庵梦忆》，他家中收藏着大量古鼎、宋版书、名窑瓷器，随手买一件古器、一方古砚都要三十两银子，够澄城饥民五六口老小勉强活命一年。张岱家中当时吃的是四方鲜果，海味按月供应，专门有人长途采办，餐桌上有福建橘、山东梨、江瑶柱、鲥鱼、莼菜、虎栗（野生小栗）、樱桃、香狸（灵猫，诸暨山上的野味）等等。鲥鱼必须趁鲜，宴席果品堆叠，常常一次宴客几十人，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张岱家中还自备女戏班，常年养着伶人，随时可以开演。崇祯初年他去南京、苏州，雅集经常直接串戏，彭天锡、朱楚生这类名伶可以应邀到园子里通宵演出。一场家宴，赏伶、置办酒果都是随手几十两银子。
崇祯二年端午秦淮河灯船，百十余艘船首尾相连，挂满羊角灯，船上鼓乐、弦歌通宵，士绅携妓，与宾客们欢笑宴饮，张岱命仆人开着私人游船，在秦淮河上流连忘返。
张岱在书中说，他明亡前过得那个滋润，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山阴张氏家族是明末江南小小富豪代表之一，家族名下在杭州、绍兴、会稽至少有四处园林，在绍兴周边有大量优质水田，家里有戏子、仆人、婢女数十人，另有商铺、藏书、字画、名窑等难以计数。1646年清兵入浙东，战乱中张家宅邸被乱兵劫掠、抄抢，国产被当地豪强趁乱占夺，藏书、古鼎、字画被抢被烧，只能躲入山中避祸，身边只剩破床碎几、残书缺砚，常常断粮挨饿，靠朋友救济度日，1680年（康熙十九年）84岁时老死于山中。
就在王二被斩杀的崇祯二年，陕北王嘉胤、不沾泥、高迎祥陆续起兵，国家景况已如烈油猛煎，江南上千士子犹汇集虎丘、娄东，由江南富绅出钱承办复社大会，宴席水陆杂陈，戏班轮番演出，大船、梨园、笔墨、酒席连续风流了数日。
出钱办复社大会的富商，在苏州、松江置宅、纳妾、蓄家乐、造园林，拥有几百上千奴仆，常为了造一座大型园林，花费几万两银子。
此时盛泽、震泽丝市，徽商与浙西富商犹自忙着以巨款收丝，白银动以数万计，多的甚至达数十万两现银交易。一个布商进一次货，流动白银可达陕北一个县几年赋税的体量。
浙江张岱的岁月静好，与陕西澄城的饥民遍野，同时存在于明末，国家经济之诡异、对比之古怪，足够引起高官们警惕，但大家还是如无头苍蝇般，在朝堂上忙着斗来斗去。
更诡异的是，国家如此折磨农民，都逼得他们玩命了，每年收上来这么多辽饷，按理前线应当资金充足，但袁崇焕到宁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欠饷。
根据《度支奏议·新饷司》《明嘉宗实录》《崇祯长编》《崇祯初年户部财政与西北秦晋边镇军饷供应》里的数据，天启七年辽饷应征520万两，加盐课、关税杂项，合计约600万两上下，因地方截留、压征次年、灾荒蠲（juān）免等原因，实解到户部新饷司310-330万两左右，实际支出月饷270.5万两，再加海运米粮运价、抚赏、器械、登莱岛饷、马乾（gàn）（战马草料经费）等，实际支出约410万两，差额靠往年积欠挪补、旧饷贴补。
崇祯元年辽饷合计同样约600万两，实解到部290-315万两，蓟辽总开销513.5万两，当年欠额121万两，浙江与南直隶拖欠最严重，其中浙江定额42万两，仅解8.5万两。
欠饷的主要原因，是西北都穷到吃人了，没有钱交；江南士绅则大量使用诡寄、隐田的方式避税，钱老是收不够。
江商富人避田税的方法有些复杂，我得慢慢讲。
按明朝法例，从嘉靖二十四年开始，一旦你中了举人，家里可以免粮8石（960斤）、8丁（16-60岁成年男子）免徭役；中了秀才（也叫生员）的话，你家里可以免粮2石（240斤）、2丁免徭役，数据听起来很少，但实际操作空间很大。
前面介绍过，明朝对农村基层实行里甲制，里长、甲首要承担集体赔付责任，他所负责的团队，要是有人逃税、欠粮，里长和甲首就要赔补全额，这种风险他们承担不起，哪怕家里有几十亩田，赔一次就倾家荡产。为了保住田产，他们会把田地投献给举人，这样名义上属于举人的财产，这块田就不再摊派里甲赔役，作为回报，农户会每年给举人10%的收成作为酬谢，给自己家的财产上了个保险。
