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荒诞的党争
熊廷弼从北京出发后，在通州时因洪水阻路，耽搁了行程，走了十一天，直到七月十七日才抵达山海关。
兵部原先允诺一万护行兵马到山海关汇合，此时竟没一个人按时到岗，熊廷弼只能在关口等待。但等到七月二十四日，延绥榆林援兵到来，他也只能挑选出800精锐护卫出关。
就在他出关的第二天，努尔哈赤又攻陷了铁岭城。
自开原失陷后，铁岭便成为极北之城，也自然成了努尔哈赤下一个攻击目标。上次攻开原几乎没啥损失，所以努尔哈赤只稍作整顿，休息了一个多月，便于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向铁岭发起进攻。
铁岭城小，仅仅四千多守军，但因为没有内奸，面对五万后金精锐，还是打到早晨七点多，四千守军才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将城内百姓屠杀一万多人，掳走剩下一万多人及财物，分给八旗将领为奴，临走前再放火将铁岭城烧光。
铁岭原是李成梁老家，李家宅邸与祖坟都在这里，此时却没有一个人在城内。
原来萨尔浒大战后，辽东总兵李如柏不敢出战的事被朝廷严查，革职后召回北京听候发落，李家亲戚也都跟着去了北京。此时李成梁大儿子战死、二儿子革职，朝廷认为李家在辽东根基太深，旧部家丁遍布各堡，只有李家的人才能指挥这些军人，便又任命李成梁三儿子李如桢为辽东总兵。
李如桢此时在北京做了四十年锦衣卫，已官至右都督，长期执掌锦衣卫南北镇抚司，早从一个辽东人变成了北京人。他并没有上过战场，只熟悉北京官场和特务手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只因为是李家后人，北京高层认为知根知底，就把他派去做辽东总兵。
努尔哈赤进攻铁岭时，李如桢已经到任，就在铁岭120里外的沈阳城。铁岭被围后他马上领数万人来救（到底几万史料都没说），但他不习军务，自知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就跟亲哥一模一样，在离铁岭十五里外的新兴铺驻扎，任由努尔哈赤缓缓撤军，不敢上前交战。一直到后金军撤完，李如桢才敢去战场割了179具后金死尸首级冒功。
李成梁一共有五个儿子，大儿李如松、四子李如樟、五子李如梅都挺能打，但二子李如柏、三子李如桢确实是草包，难堪大用。
这俩个败家子结局也不好，李如柏到北京后，朝野上下人人指着他鼻子骂他与努尔哈赤勾结，李如柏面对舆论重压，时刻害怕被下诏狱折磨，两年后，即1621年9月13日，听到朝廷清算萨尔浒战役，锦衣卫要来拿他，便在北京家中上吊自杀，年68岁。
而李如桢胆怯的行为惹火了熊廷弼，被熊总上疏论罪，万历还是很信熊总的，马上将李如桢革职，调回北京听候发落。同样在两年后，李如桢被锦衣卫抓去坐了十年牢，本来也是死罪，崇祯念他们家功绩，1631年放他出狱，发配边关充军，七十多岁时死在边疆卫所。
李家一手养大了努尔哈赤，但李成梁死后仅四年，努尔哈赤就把李家在铁岭的祖宅看花楼焚毁，将留在城内的李氏旁系宗族子弟13人杀光，并将李家祖坟全部刨掘，棺椁掀开、骸骨暴露，神道碑、石像生损毁殆尽。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因努尔哈赤自缢流放。
这便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知遇之恩的回报。
铁岭陷落两天后，熊廷弼才在途中收到消息，一时心急如焚，连夜赶至广宁（今锦州北镇市老城城区），辽东巡抚周永春在此相候，两人沟通了一下当前战局，城都没进，热饭也来不及扒拉一口，熊廷弼又连夜赶路，于八月初二到达海州卫，与杨镐交接官印、尚方剑、军政文书，正式接手辽东经略职权。
到九月二十六日，北京派来的缇骑才来到辽东，把杨镐拎回去治罪。
拿到实权的熊廷弼一刻也不敢耽误，带着亲兵穿风冒雪走遍辽东各处关隘、城堡，把叆（ài）阳、清河、抚顺、铁岭各边境都实地勘察几遍，快速摸清了后金行军路线、明军城防缺口、各部残兵虚实。
