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在东莞虎门龙眼工业区森域服饰做企划，包吃包住月薪两千块钱，单休、没五险，也没一金，不过这也属于那年头正常操作。
中国社会普及社保，隐约是2010年左右的事情，我记得在这之前，在广东找工作时，大家一般面谈的薪水就是到手收入，私企大部分不扣社保，五险一金普及到大多数人，其实不过十几年时间。
我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每天大约工作五小时，就能把当天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我全泡在天涯论坛，天天在网上讨论社会热点和武侠小说，下班后我就去打篮球、打魔兽、写小说。
公司在邻近农民房，给员工租有六人一间上下铺的宿舍，每间房仅20平米，一群男人挤在一起生活十分拥挤，刷牙都要排队。
为了有点私人空间，我便在附近租了间15平米月租600块的小房子，平时吃饭就在公司食堂解决。男人开支低，也懂得要为未来储蓄，哪怕扣掉房租，那时每个月我还能存下一千块钱。
直到母亲患癌前，过了一年比较悠闲平淡的打工生活。
这种工业区的精神生活十分贫瘠，附近只有一家破露天溜冰场，每天晚上放一些震天响的吵闹DJ音乐，路过几步都能把你耳朵震聋的那种。
工厂下班后，各种一脸痘痘的非主流瘦弱黄毛，顶着一头染得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口袋旁挂着一串金属链条的牛仔裤，和各种颜色鲜艳从服装厂清仓摊上买来的二三十块钱的T恤，在溜冰场里牵着精神小妹的小手，噌噌噌噌绕圈圈，偶尔一群人摔了个四仰八叉，大家也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片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仰天大笑。
那时候工业园区还有个奇葩现象，各种私立医院在街头逮着年轻人免费发扇子和小黄文杂志，扇子和杂志上面，印着各种无痛人流的广告。
年轻男女聚在一起，很容易搞出人命来，私立医院的人流生意是门暴利，便专盯着来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一边给他们发小黄文，一边给他们塞人流广告。
一边制造问题，一边解决问题。
工业园附近除了溜冰场，另还有两处露天篮球场，加一些卖日用杂货低矮逼仄货堆得没地落脚的小超市，一些勉强维持生计通常两口子辛苦经营的小餐馆，卖些沙县小吃、永州血鸭、川湘小炒啥的，再远有一处游泳池，除此以外，几乎没啥地方可逛。
那时候的东莞工厂建得密密麻麻，到处人头攒动，各地工业园里，遍布没读过多少书的八零九零后年轻人，到处充斥着这种又LOW逼又热闹又烟火的人间景象。
2005年，东莞基本不查暂住证了，飞车党也因为2004年开始禁摩相对少见，普通人走在大街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安全感，这年是东莞社会治安变好，现实生活中戾气下降的分界线，但是在网络上，中国还是维持着一片此起彼伏的愤怒声响。
2005年，中国还没有专门管理互联网的机构，所以啥言论都有，当时大多数年轻人，都深受西方宪政思想影响，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传播下，几乎都能说几句：
“人人持枪、他才不乱”“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民众持枪是为了反抗政府暴政”“政府就是最大的恶”等等等等。
二十年前，当时几乎所有上网的年轻人，都深受这些思想影响，对三权分立、议会制、一人一票基本都深信不疑，都认为欧美日的发达，是建立在这套思想系统上的，国家只有先执行这套系统，才具备普世价值，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我那时上班摸鱼时，就天天逛天涯杂谈、猫扑、西祠胡同，里面年轻人的想法几乎趋近，2005年的中国论坛里，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是会遭人耻笑的。
因为东莞工业园的现实生活实在无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志趣相同的人沟通，我也日日沉迷在网络看各路人马发帖，还交了不少观点相同的同龄人，有的后面甚至成了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朋友。
那为什么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特别信这套理论呢？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太腐败了，腐败得让人咬牙切齿。
那个魔幻一般的2000年代，各种惊世骇俗的案子层出不穷，聂树斌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高莺莺案、孙志刚案、雷政富案、“我爸是李刚”案，看守所各种躲猫猫死、冲凉死、洗脸死、噩梦死，还有城管殴打小贩、拆迁户点火焚身、煤矿矿难、地沟油等等各种恶性社会事件，加上我们刚离开飞车党和暂住证的恐怖统治，现实和网络一遍一遍此起彼伏地冲击着我们的世界观，直觉得当时的中国实在太荒诞，人人都没有安全感。