举人或秀才只能免粮2-8石，这么多人上千亩地挂靠在名下，不是远远超过规格了吗？
因为大明官府催征，催粮对象分为“士绅户”和“平民户”，平民户逾期不交税，就要被锁拿、杖责、关押，限期比粮，而士绅户逾期不交，差役不敢上门锁拿，不敢动刑，县令也只能行文委婉“劝输”，可以长期拖欠，别人拿他没办法。
就是没有功名的普通人，地方政府会暴力催收，但有功名的人，你拖欠多年地方政府也不敢动你。
江南地方富裕，大量读书人在朝为官，士绅有本事直通中央，地方官员根本不敢惹本地的举人、秀才、退职官员，一旦强收他们的税，士绅在朝中的言官朋友，就会弹劾地方官“苛待斯文、激变地方”，县令的大好前程就全毁掉了。县令又是流官，做两三年就走，本地士绅世代长居于此，势力盘根错节，因此地方政府更不敢碰江南士绅。
这就是为啥你中了个举人，乡亲们对你客客气气的原因，我要是范进，54岁中了举，我也得疯。
地方政府不敢碰士绅，士绅就更加肆无忌惮避税，他们会把上千亩的田拆成几十份，挂靠在畸零户名下，催征的人根本察觉不到；他们也可以贿赂丈量的书手，把肥沃熟田登记成薄田荒田，大大降低税额；他们还可以跨县买田，那年头各县数据不通用，核查又容易相互推诿，常常不了了之。
这便是当年江南士绅避税，最常见的“投献”“自诡寄”“分花”三大系统。
另外地方官也有问题，他们为了向士绅示好，故意压制、拖延起解，银子留在府县，挪作本地公费啥的，也让辽饷征不齐整。
可怜大明工商税本来就收不上来，现在农业税也出大问题，那辽饷肯定是得拖欠。
所以袁崇焕到宁远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欠饷引发的兵变。
这次兵变的主力是四川兵和湖广兵，他们不比辽兵，在本地没有田产，全靠薪水过活，而当时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了，拢共欠饷74万两。辽东巡抚毕自肃已经九次上疏催饷，但户部新饷库银就是发不下来。
要知道当时户部尚书毕自严，是毕自肃亲哥哥，就这关系，都搞不来钱。
大头兵每个月领不到工资，日子难以维系，又本是一群文盲粗人，一时气急，乱兵冲进抚衙，把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推官、通判都抓起来捆在谯楼上殴打要工资。事发紧急，兵备道郭广把衙门存的2万两抚赏银先拿出来，又向宁远城里的商人和富户借了5万两，先凑了点钱发给士兵，乱兵才暂时散去。
毕自肃身受重伤，想到自己堂堂巡抚被大头兵这么一顿打，又无力解决饷银，又急又恨，一时想不开，竟上吊自杀了。
士兵哗变打死本地一把手，搁哪朝哪代都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袁崇焕火烧火燎赶到宁远，先把欠饷的事跟大伙厘清，确认朝廷欠了钱，这钱得还。但是，打死本地一把手必须追究，主谋张正朝、张思顺等15名带头的斩首，中军吴国琦知情不报，也斩。
接着袁崇焕上奏朝廷，请求将这74万两军饷，以及马价、抚夷银4万两快点发下来，另外毕自肃已死，就撤销辽东巡抚这个职位，方便他接管宁远和锦州。
崇祯收到奏疏后，九月初五要求户部尽快筹措解发。
户部哪里有钱？毕自严亲弟弟都被逼得自杀了他都救不了，从哪变出钱来？最后想方设法东挪西凑也只搞出十万两，崇祯从内帑再出二十万两，凑齐三十万两先给袁崇焕救急，暂时平息了这次兵变。
稳定军士后，袁崇焕开始操劳军务。从九月到年底，他忙着核定兵额、汰弱留强、整治空饷、安抚蒙古喀喇沁三十六家（朵颜各部）、平定锦州小哗变、整修锦州、大凌、右屯、松山、杏山沿线边防，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也就在这个阶段，东江道毛文龙不断出现在袁崇焕的军务报告中，两人之间的矛盾开始越来越深。
