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被传首九边的时候，大明朝的总体财政，已经愈发困难。
万历驾崩时，户部太仓库已沦为穷光蛋，一毛钱都搜不出来，此时国家财政全靠内帑700多万两白银支撑。在位一个月的明光宗，倒没有老爸那么小气，临死前发遗诏共200万两犒赏九边，光宗死后天启给他修庆陵，内帑又拨款50万两，后续追加投资，天启六年修完时，前后一共花了150万两。
万历连续开征辽饷后，天启年太仓银每年收入700万两左右，但天启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大，广宁之败让大明在辽西总投入的几百万两物资，被努尔哈赤一把带走。之后重建山海关至关宁防线，孙承宗三年多时间在辽东所花军费，总开支又约3000万两左右。
熊廷弼第二次上任时，拿出的那套《三方布置策》，总规划预算1200万两，花钱太多太狠，这也是小皇帝和内阁不想用他的原因，希望抄近路用王化贞的速胜法，结果被现实狠狠抽了一耳光，只好启用孙承宗，老老实实重新拨款在辽东再打军政地基。
大明帝国的底子还算坚实，这么几千万几千万两的糟蹋白银，一波又一波的精锐被后金屠戮，一代又一代英雄被内耗绞杀，换别的国家早该崩盘了，大明后面还是撑足了19年。
从萨尔浒到广宁溃败，大明已经被后金打得连败四年，常常被打出冷兵器时代极为夸张的交换比，丢失大片国土，将整个大明的军心都给打穿了，吓得都没人敢去辽东上任。
熊廷弼被抓后，吏部提名宣府巡抚解经邦任辽东经略，解经邦知道自己搞不定辽东的烂摊子，去了必死无疑，三次上疏说老母亲病重需要自己照顾，坚决不去山海关。天启大怒，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吏部再提名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赴任，王在晋不敢强辞，便去接任辽东经略，提出八里铺方案。
这套方案十分简单：放弃整片辽西走廊，一边花钱收买蒙古人，让蒙古人牵制后金，一边在山海关城墙以北八里铺（刚好八里远），花白银一百万两，再新建一道独立关城，北靠山、南抵海，全城三十里，驻兵四万人，形成内外两道关隘。
后金兵如果来攻，必先打八里铺新城，新城能挡则挡，如果守不住，四万守军可以从三条山间通道与山上三座山寨回撤，绕道撤回山海关，不至于被敌军堵死在两道城墙之间。
八里铺方案原本已经获批，朝廷预拨了20万两白银下来准备开工，但袁崇焕、孙元化等人坚决反对，越级写信给首辅叶向高，叶向高无法决断，便奏请天启派他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出关实地勘察。
这年五月，孙承宗出山海关实地考察后，认为王在晋全面放弃辽西走廊的方案不可取，后金军能直接威胁到山海关，而山海关后面就是京师，风险太大。必须将防线前移到宁远，依托宁远与觉华岛形成缓冲，逐步向前推进，以后才能缓缓恢复疆土。
回北京后孙承宗主动向天启请缨督师，天启对自己老师向来十分认可，便允了。八里铺方案就此废止，王在晋调往南京，孙承宗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为避免扯皮，比辽东经略权力更大，可节制蓟、辽、海上登莱水师，统筹三方，关宁锦防线启动。
孙承宗是北直隶高阳人（今河北保定高阳），家里太穷，16岁考上秀才后没钱再考，只能先打工挣钱，先后在大理寺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两位官员家里当西席（家庭教师），年收入大概几十两白银。上班上着上着，第二任老板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35岁的孙承宗就跟着老板去了大同。
我在《万里江山图》山西篇里重点介绍过大同，这是中国直面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历史上许多重要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孙承宗趁着教书的空闲时间，在宣府、大同、蓟州一带四处漫游，看遍飞狐口、拒马河、白登的山口、河谷、堡寨、烽火台，也喜欢跟基层武官、老兵、戍卒、驿站小吏喝酒聊天，打听一线消息，知道哪个山口容易被蒙古骑兵突入，哪里的边兵饷银拖欠严重，哪里的军户逃亡最多。这段经历深深影响到了孙承宗，使他更懂得前线不易。