为稳住军心，熊总当众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诛杀了抛弃铁岭逃命的游击陈伦，严惩抢掠百姓的溃兵，暂时扭转了明军望风奔逃的低下士气，让军队恢复了基本秩序。
为稳住民心，熊总开放城郭收容逃难百姓，发放粮食救济，又鼓励百姓返乡耕种，设立堡垒村落，编组民兵自保，避免了关外百姓大量逃往关内，以致辽东土地荒废，粮草断绝的恶果。
而为了对付努尔哈赤，熊总加高加固了辽阳、沈阳城墙，增设火炮、挖掘护城河，在抚顺、铁岭周边修复小型军堡，修建边墙、烽火台预警，大量调运火器、粮草囤积各城，并不断向万历要钱要粮要人，将有限兵力分配到关键隘口，训练新兵、整合各地残兵，重组骑兵，强令全军只许防守，绝不轻易出击。
熊总唯一允许的出击，是频繁派小股精锐骑兵，袭扰后金边境堡垒，破坏其耕种放牧。
总之熊总主打一个龟缩防守，绝不跟努尔哈赤野战，只在城墙内慢慢熬时间。
这确实是对付努尔哈赤最有效的办法，努尔哈赤的弱点是军事强大但基础弱，他没有大明的人口与经济实力，经济与军事损耗必须控制在小范围内，此时见辽东防线重整完备、城防火器充足，便不敢轻易来攻。只在秋季试探性攻击了沈阳外围蒲河、懿路两座前沿堡寨，观察明军防守颇有章法便主动撤退，一年多没有发起过大军攻城，只能转头去将叶赫部彻底吞并，消化开原与铁岭的占领区去了。
熊廷弼的指挥水平相当优秀，但明廷并没有留给他多少发挥空间。
因为就在他上任仅仅一年后，老领导万历病死了。
前面说过，万历本来就一身病痛，1620年3月因上吐下泻大病不起，腹泻导致严重脱水，到7月酷暑时节，湿热再加重肠胃疾病，叠加骨痛体虚，再也打熬不住，全身机能衰竭而亡，年58岁。
万历一死，熊廷弼便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突然暴露在党争的最前线。
熊廷弼为人刚直，为人处世从不拐弯抹角，也不懂得和光同尘，他这种性格在朝廷上混，很容易因为得罪一个人，从而得罪一群人。
明朝官职中有一个级别不高但权力极大的“给事中”，他们只是从七品或正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处或正处，却能直接对皇帝负责，是兼具皇帝秘书、政策顾问、独立监察官的特殊职位。他们如果认为皇帝诏书或朝廷政令不妥，有权将其退回或提出修改意见，还可以监督、弹劾任何官员，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加国务院法制部门加国家审计署，官职较低但权力极大，因此百官都对他们十分忌惮，多少都愿意卖他们面子。
给事中当中有一位出身浙党的姚宗文，早年就曾托熊廷弼在辽东举荐提拔同乡，熊廷弼这暴脾气，当然是不肯徇私的，直接就回绝了。姚宗文心眼极小，从此怀恨在心。
1620年夏天，即熊廷弼到任辽东十个月左右，姚宗文奉旨来辽东核查兵马、钱粮、边防，跟好多领导一样，哥们儿屁都不懂又喜欢指手划脚，一听他说起军事跟指挥，熊廷弼就容易上火，一上火就对他冷言冷语，姚宗文平时擅长给皇帝写小报告，百官都对他客客气气的，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新仇加上旧怨，在辽东就拉上一批对熊廷弼不满的文武官员，搜集各种负面说辞，回北京就联络浙党御史冯三元、张修德、顾慥（zào），一起写长篇小作文，告到万历面前。
要找一个人的优点，不一定能一眼看透，但要找一个人的缺点，那就信手拈来了。
熊廷弼固守坚城，姚宗文就弹劾花钱不办事，怯懦不战；熊廷弼杀逃将逃兵，姚宗文就弹劾他随意杀人、刑罚严苛；熊廷弼修固城墙，姚宗文就弹劾他虚耗军备，无休止大兴土木且漫无平定辽东规划。
姚宗文的盟友冯三元骂得更狠，上《八无谋、三欺君》的奏疏，扣了无数罪名倒在熊廷弼身上。熊廷弼气得火力全开，上奏疏逐一辩驳，说你们不懂边事，只会空谈误国，不要在这里瞎搞！
给事中和御史们骂得越凶，熊廷弼回得越狠，正在气头上，写下这些话来：
“自有辽难以来……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拾帖括语，徒乱人意。”
“宗文挟私忿，鼓动同官，摭拾浮词，倾陷封疆重臣。台省诸臣不察虚实，随声附和，以一己门户之私，误国家东北大计。”