从北京出发前，袁崇焕就知道毛文龙是个刺头，其统治的东江镇已经是半独立海外军镇。次辅钱龙锡曾专程到袁崇焕家里密谈如何处理毛文龙，袁崇焕当时的原话是“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易易耳。”这段话是钱龙锡在被弹劾时，向崇祯上辩疏里转述袁崇焕的原话，是一切史料的原始依据。原话并没有说一定要杀毛文龙，“去之”有多重含义，有罢免也有除掉的意思，晚明其它史料将这句话简化成“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流传甚广，将袁崇焕杀人的动机提前了。
毛文龙统领东江镇后，名义上还是大明总兵，奉明正朔，接受朝廷的饷银，领敕印和尚方剑，也会上奏章跟皇帝沟通，但他不接受蓟辽督师的调度、拒绝文官监军、拒绝核兵核饷，自己掌控海上商路，自己招辽民定法律，财政、人事、律法、外交高度自主。
皇帝老子亲自下的指令，比如牵制后金或防守东江，毛文龙大体上是服从的，但如果有任何触及他核心利益的地方，比如派文官监军上岛，派人过来核查兵额，配合宁锦统一军事行动，他一概不答应，阻挠核查人员登岛，他的上级也从来没见过皮岛的账册和士兵。
崇祯给袁崇焕的职权，包含统领东江，但毛文龙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自己天启朝就孤悬海外，好容易打下一片根据地，还自带尚方剑，级别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他只会和朝廷中枢对话，不是任何人的下属。毛文龙一直自行决定几时跟朝鲜谈判，几时和后金书信往来，几时派兵出征，从来不向袁崇焕报备，鸟都不鸟袁崇焕。
天启末年到崇祯初年，户部估算皮岛上有2.8万士兵，每年拨银二十万两、米十几万石给毛文龙，从登莱海运送到皮岛。毛文龙认为岛上除了士兵还有十几万逃难辽民，这点资源养不活这么多人，就搞起了海上贸易。
他将关内登莱、天津的布匹、铁器、杂货运到皮岛，再转卖到朝鲜，又把朝鲜的粮食、人参、貂皮，从皮岛转卖回山东、江南。当时参价十分昂贵，他还组织辽民到辽东深山采参，由帅府统一收购、外销，所有利润由毛文龙支配，军队经商搞得火热。
皮岛最后变成了黄海走私中心，“南东商船，来往如织”，做生意比打仗更专业。
毛文龙赚钱没啥错，毕竟他要养这么多人，自有他的难处，时局动乱，瑕不掩瑜，私下赚点就赚点吧，但他不听指挥，就成了袁崇焕的大难题。
袁崇焕这次出关，是带着“五年平辽”的KPI过来的，他需要下面的人全部听他的指挥，需要山海关内外财权统一，毛文龙这种不服上级管理的半自治模式，再搞下去就可能发展成独立军阀了，袁崇焕是不能容忍的。
到宁远上任后不久，即崇祯元年秋天，袁崇焕就要求东江的粮饷，不再由登莱运到皮岛，而改经宁远觉华岛，由他亲自审核后再挂号发放，要把东江财权抓到自己手里，以让毛文龙屈服，好向皮岛派驻文官监军，查清楚岛上有没有吃空饷，好好敲打敲打毛文龙。
毛文龙激烈上疏反对，认为这是在掐断他的生命线，理由是绕这么远的海路，风浪大、漂失多，损耗大且容易造成岛上断粮。吵了大半年，崇祯评估后决定支持袁崇焕，于崇祯二年闰四月在宁远下设东江饷司，粮食从天津先运到觉华岛，盘验挂号再发皮岛，一下就把毛文龙给惹毛了。
袁崇焕认为，光断粮饷还不能够让毛文龙听话，皮岛的走私生意也必须断。
崇祯元年十二月，袁崇焕提出海禁方案，要求登莱商船不经督师衙门挂号，不许直接去皮岛做买卖，崇祯在十二月二十八日批准。此时正值隆冬，渤海冰封，本来就没有船去皮岛，毛文龙还没有查觉。崇祯二年三月初，冰融开海后，毛文龙不见一艘商船过来，才知道被袁崇焕给海禁了，气得在塘报里写“忽闻哭声四起，各岛鼎沸……袁督师上本，而今登州严禁，不许一舡（chuán）出海，以致客米上舡者，俱畏国法不敢来……明是拦喉切我一刀。”
三月生意没了，闰四月开始，朝廷粮饷也要经袁崇焕批准，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毛文龙心里头对袁崇焕积怨愈深，俩人之间的矛盾随时都会爆发。