在大同这一段经历，使孙承宗成长为一个有理论懂实践的人，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素养与水平。
通常一个人在象牙塔待久了，容易清高、傲慢、狭隘，这时候必须下基层去实践几轮，去摸一摸工厂的设备、沾一沾田里的泥土，洗一洗身上的自负，了解人世间所有事物的不容易，才懂得办成每一件事，都需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而不是一味地认为“老子明明很聪明，这些泥腿子，为什么就不听老子的？”
只有理论知识的人，常常在实践中容易碰壁，就是因为他没有去体验过别人的不容易，但凡体验过几回，就知道“万物皆苦、须感同身受”的道理。
万历三十二年（1604），41岁的孙承宗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入翰林院，长期被分在詹事府任职，这个詹事府就是太子、皇孙的家教储备池，进了这里就是准备给太子皇孙做家庭教师，算是孙承宗的老本行。
孙承宗本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皇家私教，不想几年后万历跟光宗接二连三死亡，57岁的孙承宗因人品不错且没有加入党争，被提拔去给16岁的天启讲课（日讲官），他讲课时也会理论联系实际，常常跟朱由校讲起边塞之苦、西风之烈，朱由校每天听得新鲜有趣，很喜欢这位大胡子老头，更相信他是一个能办实事的人。
孙承宗去辽东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天启元年袁应泰丢失沈阳辽阳，朝廷就有人建议孙承宗赴任，天启舍不得他离开，压下了建议。第二年朱由校将老师由少詹事（正四品）升礼部右侍郎（正三品）。
广宁兵败后，连续搞出一堆烂摊子的兵部尚书张鹤鸣，终是害怕被言官集体弹劾，找个借口要出北京去辽东视察军情，兼任辽东经略。这胆小鬼十七天才走到山海关，到了山海关就不敢出门，马上向天启申请告病还乡，这一下就空出了兵部尚书和辽东经略两个位置来，天启便让孙承宗接了兵部尚书，让王在晋接了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水平实在不行，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还是决定亲自出马镇守辽东。
张鹤鸣4年后又被魏忠贤重新启用，在西南负责平定安邦彦奢安之乱，崇祯上台后一看风向不对，再次告老还乡，8年后李自成攻破他老家颍州（安徽阜阳），85岁被吊死在树上。
相比张鹤鸣在广宁闯下的滔天大祸，这也算善终了。
孙承宗去山海关见王在晋时，袁崇焕此时38岁，任宁前兵备佥事（防备监察），孙元化此时41岁，任经略衙门赞画（军事参谋），俩人军事水平都明显高过王在晋，对其低水平相当不服气，才越级写信给叶向高。孙承宗跟他们沟通后，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对的，在吸收他们的建议后，反复实地考察，才定下关宁锦大防线的战略。
大家应该注意到，我写作时常常会有意提及各个人物当时的年龄，因为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因为阅历的深浅，他的知识水平和性格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一提及某个历史人物，通常想到的是他盖棺论定的一生，而其实这个历史人物，他在不同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孙承宗57岁接手辽东这一年，他的战略和实操水平，就远高于38岁的袁崇焕和41岁的孙元化。
袁崇焕和孙元化此时能发现问题，并提出部分良好建议，而孙承宗能统筹问题，并且能制定稳妥有效的可执行战略。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在辽东一共任职三年两个月，工作颇有成效。