“冯三元身居长安一室，未履辽地寸土，不见虏骑，不识城壕，不阅兵马，仅凭道路传闻，臆造八无谋、三欺君之罪。关外百万生灵、千里边防，岂容腐儒片纸空言，轻易定功罪？”
“一二腐儒操白简，而掣万里封疆之肘。”
上面几段话的“台省”指言官群体，“白简”指奏疏，这五段话不用翻译，大家一看就懂，从熊廷弼这些奏疏也可以看出，他军事水平高但政治水平不太高。
因为“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台省诸臣不察虚实，随声附和，以一己门户之私，误国家东北大计。”“岂容腐儒片纸空言，轻易定功罪？”“一二腐儒操白简，而掣万里封疆之肘。”这四句话，那是直接全面否定了所有言官，“腐儒”这种词，更是打击了所有文官，这么直白地说朝中大部分官员远在京城，不知关外苦寒危局，仅凭一己好恶构陷守边大臣，是很容易给自己全面树敌的。
蠢货对于指出他们愚蠢度的人，从来不是理解而是愤怒，蠢货也是有自尊的，也是会反击的，要用他们喜欢的语言跟他们沟通好不好？
熊廷弼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就远远不如嘉靖年间的老前辈胡宗宪。
同样是为国家办事，胡宗宪知道严阁老不是啥好人，但天下官员几乎都要向严阁老屈膝，只要能让我为国家办好事，屈膝就屈膝嘛，站队就站队嘛，选择站队有时就是被迫的，站队不羞耻，干不好事情才羞耻。
至于那些爱嚼舌根子心眼又小的言官，胡宗宪一样遇到过，清流言官一起上书攻击他通倭时，胡宗宪不会指责所有御史只会空谈，而是盯着牵头发难的王本固一个人打，全程就事论事，只反驳指控内容，不骂文官不懂军务、空谈误国，保全言官体面，避免全台省同仇敌忾。
政治不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打击一小撮敌对的人吗？熊廷弼同志，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
这轮弹劾危机发生时，熊廷弼已经五十一岁了，一个五十一岁的人，又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应该懂这些道理的，只能说明熊廷弼的脾气实在太火爆，怎么摁都摁不住。
跟这些小心眼的文人恶斗，本来有万历罩着他，尚可立于不败之地，毕竟在他出辽东前，万历就答应过他“不中途阻挠、不干扰掣肘”，万历只是贪心，并不是糊涂，他对这些言官的德行，心里头是清楚的，因此弹劾熊廷弼的折子，一概被压下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万历只保了熊廷弼一年，提前挂了，这下可把熊廷弼给干懵逼了。
万历死后，38岁的朱常洛即位，常洛哥在位十天便因纵情声色一病不起（朱家人都有这毛病），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御药房的崔文升给他开了猛烈的泻药大黄治病，导致他当晚腹泻三四十次，身体急速垮掉。随后，鸿胪寺丞（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礼宾司与国家礼仪活动统筹中心）李可灼进献两颗红丸，朱常洛服用后第二天就暴毙了。
搞死皇帝这么大事情，崔文升事后只是被贬谪南京，李可灼被充军，后来俩人还被魏忠贤重新起用，崇祯上位后，崔文升才又被安排去南京守陵，李可灼则从此没有任何记录。这两人事发后被处罚过轻，一直十分可疑。
因为崔文升是郑贵妃亲信太监，郑贵妃跟朱常洛是政治死敌，几十年都巴不得自己儿子福王朱常洵能挤掉朱常洛做太子，搞出过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朱常洵一生深受爹地妈咪宠爱，争太子失败后就藩洛阳，万历赐予他无数财产。朱常洵享了一辈子荣华富贵，每日只知道沉迷于酒色，且极贪婪极自私，崇祯十三十四年河南大旱，百姓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出现人吃人，退休兵部尚书吕维祺上门苦劝，请他开仓放粮，拿银两赈灾，朱常洵闭门不理，任府中粮食堆积发霉，也不肯施舍饥民。自私的人又往往懦弱，1641年李自成杀到洛阳，55岁重达360斤的朱常洵，像头肥猪一样跪地磕头求饶，全无宗室气节，但还是被李自成弄死了。