四月底五月初，袁崇焕感觉打压得差不多了，约毛文龙到旅顺近海的双岛见面谈判，这里地处宁远和皮岛的中间地带，不是任何人的主场。毛文龙犹豫了一阵子，还是带着一百多名亲随登岛，三千士兵则留在岛岸船上。
毕竟俩人都是明面上的大明官员，毕竟袁崇焕按级别是自己顶头上司，要是因不满开战，自己不成大明叛逆了？只能先谈一谈，听听对方的想法。
这是袁崇焕和毛文龙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根据事后毛文龙随从口供，袁崇焕连续几天在岛上设宴招待毛文龙，俩人从五月二十九一直谈到六月初四。起先袁崇焕劝毛文龙主动辞官，交出兵权，回杭州西湖养老，富贵还乡，东江镇交由朝廷派将领接管。毛文龙说我早就有这个心思啊，但是这十几万军民，是我一手招抚过来的，只有我镇得住，等对付完后金，朝鲜衰弱，这里还可以办大事，我不能走啊。（原文：久有此心，但惟我知东事，事毕，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
袁崇焕听他意思，还要常年强留在东江镇，心里头更警惕了，便拿出第二套方案，说你不辞职，那你至少得接受我管理，必须核兵清饷、服从调遣，不许搞个人山头主义。毛文龙做了点让步，说可以整编营伍，听你调度，但是岛上军民混杂，一旦有外来文官监察，岛上兄弟个个都是粗人，一个不慎，必定激起岛中哗变，控制不住。文官监军、道厅坚决不能设，不财权和人事权绝不交，且还要继续做走私生意。
袁崇焕反复劝说，毛文龙反复强调岛上情形特殊，不能按内地边镇规矩来，俩人意见不合，说话时火药味越来越浓。
有次饮宴完毕，回到私下住处，毛文龙对自己副将汪翥（zhù）说，也就口头应付一下督师，糊弄过去就算了。有人把这话传给袁崇焕，得知他口是心非，袁崇焕此时已动了杀心。
根据六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向崇祯汇报的奏疏，他说自己看毛文龙野心太大，已经无法控制，原本想押毛文龙到北京，交皇上处置，只是担心一旦抓了他，他底下的东江兵马必定哗变，事情不可收拾，所以只能迅雷不及掩耳，当场斩杀。（欲擒之还朝，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
这是袁崇焕替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辩解，这个逻辑是不充分的，袁崇焕说抓了他东江兵马会哗变，但杀了他，那不是更加激化矛盾？东江兵马更加会哗变。他这个理由是说不通的。
袁崇焕军事能力很强，但性格急躁激进，从他不听高第命令独守宁远就可以看出来，逢大事喜欢擅作主张，不跟领导打招呼。这种性格适合创业，不适合混职场，因为创业只要对自己负责，职场要对各领导负责，创业失败自己承担责任就行，欠了债卖房子卖车慢慢还嘛，旁人也不能指责你，职场不经领导同意就做决断，领导迟早追究你的责任。
偏偏袁崇焕的领导比他更激进、更急躁、更刚愎，崇祯此时才十八九岁，没有任何人事历练，管理能力非常差，在明代帝王里属于倒数一二的水平，他一追究下属责任，动不动就要弄死别人，谁跟着这样的领导混，那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六月初五，袁崇焕决定动手。
动手前，为了安抚对方，袁崇焕先带队去到毛文龙营队，把带来的十万两饷银，当场交付给毛文龙，并说以后银两会源源不断送来，岛上士兵不再缺粮，毛文龙赶忙致谢。
银子交割完毕，袁崇焕又邀毛文龙上山顶幄帐，一同观看将士射箭比武。毛文龙此时已无戒心，只带着一百多亲随上山。到山上幄帐后，袁崇焕说明日我就要回宁远，来不及当面告辞，海外这副重担，我应当向你行一拜。说完就拜，毛文龙赶紧回拜。
就在这行礼间隙，谢尚政率领伏兵一拥而上，把毛文龙和他带来的一百多名随从包围，隔绝外面东江士兵，毛文龙及下属都大惊失色。袁崇焕对东江属官说，你们在海外受苦，每月领到的米很少，一家老小分食，实在可怜。今天，我也向你们行一拜，望你们好好为国出力，以后不愁粮饷。