首先，孙承宗是天启老师，深得天启信任，他可以搞到钱。孙承宗三年多时间募兵、筑城、修堡、买马共烧掉约2000万两，其中辽饷实发约1450万两，就地征粮、地方协济、召集民夫、采木筑城约500多万两——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项目，能搞到钱就是最大的本事，孙承宗这项本事让下面的人无话可说。
其次，孙承宗能花好这笔钱，辽饷大部分资金，都流入到了筑城与练兵当中：他重用孙元化采用西法筑城，修铳台、布置大炮，共修复大城9座、堡垒45座；再练兵11万，设立车营、水营、火器营，淘汰老弱逃兵，提拔发掘出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马世龙、孙元化一批精英。
最后，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安置难民开垦屯田5000顷，每年粮食收入15万石；还收拢流离失所的辽民就地屯田、编组入伍，解决兵源、粮食、难民安置问题，减少朝廷长途运粮压力。
关锦宁防线示意图，图源百度
在孙承宗苦心经营下，辽东局面焕然一新，到1625年时，关锦宁防线兵强马壮、城堡林立，只要再耐心操盘两三年，大明就可以反攻努尔哈赤了。
不出意外的是，意外还是来了。
孙承宗照例迎来了那个绞尽大明精英的党争。
现在我们回看历史，都知道明末早期主线应当是辽东，后期主线应当是辽东与农民军双线并行，主角自然是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李自成，但身处时局的大明朝廷文武百官，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眼里，大明的主线一直是你死我活的党争，主角应当是天启、崇祯、魏忠贤、顾宪成、叶向高、钱谦益。
努尔哈赤和李自成是谁？他们有党争重要吗？不斗你个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那能叫党争吗？
自从老师孙承宗去往辽东，小天启就一直很独孤，在东林党强大的压迫下，朱由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当年光宗暴毙，李选侍占据乾清宫，想挟皇长子朱由校，是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人冲进乾清宫，强行把朱由校抢了出来，护送到文华殿，逼迫李选侍迁出乾清宫。这件事让朱由校对东林党起初颇有些好感，但内心也十分不安，亲眼见到大臣可以随意闯入皇帝寝宫，强行带走皇帝，说明文官们有干涉皇权交接的能力，这给他留下了极强的心理冲击。
朱由校登基后使用中旨权力，直接任命孙如游入内阁，东林官员集体上疏强烈反对，认为不经会推、由皇帝直接提拔内阁不合祖制，逼迫孙如游辞职，这是直接动了朱由校的人事任命权，朱由校暂时屈服，但已经对东林党心生不满。
随后又在天启元年，御史毕佐周、刘兰上疏，认为新帝已经成年，请求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遣送出宫，大批东林言官接连集体上疏，逼迫朱由校把客氏送走。朱由校生母早死，打小由客氏呵护长大，对客氏已有深厚母子之情，实在舍不得送客氏出宫，最后被东林大臣们逼急了，才迫不得已送出去。但没过多久，朱由校无法忍受失去客氏的痛苦，又下旨把客氏召回宫，东林言官再上疏反对，朱由校很讨厌他们干涉自己的私生活，从此对东林党渐生怨气。
广宁大败前后，东林科道言官集体连章弹劾，不断否定皇帝与内阁拍板的辽东经略、巡抚人选，对边臣品头论足，掣肘前线要事，搞得朱由校烦不胜烦。
朱由校与东林党最深的矛盾，爆发在天启三年癸亥京察（此时熊廷弼已在狱中）。
京察六年一次，根据官员表现打分决定去留，癸亥京察由东林核心、吏部尚书赵南星把持考核，他一口气将齐楚浙党骨干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一并赶出朝廷，朱由校反对也没啥用，朝廷暂时变成了东林党一党天下。朱由校深感连基本人事权都不能做主，皇帝做得太窝囊，已经对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正是在东林党不断打压下，朱由校决定放出魏忠贤，让他干点脏活累活，代表皇权全面压制东林党。