现在微博上那些热搜大案，跟以前的案子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把以前任何案子捞出来，都能让现在的网民长长见识，知道什么叫惊天地泣鬼神。
当时有一张城管没收小贩摊位的照片，小孩眼看城管要没收家里那点可怜的财产，那望向城管时愤怒的眼神，我几十年难以忘记。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出现这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也是痛心疾首，我们在学校学到的都是勇敢和正义，而出到社会，见到这世间充满了怪诞和不平，我们怎么能相信以前学到的东西？
学校教的东西不可信，那我们只有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当时最好的社会政治学精神寄托，无疑只有西方的宪政思想。
毕竟当时欧美日那么强盛，他们已经有事实和案例摆在那里，地球上找不到第二套可以与之抗衡的社会学案例，我们不信欧美宪政，我们还有啥可以相信？
在欧美这套政治理论体系中，一直说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恶，公众只有严格监督政府的恶，才能让民众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为了消灭这种恶，才衍生出议会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这些事物。
从一些角度来说，这个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
当年中国社会的种种怪象，其根源都是因为政府腐败。是塌方式腐败，摧毁了社会基本的精神体系、信任系统、凝聚力、公信力，制造出无数的社会丑陋事件，只有扼住公权力的腐败，才能让社会秩序重回正常轨道。
但是，现在回头来看，这套系统又将公权力过度妖魔化了，将欧美体系过于神化了。
2000年时，我们年轻人对治理腐败感到深深的绝望，只能从西方宪政找出路，但到2012年后，中国没有依赖西方宪政，也基本把腐败给摁住了。
中国自2012年后进行自我改革，通过系统性自我清理，目前已经将腐败压制在一定范围内，我见过许多港台富商都说今非昔比，感慨跟政府人员打交道要轻松了许多，再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痛苦，做生意也有了安全感。
我体制内的朋友也跟我说，在严格反腐后，体制内已经有点“官不聊生”的意思，做啥事都要小心翼翼的。我跟他说，甘蔗没有两头甜，摁起这一头，就会翘起那一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体制，要么选“官不聊生”，要么选“民不聊生”，二者只能二选一，“官不聊生”，总比“民不聊生”要好得多吧？
二十年过去了，以前一同热爱西方宪政的同龄人，有的至今还深信西方宪政，已经跟我不再来往；当年在天涯社区一起为社会悲凉的年轻人，大多已经秃顶大腹开始养生；中国在九三军演后，只欠缺一场实战，就能证明我们的军事力量已超美国，国民不再恐美羡美；那个曾经记载我们青春岁月的天涯，也早在两年前彻底关闭。
几年前，我还见过一位国内著名大学的副校长兼院士，这位副校长对我深恶痛绝，因为我的文章，一再破坏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宪政的普及，对欧美世界的向往。
但是这世上从没有永恒的事物，事情在变，人的观念总是要随之改变。
回望2000年代到2020年代的变化，以及自己这二十多年心路历程，周遭一切事物均已物是人非，当往事如疾风般扑面而来时，心头竟升起一片荒烟萧瑟之意。
西方宪政不是万能的，议会制、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也不是万能的，他们明显也有巨大的缺陷，就是过度压制了权力的效率，使权力无所事事，甚至促使了贪污腐败的合法化。
我当年第一次读到西方宪政时，真觉得有振聋发聩之感，现在回过头来看，也不过是从一个信息茧房，步入了另一个信息茧房。
真正的思考，在于用事实反复比较、探讨、辩证，不迷信任何一种路径，不陷入任何一场信任狂热。
西方宪政过度仇视公权力、鄙薄公权力，妖魔化公权力，直接把公权力搞得不胜其烦，最后公权力直接撂担子不干了，导致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政府效率极低，低到已经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行。
我们以美国加州高铁举例。
2008年加州政府打算修一条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铁，预计总里程超800公里，时速超320公里，总预计投资330亿美元，前期投入100多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拨款35亿美元，加州发行高铁债券99.5亿美元。