接着转身怒斥毛文龙：我节制四镇，之前严海禁、改饷道，是怕登莱、天津生出祸患。我和你反复商量三件事：饷道改宁远、移镇、设文官监军核兵核饷，你一概不肯听从。我掏心掏肺劝了你三天，盼你回头，谁知道你狼子野心，欺诳到底。你看不起我不要紧，当今圣上英明，国法岂能容忍！
说完，命人捆绑毛文龙，剥去官服，毛文龙不肯就缚，拼命挣扎，袁崇焕又骂他：“你以为我只是书生？我是朝廷大将。你欺君罔上、冒兵克饷、屠戮辽民、扰害登莱客商、劫掠商船、私改部将姓氏、强夺民间女子、逼迫难民入山采参、拜魏忠贤、掩败为功、九年不能复寸土，条条都是死罪。今天杀你，如果我不能完成五年平辽，我愿意领尚方剑受罚，和你一样。”
袁崇焕又转头问在场东江将官：毛文龙这些罪，该不该杀？如果我冤枉他，你们现在就可以杀人。大家哪敢回他，都不敢说话，只有少数毛文龙心腹替他求情。毛文龙情知此时斗不过袁崇焕，心气已泄，磕头求饶：文龙有罪，自知该死，求督师开恩。
袁崇焕不理会他的哀求，当众宣读了毛文龙十二大罪状，读完面朝西方，向着北京方向叩头，当众口诵请旨词：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
叩拜完毕，取出尚方宝剑，交给旗牌官张国柄，张国柄在帐前，当场将毛文龙人头砍下。
几百年后，中国历史爱好者还在反复争论这桩往事，许多人都认为，袁崇焕不该杀毛文龙。
有不少人都认为，毛文龙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力量，这般草率杀了他，使后金无后顾之忧，袁崇焕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我个人也认为，袁崇焕确实不该杀毛文龙，但我的推理逻辑则是另一套思路。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毛文龙的功绩，有毛文龙在时，他确实能起到袭扰后金的作用，能持续派出小队登陆辽东腹地的岫岩、凤凰城、鞍山一带，打击后金驻兵、鼓动辽民起事，给后金造成不少压力，迫使后金长期在东南边境留驻防兵，不敢倾巢而出长驱入塞。
毛文龙是皮岛的创始人，团队已经被他培养成私人隶属关系，大量将领都是他的义子、义孙、姻亲，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些对后面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这时都是毛文龙的打工仔，都被改姓毛，整个团队都围绕着毛文龙一个人在转，凝聚力、战斗力完全取决于毛文龙个人。
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将岛上2.8万将士拆分成四部，毛文龙儿子毛承禄一部、毛文龙姻亲陈继盛一部、外来实力派刘兴祚一部、袁崇焕亲信徐敷奏一部。皮岛原是半私人半合法武装，军队性质不纯，一旦缺少镇得住全岛的核心人物，马上就陷入长期内乱。
他死后几年内，刘兴祚战死，其弟弟刘兴治兵变，杀陈继盛，岛中大乱；之后沈世魁一伙又起兵杀刘兴治；崇祯四年黄龙来做总兵后，又爆发耿仲裕兵变，差点把黄龙弄死；黄龙战死旅顺后，沈世魁上台，又跟尚可喜水火不容，逼得尚可喜带着五岛军民、船只器械降后金。
毛文龙被杀，直接造成东江势力内乱，也大大降低了皮岛对后金的杀伤，此后皮岛对后金的出击，大多局限在辽南沿海边缘，很少深入腹地，没有配套的策反辽民、长期敌后经营体系，每次打完就要退回岛上，无法持续压迫后金。
袁崇焕杀毛文龙，确实降低了皮岛的凝聚力和军事能力，这个错误是不容回避的。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拔高毛文龙的历史功绩，毛文龙对于抗金有一定作用，但从来不是问题核心，他的正面作战能力还是远弱于后金，无法阻止后金壮大，只能起到较为微弱的延缓作用，被后金攻克旅顺后再推平皮岛，也只是时间问题。