朱由校选择魏忠贤，是因为他是身边最亲近最可信的人之一。
魏忠贤原名魏四，出身北直隶肃宁（今沧州肃宁）的贫寒农户，从小没读过书，至死是个文盲，长大后成了个游手好闲的泼皮无赖，因欠一身赌债被债主羞辱，1589年（万历十七年）卖掉女儿还债，又自行净身进宫寻条活路，此时他都已经四十岁了，正常情况下，这辈子都烂完了。
入宫后他只能干些扫地倒马桶的粗活，但他有些社会阅历，懂得伏低做小，靠给太监魏朝做马仔获得信任，被安排到朱由校生母王才人宫中管膳食工作，他便在这里认识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
客氏原本跟魏朝是宦官与宫女的伴侣关系，宫中叫“对食”，换句话说，客氏是魏忠贤大哥的女人，但魏朝此时是大太监王安手下红人，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陪伴客氏，客氏对他渐生不满，而魏忠贤则天天围着客氏殷勤伺候，舍得花钱又肯跑腿办事，做舔狗做得尽职尽责，客氏十分受用，俩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明光宗去世后，朱由校准备登基时，有次魏朝半夜来见客氏，碰到魏忠贤和她搞在一起，气得上前揪住魏忠贤殴打起来，俩人一直闹到朱由校和王安面前。朱由校问客氏：你要跟谁在一起？（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朕替尔断。）客氏当场表态选魏忠贤，朱由校当场拍板以后俩人在一起，魏朝不得再滋扰。王安见朱由校表了态，上前扇了魏朝一耳光，后面把他调去兵仗局，暂时压下这场风波。
第二年魏忠贤与客氏掌权后，先把魏朝贬为净军发配凤阳守皇陵，魏朝知道离京必死，途中躲进蓟北山中寺庙避难，魏忠贤派人追捕，在献县抓获后将其勒死。
本来弄死魏朝事情就结束了，但御史方震孺上疏请求将客氏赶出皇宫时，王安因跟东林党关系不错表态支持，魏忠贤与客氏对他由此忌恨，又打算弄死王安。不过王安是三朝老宦，为人正直且拥立过朱由校登基，在宫中根基深厚，需要多费些心思，不方便直接下手。
恰逢朱由校准备任命王安做司礼监掌印太监，即内廷最高权位，按明代宦官惯例，王安需要先上表辞让谦虚一番，走完流程才能上任，王安递上辞呈后，客氏抓住机会，不断在朱由校耳边劝说，指出王安过于亲近东林党，迟早是宫内大患，干脆抓住机会让他走人。这个理由正中朱由校痛点，便顺势同意了王安辞呈，收回任命，直接把王安给干懵了。
王安失势后，魏忠贤又安排给事中霍维华上疏弹劾王安，捏造各种罪状，朱由校便将王安贬到南海子（北京南苑）当净军苦役。魏忠贤特意任命跟王安有仇的刘朝担任南海子提督，刘朝到任后下令不给王安吃饭，王安饿极了，只能刨篱笆下的萝卜充饥，硬撑了三天。刘朝见饿不死他，便教人将王安摁倒，使棍棒活活打死。
王安死后，内廷再无人可以制衡客氏与魏忠贤，魏忠贤调亲信王体乾任司礼监掌印，李永贞掌管司礼监，不久自己又任东厂提督，自此开启天启朝阉党专权时代。
魏忠贤阴险起家这段往事，史家采用的主要历史材料源自《酌中志》，这本书主要记录宫廷杂记，特别讲了魏忠贤的发家史，作者刘若愚，是天启朝司礼监太监。哥们一直是魏忠贤的边缘马仔，魏忠贤下台后刘若愚被牵连下狱，判了个斩监候，他在狱中决定效仿司马迁发愤著书，根据自己亲历与见闻历时十二年写成此书。
刘若愚写这书的目的是记载魏忠贤的恶行，以及为自己辩罪，所以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单方面控诉魏忠贤，但难免会有把他写得不光彩的倾向，总体来看，现在所留资料没有比他更详细，不信他就没人可信了，而且这书所说细节，看起来至少七八分可信的。
目前世间所留史料，几乎都是一边倒将魏忠贤往阴邪方面写，东林党对他恨之入骨，清廷则希望将明朝写得小人当道、昏庸不堪，就该改朝换代把天命让与大清，这两方面的史料魏忠贤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目前我们在相对客观的史料里，能找到对魏忠贤有一些认可的，有崇祯初年专门记录魏忠贤生平的《玉镜新谭》、收录大量天启年间圣旨与奏疏原文的《明熹宗初录》、以及《酌中志》，是的，《酌中志》还是有一小部分认可魏忠贤的言辞，并没有将他彻底黑化。
全面赞美魏忠贤的史料，只有天启六年他当权时由阉党主编的《三朝要典》，全书把魏忠贤塑造成国之柱石，这种拍马屁的史料我们就不采纳了。