17年过去了，目前加州高铁已花费160亿美元，但并没有完全建成一公里高铁，只是修建了一些桥梁、隧道、高架路段。
要知道这17年时间，中国已建成4.6万公里高铁。
而且中国这4.6万公里高铁，仅花费了5.5万亿-6.5万亿人民币，合7800亿-9200亿美元，每公里造价约1.2亿-1.4亿人民币，合1700万-2000万美元一公里。
加州高铁17年时间一公里未建成，目前已花费的160亿美元，至少够中国建800公里的高铁。
按照现在的估算，完成加州高铁至少1000亿美元起步，这笔钱够中国建5000公里高铁。
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加州高铁到底几时能建完。
那为什么加州高铁建得这么慢？开销这么大？
因为公权力被彻底关进笼子里了，没办法正常上班干活了。
美国人搞高铁，在技术上没有啥问题，问题主要在政治上。
加州高铁建设过程中，需要经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层层审批。
其中联邦政府的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地面运输委员会、环保署，要对环境保护、工程内容、跨州铁路建设许可、联邦资金使用监管进行审批。
州政府的加州高铁管理局、州立法机构、州环保部门，要对州内环境影响、详细工程内容、土地征用、州资金分配进行审批。
地方政府的各县市议会、地方规划部门、社区组织，则需要对本社区影响补偿、本地环境保护、本区域法规与建设许可进行审批。
从联邦到州到地方，审批审得人头大，光是大的环境保护和工程内容就至少三次审查，这还没细分到哪一类的环境保护，哪一类的工程信息。
加州高铁2008年立项，一直到2015年动工，这中间光环保跟工程审批就花了7年时间，审查都审了10亿美元开支。
而且人家的审查全部有法可依，什么《环境质量法案》《土地征用法案》、三级政府法治权、社区法律诉讼，全部走光明正大的法律流程，你还必须遵守。
这么搞下来，原本计划2020年竣工的加州高铁，现在改为2033年时，能完成中央谷地段的有限运营就谢天谢地了。
公权力它也是有脾气的，谁要是天天搞它，它就当场死给你看。
反观中国这边建高铁，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只花了3年2个月；2298公里的京广高铁，只花了6年时间；施工难度极大的401公里宝兰高铁，也只花了4年3个月。
建高铁的技术中美都可以搞定，中美之间的区别是，美国严格控制公权力，各种法律法规半路上等着收拾公权力。
中国相信公权力，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从决策审批、规划设计、土地征用、工程建设、资金保障，全部采用高效统一的机制，以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保障工程师不受干扰好好干活，没有地方环保组织举牌子游行这种幺蛾子。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在1920-1930年代，曾经搞出了当时全球最恐怖的基建，铺装公路里程从1918年的40万公里，搞到1930年代的80万公里；建设443米的帝国大厦，只花了410天；金门大桥只花了四年多时间建成，胡佛大坝则只花了五年时间。
美国今天搞个基建慢成这副鬼样子，那以前它为啥就那么快？
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宣传，说美国一直是一个高度法治、对权力充满监督的国家，根本就是错的。
美国以前也是一个高度集中决策、上下贯彻一心的国家，它曾经也十分十分有效率。
美国以前没有历史遗迹保护、劳工安全标准（这个可以有）、环境评估这么多东西，工程师把方案一拍板，政府说干马上就干，现在这套公众听证会、环保组织诉讼、各层组织监管，全面开花还是1970年代开始的事情。
很多人想象中完美的美国，是1970年代才隐约成形，1964年时，美国黑人才在法律上获得了跟白人同等的受教育权力，以前白人可不欢迎学校里出现黑人。
美国以前也没这么多律师，1930年代，美国仅有13.9万名律师，1978年，美国律师增长到46.5万人，到2025年，美国现在有132万名律师。
当然不能简单地说，100年时间，美国律师增长了十倍，所以公共权力执行难度增长了十倍——咱不能这么粗暴地把屎盆子把律师头上扣——但是监督政府的花样越多，政府越难干活，最后公权力干脆懈怠罢工，不铺桥不修路不建医院不救火，摆出一副你爱咋咋滴的躺平模样，那是不争的事实。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民众听起来很有诱惑力，好像普及了法治和清廉，但同时也放出了另一个怪兽。
就是没有人对权力负责。
2024年5月，美军曾经花3.2亿美元，在加沙建了一个浮动码头，结果使用不到十天，走了100多辆卡车和560吨物资，码头就开始散架，最后沉入海底。
要知道2020年时，中国建设全球最大客货滚装码头徐闻港，年吞吐能力为320万辆次、旅客1728万人次，总投资也才花了2.3亿美元，这点钱，放美军这只能建一个不够用一星期的浮动码头。
这个浮动码头明显就是美国贪污腐败的典型事迹，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对此事负责。