大明宗室于国家之祸害，朱常洵就是典型代表。
多说一句，《明季北略》等野史说，李自成将朱常洵与鹿肉放在汤里活活煮死，再分给将士吃了，称“福禄宴”，这其实是满清修改史料，故意贬低农民军残忍暴虐。根据1924年出土的圹志记载（圹志就是简易版墓志铭），朱常洵死后尸体完整，王府承奉（王府大管家，由太监担任）伏尸哭祭，并乞棺收骨，并不是被李自成给吃了。
这里多费了些笔墨讲朱常洵，是因为后面有很大干系，咱继续讲朱常洛之死。
朱常洛登基后，郑贵妃十分害怕被清算，便有后人猜测朱常洛重病，可能被郑贵妃亲信太监趁机谋杀，但因为缺少证据，几百年过去，这事已不可能有结果了。
朱常洛死后，皇位传给他15岁的大儿子朱由校（jiào），便是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
朱由校此时还只是个青少年，换现在才读高一，啥事都整不明白，国家朝政便落在东林党手里。内阁刘一燝、吏部周嘉谟、都察院杨涟与左光斗等东林党各把持要害部门，加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做内应，新权力班子急于清除万历旧朝大臣边将，抢夺国家实权，东林御史便轮番弹劾熊廷弼。
熊总朝中已没有可以为他说话的人，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深知自己待不下去，便主动上交尚方宝剑，请求罢免回乡。
求罢的奏疏送到北京，内阁很快写好票拟，准许熊廷弼回乡听勘，升辽东巡抚袁应泰为辽东经略。票拟送到宫中，再由王安劝说朱由校，小天子对熊廷弼可没啥感情，很快批准流程，1620年十月初四，正式下旨罢熊廷弼，由袁应泰接任。
东林党并不只是针对熊廷弼一个人，他们要收拾的是其他所有党派成员，要把齐、楚、浙三党以及所有不顺眼的文官武将，全部赶出大明权力中心，再安插上自己信得过的人。
所以浙党骨干姚宗文带头攻击熊廷弼，东林党借刀杀人罢免熊总，但一解决完熊总，东林党转头又来收拾姚宗文，说他“出关索贿、公报私仇”，也将他罢官回乡。
天启刚登基前三年，东林党先后干掉了浙党方从哲、姚宗文、刘廷元、赵兴邦，齐党亓（qí）诗教、周永春、韩浚，楚党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熊廷弼只是籍贯湖广，早年靠楚党举荐，个人并不中意拉帮结派，但在东林党眼里，你收过楚党的好处，又出身湖北，那你就是楚党的人，所以顺便干掉。
东林党的意思是：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熊廷弼个人，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要读成“乐色”才好玩）。
明朝党争，自此开始炸裂。
大明党争的萌芽，起源于嘉靖朝大礼仪之争，成型于万历十五年后的国本之争，就是上文提到的立太子斗争。
万历深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生的胖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坚持必须按规矩立长子朱常洛，两边足足斗了十五年之久。按《皇明祖训》里的规矩，法理确实在文官集团这边，几任首辅们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万历，连后宫太后都认为万历私心太重，万历跟生母李太后说朱常洛是宫女之子才不想立，李太后原是裕王府宫女，得裕王宠信才生了万历，听完大怒：你也是宫女之子！把万历骂得都不知道咋回话。
连斗十五年，斗到万历心神涣散，不得不向整个文官集团屈服，于万历二十九年立朱常洛为太子，自己心爱的胖儿子朱常洵，封到洛阳就藩。
死胖子朱常洵舍不得京城繁华和父母疼爱，封福王后还硬赖在北京十年，直到万历答应给他两万顷庄田、四川茶税、运河一带盐税、花28万两白银建一座王府，28岁的妈宝男朱常洵才委屈巴巴哭哭啼啼去了洛阳。