我们先读一下史料里认可魏忠贤的原文：“厂臣魏忠贤精忠报国，弘略匡时，经始成终，克襄鼎建。”“宁锦之捷……皆赖厂臣魏忠贤一腔中心成，万全筹画，军实边需接济源源凑手。”
查阅各处史料，发现认可魏忠贤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办事果断有执行力、督办三大殿（皇极、中极、建极殿）工程时银粮调度有方、保证了辽东边军的供应、有一定理财能力并清查了仓库贪腐。
其实还有一条，是史书里不怎么会提，但我必须指出来的：尝试性收取江南工商税。
很可惜，只收取了一小部分，就失败了。
天启中期几年，宦官税监在江南、浙闽确实重启万历时的矿税、榷关、织造杂税，目标直指江南工商业。早期征收上来了一批银两并用于边饷，但很快遭到了朝堂文官的集体反对、江南士绅与商人的消极对抗、地方府县的不配合、民间底层的小规模冲突。
为了对抗征税，当地工业商主与各级官员集体隐匿瞒报资产，各地机户也主动关门跑路，地方生员与读书人则不断上书请愿，加上朝廷文官上下配合，让阉党征税工作像一拳打在棉花里。官绅、商人、机户集体抵制宦官税使，天启六年五月，魏忠贤被迫停止征税。
征工商税并没有形成常态化、法制化，轻轻一碰就失败了。国家无法通过征税完成转移支付，反而去欺负全国贫苦农民，那就无法解决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党争才会继续愈演愈烈。
那魏忠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就不绕弯子了，直接说下我的个人观点——注意，以下仅是我个人观点，请大家不要迷信，同时也请大家不要迷信其他人的观点，不迷信任何人才是独立思考的真正起点。
魏忠贤所引发的一切问题，其根源都不在魏忠贤本身，而在于天启小皇帝。
是朱由校想收拾侵犯皇权的东林党，才选出性格狠毒、但又有一定办事能力的魏忠贤去疯狂打压东林；是朱由校想收江南的工商税，才允许魏忠贤发起试探进攻；是朱由校想保障老师在辽东的战局，魏忠贤才会及时供应辽东军需；也正是因为朱由校站在了阉党这边，齐楚浙才会与阉党合流，一起集中力量对付东林党。
魏忠贤是什么？他就是天启养的一条恶狗而已。
我们常听到一种观点，魏忠贤能把持朝政，是因为朱由校沉迷木匠，魏忠贤总在朱由校做木匠时上报紧要大事，朱由校正醉心于木匠活，便叫魏忠贤自行处理。朱由校被魏忠贤长期蒙蔽，魏忠贤才会在朝廷内外肆意横行，掀起腥风血雨。
随着自己年龄渐长、阅历渐丰，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些解释。就算不能回到1626年的北京，不能站在朱由校与魏忠贤的身边听到他们的对话，我也不相信朱由校因为木匠活就放纵权力的支配，让一个文盲太监去操弄国事。
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魏忠贤拥有一定的管理、财务水平，但同时又够阴毒狠辣，他是皇权最好的延伸支点，负责干一些朱由校不方便干的脏活狠活，他是天启的恶犬，是狠毒的酷吏，是20岁小皇帝的黑手套。
种种惨烈行径，就算朱由校没有直接授意，他也是乐于旁观的。
明末一切重大离奇问题的根源，都是贫富差距造成的激烈党争，皇权跟东林党的斗争，也只是党争的一部分而已。
下面，我们近距离看看魏忠贤的手段。
魏忠贤操弄最有代表性的惨案，是天启五年（1625）的六君子案，以及天启六年（1626）的七君子案。
朱由校泰昌元年登基后重用身边人，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天启元年魏忠贤干掉王安，拿到内廷最高权力。天启二年其权力开始外溢，拉拢反对东林党的失意官员，形成阉党班底，并指使党羽上疏弹劾，逼走了东林党要员刘一燝、周嘉谟、邹元标、孙慎行，打压反抗的周宗建、惠世扬、王纪，这时候东林党全员已经高度紧张，知道来了个天煞孤星，杀气腾腾专门冲他们来的。
天启三年魏忠贤正式提督东厂，有了独立侦捕抓人的权力，培植“五虎、五彪”班底（这名字一听就是没文化的团队），东林党人倒吸一口凉气，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发起总攻，命党羽给事中傅櫆上疏，诬告内阁中书汪文言，说他是盗库逃犯，曾依附大太监王安，而左光斗、魏大中明知汪文言有罪，还把他当成心腹，出钱让他在京城四处活动，替人跑官卖官，内外勾结、把持铨（quán）选（人事升迁）。