因为一切行为路径都是合法的，只要按照标定的流程进行，就不需要有人负责。
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波音连续坠毁了两架客机，共造成346人死亡，后经查，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大量安全认证工作，外包给了波音公司自己的员工，让波音自己检查自己的质量，而波音员工为了让飞机早点上市，故意向航空公司隐瞒了MCAS系统的存在和危险性，才导致两次坠机事件。
这么严重的失职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没有任何官员被解雇或起诉，最后是波音公司罚款结案。
除了这些著名案件，还有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巨头失职案；纽约三个地铁站装栅栏（那种300人民币一个的栅栏），花费1亿美元贪污案；阿富汗2万亿军费案；2021年巴里16亿美元政治献金案；爱泼斯坦萝莉岛案等等，在美国都是没有任何人负责的案子。
而在中国，自2012年以来，凡是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案子，贪污腐败官商勾结，都必须有一个结果，最后都一定会有人坐牢，必须有负责人为自己行为买单。
严格控制公权力、怀疑公权力、妖魔化公权力，使公权力开始摆烂，走向了效率极低、合法腐败、无人负责的消极面。
作为一个写了七年国际政治的作者，我常常会思考“权力”的本质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人类诞生权力，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从而产生能够影响并支配他人行为的力量。
而权力本身又自带副作用，不管采用任何制度，腐败这个伴生品一定会如影随形。
就好像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有细菌伴生，是不可能祛除的事物。
权力必须要有执行力和效率，才能为人类社会产生正面作用，如果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将权力彻底锁死在笼子里，那带来的，会是另一种极端消极的腐败。
作为权力的伴生品，腐败是不可能消除的，凡是想彻底消除腐败，从而制订极严苛的机制，最后都会引发更为恶性的反弹。
处理权力的最好方式，是让权力在保持执行力和效率的前提下，对权力的执行者实施一定程度的高压，将腐败比例控制在较低水平。
只有辩证地看待问题，才能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
1990-2000年代，我们搞不好权力监督，弄得社会光怪陆离，当然是错的，但如果权力监督把权力弄瘫痪，又是另一种错误。
幸好我们在纠正社会错误时，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知道写完这篇文章，那位著名的大学副校长，已经不再恨我入骨，估计恨不得亲手掐死我。
因为他们是欧美政治体系的忠实信徒，拥有狂热的皈依心理，凡是怀疑他们知识理论基础的人，在他们的认知里，都是该死的。
但是，我既经历过2000年代中国大腐败时期的反思，也游历过世界各国，体验过大反腐后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
亲身经历过这么多激烈的社会起伏，并不断思索权力的本质后，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所选择的道路，至少暂时是正确的，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慢慢摸索就是。
2005年时，我在东莞虎门的工业园工作，我每天下班后，会穿过那嘈杂的溜冰场，躲过街头发小黄文杂志的人，走过那一排排小餐馆，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在天涯论坛上，愤怒地抨击社会上的不平与黑暗。
二十年后，2025年时，我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国家和整个中国，采访过上千人，目睹过中国这二十年的巨大变化，内心也慢慢归于平静。
此时我心中明白，不仅仅是权力本身，身边任何事物，都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一面，我们需要用实践与事实，不断归纳事物的正反面，不断测试，找到利用事物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不盲从、不迷信。
只有辩证而平静地看待事物，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权力，也不过是这世上事物的一种，我们既不要恐惧它，也不要妖魔化它，只有找到准确的规律，才能好好利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