万历失去了宝贝儿子陪伴，心里头憋了一股子火，为了报复文官集团，加上疾病加身，干脆躲在深宫不出来，前后足足三十年不上朝，故意不批复奏折、不补齐空缺官员，像小孩子一样跟文官集团怄气。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干活，遇到国家特别重大的事情，还是会快批特办，比如召熊廷弼去辽东这种。
文官集团团结一致，十五年接力跟万历恶斗到底，表面是立太子之争，实际是为了限制皇帝私欲，保留文官集团话语权。朱常洛资质平庸，文官们对他并没啥特别欣赏之情，只是不能让皇帝因个人好恶，就坏了大明朝堂制度。
国本之争如此漫长，大臣们排着队斗皇帝，有的被廷杖、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罢官，最严重的还有官员给活活打死，斗争中四位首辅被免，六部长官换了好几茬，三百多京官地方官或死或走或逃。大量伤亡使官员被迫联合起来，依靠籍贯、同年、师生关系相互支援，在对方危难时互相拉朋友一把。
这样斗争了五年后，即万历二十年开始，朝廷按籍贯开始固化成四大集团。
这便是来自江南的东林党，来自浙江的浙党，来自山东的齐党，来自湖广的楚党。
东林党所在的江南地域最广，含南直隶、浙江、江西，这个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上海、安徽，也是大明最富有的区域。东林党跟浙党籍贯上有一定重叠，但一个浙江人不是两个党都可以加入，浙党更注重籍贯属性，东林党更注重政治观点属性，浙江官员只能从中二选一。
嘉靖与隆庆年间的斗争是权臣私斗，严嵩倒了大家就一哄而散，没有固化的派系，没有人继续支持严嵩后人。而万历国本之争引出来的斗争，形成了长期的攻守同盟、地域绑定、跨部门统一舆论，利益高度统一，此时才算是真正的党争。
开始时是四党同时对付皇权，万历死后，明朝缺少一个强势皇帝，变成四党恶斗争夺国家最高权力，大党争时代便就此开始。
当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长期绑定的党派关系必定跟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党争最后愈演愈烈，本质上是不同地区经济矛盾的具体表现。
美国发展成今天这样共和党与民主党恶斗，就是本土农业、制造业集团对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集团的斗争。其实明朝党争的本质是一样的，是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性太大，使国家地域形成巨大的撕裂，又没有人来完成财富转移，平衡国家矛盾，最终导致激烈的内斗。
生活在晚明不同地区的省份，所经历的生活环境差异巨大（以下涉及的数据源自《万历会计录》、梁方仲经济史、明代方志、海外白银贸易档案、江南市镇研究系列等）。
万历年间，江南已出现大量丝厂，也可以说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丝织机工与棉纺雇工，一天收入是0.03-0.05两白银，一年上班240天，年收入通常在7-12两；此时湖广平原没有丝厂务工，大部分佃农仅靠种地为生，扣除地租后年收入通常在2-3两；山东佃农、短工年收入1.5-2两，灾年时入不敷出；西北山区农民全年劳作后扣除赋税地租，净收入不足1两白银，常年半饥半饱。
中国最富区域，比最穷的区域，普通人收入差距已达7-12倍。
而不断进行转移支付的今天是多少呢？2025年中国最富地区是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1987元，中国最穷地区是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224元，收入差距是3.3倍。
中国各地的繁华也相差甚远。
1570-1644年，美洲加日本共有9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70%留在了江南（苏松杭嘉湖），20%留在了闽粤，北方与内地合计不足10%。
江南的苏州一年丝绸出口额300万两，等于明朝全国一年田赋总额三分之一，山东的临清全年就只有3万两商税，西安、太原、武昌等区域中心年商税仅1-2万两。