汪文言被抓后，扔进北镇抚司诏狱，每天吊起来打，逼他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牵连进案，好准备一网打尽。掌镇抚司刘侨不愿把事情搞大，只想判汪文言一人有罪，魏忠贤大怒，罢免刘侨，换上心腹许显纯审案，让他下死手把杨涟等人拖进来。
汪文言被抓朝野震动，杨涟情知大祸将至，决定主动反击，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公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罪名，打算一举扳倒魏忠贤。
杨涟的奏疏经通政司递入宫，先落到魏忠贤手里，魏忠贤大惊，请内阁辅臣韩爌（kuàng）调解，韩爌拒绝，奏疏正常递到了朱由校面前。朱由校不喜欢读长篇奏疏，便叫司礼监掌印王体乾当面读给他听。
王体乾一边读奏疏里的罪名，魏忠贤一边跪在朱由校面前痛哭，说自己忠心伺候皇帝，外廷大臣恶意构陷自己，现在苦陷其中，不如辞去东厂提督苟活吧。客氏也在一旁为魏忠贤辩解，不断劝说朱由校。
朱由校听完这二十四项大罪，竟无动于衷，只说这是外廷言官在搞事情，博取名声、沽直邀誉，想让我朱由校赶走全部亲信，以后孤立无援。事后发的圣旨原文是“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就朱由校这态度可以看出，魏忠贤主动出击东林党，就算不是他直接授意或暗示，那也是默许的。
杨涟看到圣旨后，知道天启不会办魏忠贤，请求辞官，但天启不许。叶向高建议让魏忠贤辞官避嫌，以停止这一风波，天启也不许。
事情不可能这么轻易结束，56岁的魏忠贤出身社会底层混混，一直有严重的病态心理，为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又怎么可能就此放过杨涟？
半年后，即天启四年十月，原吏部尚书赵南星即将离任，需要推举一位候选人，赵南星与杨涟、左光斗一同举荐了东林党内的高攀龙、乔允升等人。魏忠贤抓住机会，给朱由校打小报告，说东林党完全把持了人事权，吏部换来换去都是他们自己人，这哪把皇帝您放在眼里？
朱由校最厌恶的就是东林党人动他的人事权，人事权是皇权核心权力之一，是触碰不得的逆鳞，加之这半年时间，东林党一直在弹劾魏忠贤，把他搞得烦不胜烦，一怒之下，勒令赵南星辞官。魏忠贤紧急叫马仔跟进弹劾杨涟与左光斗，朱由校马上将他们削籍为民。高攀龙、韩爌也紧跟着被逼走。（叶向高在七月已辞职）
本来将东林党高官逼走，阉党已经大胜，但魏忠贤还是坐立不安，毕竟这些人在民间与士林声望极高，指不定哪天又能重回朝堂反杀自己，想来想去，唯有将他们赶尽杀绝，才能永绝后患。
阉党高层反复商议，重启汪文言案是最好的破局手段，便将汪文言再次抓入诏狱，许显纯亲审，逼他招供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都曾收受熊廷弼贿赂（熊廷弼：我？啊？）。五十多岁的汪文言端的是条汉子，历经重枷卡脖、重镣锁足、重棍击背、木棍夹指、夹棍断腿种种酷刑，被活活折磨了两个月，依旧仰天大呼：世间岂有贪赃杨大洪（即杨涟）哉！坚决不做伪证。
我们常听到汪文言遭受过铁刷刮皮、铁钩穿骨的酷刑，实际严肃史料并没有记载这些内容，不过汪文言所经历的依旧是残酷重刑，光是夹棍断腿这一项就能把人当场折磨成残废，汪文言的硬骨头是不打折的。
许显纯见汪文言如此硬气，干脆亲手伪造汪文言供词，为了灭口，当场把汪文言活活打死，汪文言临死前犹睁眼大喊：你不要乱写，死后我要和你当面对质（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尔面质）！
许显纯拿着伪造的口供，递给了魏忠贤，魏忠贤又拿着这份口供，对朱由校说熊廷弼为了减罪，给杨涟、左光斗各塞了二万两银子，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各塞了三千两银子，顾大章另计。朱由校不许别人动他的人事权，更不能容忍官员与武将勾结，遂批准缇骑抓捕六人，一并投入北镇抚司诏狱。
然后，酷刑开始了。