同时，毛文龙又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人物，他个人私欲太重，在东江镇搞出一套独立私人武装，人事、财政、军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对大明只服从大方向不服从细节管理。明廷得花大钱养着他，还只能任由他搞军队经商，性质已经比较严重，再这样下去尾大不掉，毛文龙迟早变成地方军阀，而军阀跟中央翻脸，几乎是百分百的事情。
但这并不意味着，袁崇焕可以随意杀毛文龙。
袁都督是拿着崇祯送他的尚方剑，但人家毛文龙也有天启赐他的尚方剑，明末尚方剑也不是逮谁杀谁，按当时的规则，总兵以下可专杀，总兵与都督级别的大帅，只能夺印、遣送京师，由皇帝和三法司定罪裁决，不能就地处决。
毛文龙是左都督（正一品武官）、东江总兵，袁崇焕根本没权力杀他。
所以袁崇焕既不应该杀，也没有合法手续杀毛文龙。
当时最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劝说不成后，绑了毛文龙送京师，暂时不杀他，拖延时间，同时安抚东江镇将士，派一名干将到东江完成军队改编，改编完成后，再决定杀不杀毛文龙。
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还有蔑视上级的意味。在职场里混，弄死你的通常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上级。
并不是上级领导有多坏，而是上级领导提前知道你的意图并及时沟通，必要时可以为你兜底（上级必须是正常人，小人另算）。你不汇报就直接动手，会让上级处于一种危险局面，他也必须为突发事件负责，或者全盘布局被打乱导致心血全废，所以不跟上级沟通就瞎搞，上级有时候也是被迫弄死你。
杀毛文龙这件事，确实暴露出袁崇焕个人不成熟的一面，他这种职场上肆意妄为、不计后果的冲动行为，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大雷。
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也自知不妥，赶紧上了一篇《斩毛文龙疏》，说自己确实是擅杀，臣是待罪之身，等候皇上处置，不过我杀毛文龙是因为他有十二大罪，且海外难押解回京师审讯，我杀他是为了边疆战事，如果我兑现不了五年平辽，到时请您同样拿尚方剑杀我。
看到这篇奏疏，就知道袁崇焕离死不远了。
先不说毛文龙的事该不该论罪，就他这样时时刻刻把“五年平辽”挂在嘴边，不断提醒领导自己KPI生死线在哪，这不是找死吗？
以后金当时的野战实力，明军大小几百战，没有一次胜绩，这么巨大的军事差距，你凭什么说五年平辽？这不好比某位足球教练带队，在亚洲杯靠防守赢了日本韩国，就敢发誓，五年内让中国男足夺世界杯冠军一样可笑吗？
袁崇焕出关后最应该做的，是赶紧把“五年平辽”这个KPI给圆回来，出关后就不断向上级报告，陈述难点痛点，并痛斥自己一时夸下海口，再提出一个更稳妥的执行方案，一定要降低上级的期待值，避免上级因为失望而惹来杀身之祸。
做事情就好好做，悄悄做，要主动打消别人对自己的过高期待，一旦别人对你期待值过高，你又拿不出大结果，哪怕你做得不错，也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袁崇焕的奏章递到北京，崇祯和内阁对他的行为很是惊骇，但事已至此，马上追究袁崇焕的责任，只怕反而惹出更大的乱局，因此崇祯只能安抚袁崇焕，说毛文龙确实跋扈，这事可以从权，你也不容易，不用请罪，安心办事吧。（原文：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勒谕行，仍听相机行事。）
崇祯和内阁的真实意思，是这事咱们暂时搁置，暂不追究，你如果后面打出战绩来，这事就算过了，如果你把差事搞砸了，那就由不得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