按樊树志江南市镇研究系列里的数据，明中后期，江南一地八府，共有328处专业工商市镇，形成密集市镇分工网络，而山东此时全省工商业市镇仅17处，湖广仅3处大型商镇与50处小型集市，西北与云贵一带，一府仅一两处集市，没有专业工商市镇，交易甚至在以物易物。
与城市相对应的是富商数量，当时江南富商常常有50-100万两资产（约4-10亿人民币），少数超200万两（约20亿人民币）；而山东山西普通富商，通常只有10-30万两（约1-3亿人民币）；北方县城中小商人，常常仅有数千两资本（约二三百万人民币）。
别说工商业了，就是农业江南也远好于各处。江南太湖平原上等圩田稻谷亩产360-480斤、普通水田稻谷亩产240斤，农户还有桑棉副业；湖广地区水田稻谷亩产240斤，但没有桑棉副业；山东运河沃土旱地麦粟亩产120-140斤，山地旱地亩产仅60-90斤；西北内地麦粟亩产60斤，山地不足40斤。
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大明便形成江南最富、湖广与运河沿线及粤闽沿海次之、山东与河南等再次之、西北与云贵及内地山区极贫穷的四级经济阶梯。
催生党争的是国本之争，但维系党争的是各区域经济利益之争。
东林党是江南工商士绅联合体的代言人，为丝棉纺织工场主、徽州徽商集团、东南外贸及走私集团服务。主张彻底废除江南工商税与海关税、宽松海禁并放开民间海外贸易、财政负担向内地农业区倾斜。
浙党是浙江官绅、海商、盐商的代言人，为宁波海商集团、绍兴师爷、地方大地主、两浙盐商、绍兴钱谷官僚服务。主张打压两淮徽商、争夺盐税盐引利益、可部分征收工商税。
楚党是湖广平原粮田大地主、汉口漕粮粮商的代言人，为湖广跨区域大地主、汉口与荆州漕粮商人、湖广大量免田赋的宗潘豪强服务。主张降低湖广田赋、减免漕粮损耗附加税、限制江南商人兼并湖广土地、适度增加工商税、反对向农业加税。
齐党是山东运河豪强、北方传统农耕地主代言人，为山东大地主、藩王、临清与济宁漕运商人、北方传统小农阶层服务。主张大力收取工商税、反对过度开放海禁、支持全国清丈土地并查清江南地主资产、反对白银过度集中东南、力主减轻北方田赋。
大明的党争，就是皇权弱势时，多党执政的最早形态，只是他们不能在议会进行争斗，就只能在权力的残酷搏杀中争斗。
各党首要争夺的是对皇帝的主导权，借皇权剿灭竞争对手是最利落的处理手段。次要争夺的是中央与地方的人事权，六年一次的京察是主战场，只要掌握吏部、都察院、六科言官，就能借京察贬黜异己、提拔自己人。次次要的是舆论权，只要控制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就能弹劾百官与封驳奏折，想捏造罪名弄死谁都方便，要能完全把控民间书院与乡论更好，就能垄断清流道德，给自己派系叠加正义标签，不断污名化对手。
所以我们读历史资料时常常感到奇怪，东林党之类好像天天在搞事情，搞得全天下鸡犬不宁，但看起来，至少表面看起来好像又是品德不错的人，那都是为了派系斗争而附加的外衣。
在1617年万历丁巳京察时，齐楚浙三党合力，几乎把京城东林党全部外放、削籍，但万历死后，东林党又杀了回来，重夺中央权力，后借助1623年（天启三年）癸亥京察，彻底清洗三党，将各门生、同乡重新送上重要岗位。
熊廷弼不过是党争中反复夺权的一个小小节点，我们今天都清楚，熊廷弼应当是明末的主线，但在同时代的人眼里，在刘一燝、周嘉谟、冯三元眼里，他不是主线，他只是党争中一条细细的分支，是他们顺手做掉的一个人而已。
各党都忙死了，他们要清除掉所有重要岗位的政敌，再安插上自己人，在税收、贸易、土地、漕运、海禁、盐引、京察、边防等各方面，与政敌展开无休无止的争夺。
关于明朝的灭亡，我们谈到了边将养家丁，谈到了皇帝与藩王的贪财，谈到了自上而下的贪腐，谈到了税收，谈到了党争，但我想提出一个以前没有人留意到的观点，大明当时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无法完成转移支付。
多年前我写过《魏忠贤与全球化》，里面详细记载了全球白银如何流入大明，滚滚财富养肥了江南，但却无法滋润整个大明，反而纵容江南与全国构成了巨大的鸿沟，纵容江南地主去兼并全国的土地。