杨涟被要求裸体跪在阶下受刑，全身被打得皮肉溃烂，狱卒为折磨他，还将铁钉贯穿进他耳朵，最后被许显纯在深夜用装满沙土的布袋压胸，窒息而死。死时是七月暑热天气，狱卒故意扣尸多日，等尸体腐烂生蛆，遗体血肉模糊，几乎辨认不出，才允许家属领棺，家属只能用血衣包裹入棺。
左光斗同样反复全刑，被狱卒用铁刷刮肉，皮肉被刷得碎裂如丝，筋骨外露。史可法去见他时，见他席地倚墙而坐，整张脸被毁容都认不出来，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后受尽酷刑而死，同样尸体被扣多日，家人收尸时已腐坏严重。
天启五年抓的六位东林高层，除顾大章自缢外，其余五人全部这般活活打死。
弄死六君子后，八月二十八日又以勾结东林的罪名斩杀了熊廷弼，并传首九边示众。
可怜熊廷弼仅仅被东林党认可过这么一次，就被卷入党争丧了性命。
魏忠贤杀完东林党朝中要员，犹自害怕东林党民间带头大哥们报复，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这些人虽已罢官回乡，平时只在苏州无锡一带讲学，但毕竟这些人影响力太深，民间声望太高，要是来个舆论反扑可不行。思来想去，还是得继续杀下去，一直杀到自己放心为止。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派人向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索要预先盖好印信的空白奏疏，由李永贞在京城执笔，捏造前应天巡抚（管理松江、苏州等地）周起元在任时，侵吞地方袍料银十余万两，拿这笔赃银勾结朝中东林要员，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一起参与分赃，并结党谤讪朝廷。
这起冤案做得不太仔细，奏疏原是空白，盖好印信再写的文字，墨迹写在红色印章上面，证明是先盖印、后写字，并非李实本人写好上奏。后崇祯断案，当场拿给原疏给内阁查验，成为李永贞构陷大案的铁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朱由校看过这份奏疏，所有史料都只记载了阉党的具体行动。各路作者都模糊认为，奏疏递到阉党顾秉谦等人把持的内阁，内阁票拟后（写处理意见）送进宫，朱由校本人根本没有读长篇奏疏的习惯，是魏忠贤向朱由校简略口头汇报了这件事，然后朱由校口头同意查办江南东林诸人，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就是魏忠贤本人，代皇帝用红笔做出批示（即“批红”），下圣旨派锦衣卫缇骑分头抓捕七人。
历史资料都把这种圣旨叫“矫诏”，意思是瞒着皇上搞了份包藏祸心的圣旨，但我怎么读，都觉得所有史料都在掩饰朱由校的问题，都只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不敢把矛头对准朱由校。
活干得实在太脏，会上史书的，这事魏公公你就一个人顶着吧，不要牵连到圣上的英名啊。
天启六年三月，缇骑抓人的消息已传到江南，东林此时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原吏部侍郎高攀龙不愿受诏狱侮辱，穿戴好朝服投自家水池自尽，其他六人则被缇骑一波带回京城。
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在诏狱里五天一次过堂拷打，汪文言所经历的重枷卡脖、重镣锁足、重棍击背、木棍夹指、夹棍断腿六人每五天吃上一遍。
周顺昌被许显纯用木槌敲落全部牙齿，全身被打得体无完肤，于六月十七日夜被秘密处死，尸体放狱中三日才让家属领回，皮肉腐烂到仅剩须发；缪昌期十指被刑具打断，手指骨肉糜烂，膝盖小腿被夹杠夹到筋骨损伤，于六月十九日被狱卒杀害，尸体领出时已四肢溃烂；周宗建因曾上疏说魏忠贤目不识丁，被魏太监极为憎恨，狱卒将铁钉钉入周宗建身体，又用开水反复浇烫伤口，许显纯边审他边嘲讽：还骂魏公不识一字否？六月十九日命狱卒用装满沙土的布袋压胸，使周宗建窒息而死；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也一并被折磨至死，对外皆上报狱中病死（瘐死）。