明末近50年党争，东林党一直给人一种很强势的感觉，事实上翻查历史，东林在中央长期处于弱势，因为东林背后是最有钱的江南财团，各党自知不敌，齐楚浙三党便形成同盟压制东林，就连皇帝也知道不能让东林一家坐大，常常默认太监组成阉党，再会同三党克制东林。
既然能压制东林党，为什么还是收不上江南地区的工商税？
东林党主要有两大武器，一是垄断天下文官道德舆论，任何加商税提案都会被批为祸国暴政；二是东林中央弱但地方强，士绅在江南地区垄断了地方文官，布政使、知县、推官都是东林自己人，地方官消极配合收工商税，还能发动市民冲击税监衙门、打死宦官爪牙，事后东林言官还能集体上书，把民变归咎成“宦官横征暴敛”，倒逼皇帝收缩征税范围。
在熊廷弼第一次从辽东辞职的前后，东林党有三年掌权阶段，他们利用这难得的三年时机，直接废掉了工商税制度，永久抬高了恢复工商税的政治成本，谁再提起要收工商税，那谁就是与民争利的朝中恶棍。
大明如果可以规范征税，整顿江南逃税，每年至少可以稳定增收120-200万两工商税，在东林党几乎废掉工商税后，朝廷每年只能把财务支出摊派到农民身上，全额叠加在田赋里。
无论是被田赋逼反了的农民军，还是穷苦无着跑去投清的明军，都是大明财政恶化的结果。财政恶化是因为收不上该收的税，而收不上税，是因为全球财富流入大明，却只单独养肥了江南，江南士绅有钱后为了自保，不断投入教育资源，其后代子孙源源不断进入朝堂与地方政府，反过来钳制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党争里有东林、齐、楚、浙各党，代表的都是各地方的利益，但大家留意过没有，这里没有人代表贫苦的陕西人、山西人、云南人、贵州人、河南人、河北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大部分根本就考不上科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必须有经济实力，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冲破科举进入朝堂，贫穷省份的子弟，连这一关都冲不过去。
起义农民军为什么只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一呼百应？因为朝廷完全无视他们的利益，那他们就只有用武力，让朝廷听见他们的声音。
哪里有什么党争？不过是来自各地的人，汇集在北京，代表着各地的利益，为各地抢夺资源而已。
抢得过的天下太平，什么都抢不到的，那就揭竿而起。
大明败亡的起点，就是“全球白银独肥江南”，造成大明巨大的贫富差距，而中央政府漠视这种差距的发生，无力及时调整全国科举体系，平衡入仕比例，无力改革税收制度，及时进行转移支付，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
大明任由贫富差距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撕裂，才导致国家体系的崩盘。
钱流向哪里，就要及时修正疏导到哪里，这才是治理天下财政的根本。
1620年11月下旬（泰昌元年农历十月）的一天，北京到来的使者抵达辽阳经略衙门，宣读皇帝旨意，命熊廷弼移交权力给袁应泰。
熊廷弼平静地交出辽东经略大印、各类兵符、军防文书档案，默默地走出了经略衙门，收拾行李准备出关返回湖北江夏。
辽阳全城百姓、守城将士自发沿街相送，绵延十几里地，老幼跪地痛哭挽留，百姓们都说“数十万辽东生灵，全靠熊公保全”，纷纷恳求他留下。
熊廷弼看着沿路哭送军民，内心悲愤，无言回应，只顾策马西行，缓缓离去。
只看这一段历史细节，那是个人能力极强的职业经理人，因个性耿直，在体制内遭到了小人们的无端排挤，这种轮回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
但如果梳理更宏观的脉络，那是大明王朝贫富差距加大的恶果，延伸到每个支流，每一处执行末端都爆发出非正常的回应，但中央权力机构，已完全丧失了治理与平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