魏忠贤一边折磨这六人，一边要求“追赃”，其中周起元要求退赃10万两、周顺昌5000两、缪昌期3000两、周宗建3000两、黄尊素2800两、李应升2000两，六人家属倾家荡产，变卖田宅、求助亲友，没有一家凑够指定银两，人命也都没保住。
党争发展到天启年时，已经越来越恶心、越来越残忍、越来越难以把控。
但朝廷这种暴虐的高层党争互害，实际只是大明末期恶象的起点，当饿到发颤的陕西、山西农民拔刀冲向北京时，那才是党争真正的高潮。
为啥我把农民军起义也视为党争的一部分呢？
因为南直隶（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北直隶（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四川这些省相对富裕，进士总人数占到了明朝历年81%，这些人可以在北京城结成东林党、浙党、楚党、齐党，与皇权为了争夺天下最高利益一通乱战，他们在朝廷里至少还有代言人。
而贫穷的陕西、山西人，成为了大明王朝底层鱼肉，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轮不到他们，分摊的税银倒是越来越多，他们饿死在墙角阴影里时，甚至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如果中央政治平台不让他们说话，将他们逼到死路，那他们也会结成死党，用暴力来跟朝廷沟通。只是他们这个党，不用奏疏、没有御史，只有血淋淋的快刀了。
一个国家，所有省份、所有人群的政治利益都应该尽量顾及，尽量平衡，给所有人说话的机会，你长期冷落忽略了哪些人，不给这些人表达的机会，就会换来更血腥更惨毒的反馈。
阉党收拾东林党确实暴虐，但那也只是关乎高层小部分人群。当没人理会又饿疯了的农民军拔出快刀时，整个大明王朝的所有平民，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在魏忠贤陆续弄死东林党要员后，第二年，即天启七年七月，明末第一次农民军起义，陕西澄城王二起义爆发，此时李自成还在米脂银川驿做驿卒，张献忠刚犯事被赶出军营，只是一名游荡在陕北的流民。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后来将要面对怎样的命运，但明末已如一锅煮沸的米粥，整个国家都要被生生煎熬，每个人都要踏上那条身不由己的乱世。
孙承宗此时也已经离开自己的辽东，去面对自己最后的命数。
魏忠贤刚揽权时，就想将大佬孙承宗拉到自己阵营，派太监刘应坤带十万内库白银出关犒军，赐孙承宗蟒衣金币示好，但孙老头反而上疏反对太监干预边防，见到阉党来使，也一言不发，丝毫不给对方面子。
天启四年魏忠贤陆续驱逐东林党高官，孙承宗情知大乱在即，在蓟州巡边时，原想趁入京给天启贺万寿节的机会，亲自在朱由校面前弹劾魏忠贤。不想阉党魏广微提前得知消息，火速通报魏忠贤，魏忠贤急得在天启床边哭诉求救，说孙承宗拥兵自重，要来京城清君侧，朱由校连夜下旨，三道快马飞骑拦阻，不许孙承宗擅自离开防地，已走到通州的孙承宗只能退回山海关。
魏忠贤有仇必报，天启五年时，孙承宗部将马世龙贸然出兵偷袭柳河兵败，伤亡四百多人，原本这只是边关常见的小规模失利，阉党抓住机会小题大做，几十道弹劾奏疏指责孙承宗指挥不力。孙承宗情知阉党不会罢休，反复上疏请辞，朱由校此时已高度依赖并信任魏忠贤，又是孙承宗反复主动请辞，最终还是准辞，赐蟒服银币，派专人护送回乡，并用高第接替蓟辽经略。
就像袁应泰毁掉了熊廷弼的辽东基业，高第这个被后金吓破胆的无能蠢货，也毁掉了孙承宗苦心经营三年多的辽东基业。
高第认为关外堡垒分散，后金主力来攻时各个孤立，只会被逐个吃掉，而且关外多修一座城堡，就要驻军、屯田、运粮，将耗费大量白银，不如放弃锦州、右屯、大小凌河这些前沿堡垒，裁撤关外驻军，省下一大笔辽饷。
在高第的命令下，锦州、右屯、大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的守军与百姓都撤退了，只有宁远的袁崇焕始终不退，甚至顶撞上司：我是宁前道，当官于此，当死于此，绝不撤走。
辽西防线一带，只剩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
孤军独守的袁崇焕，却将于逆境之中，迎来自己的人生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