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9日，雨后的阳光透过云层，照进中国广州越秀区文明路的一处院子里。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平平无奇的院子，其实是所有越南人心中的圣地。
1924年11月，胡志明借助中国的支持，在这里创建了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从此，越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整整100年后，这个院子，来了一个老人，他俯身将鲜花放在胡志明的画像前，深深鞠了一躬。
这个老人，就是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作为新任总书记，他必须来这里寻根，以彰显自己的正统性。
苏林看着画像中的胡志明，仿佛隔着100年进行对话，也在汲取百年前的力量。没人知道苏林在胡志明的画像前想了什么，但我们都看到苏林回去后干了什么。
改革。
也许，胡志明当年破釜沉舟的勇气，给了苏林孤注一掷的决心。
于是，越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大幕，缓缓拉开。
壹
越南，近些年在中国网络上，很有热度，甚至诞生了一个群体：
越吹。
在越吹的嘴里，越南就是未来的世界之星，经济增速连续十年超过中国，承接了西方大量产业链转移，在大国博弈中也捞了不少好处，越南终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balabala。
但是当原越南公安部长苏林大将，真正坐上总书记的宝座之后，才知道这个家，有多不好当。
基建太差、能源不够、产业结构不合理、三分之一人口未脱贫、城乡差距巨大......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冗官。
说个冷知识，越南可能是整个东南亚，公务员比例最高的国家。
以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为例，中国的公务员（含行政编和参公事业编）是8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0.57%。
而越南呢？有25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5%！是中国的五倍！每40个越南人，就有1个是公务员！
不愧是受中华文化浸淫千年的国家啊，对编制的渴望真是刻进了骨子里。
但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带来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越南政府有30个政府部门及直属机构（含18个部委、4个部级机关、8个直属机构），这里面又包括519个局和219个司级机构等等，设置冗余、职能交叉的问题非常严重。
你去越南办个厂，先要经过“省-县-公社三级审批”，然后告诉你，这事光我们批了还不行，你还要找XX部门来批，你就又要走一遍三级审批流程。所以就出现了审批难、办事难，一个项目需要跨多部门协调，平均耗时比东盟邻国多30%。
再比如，越南借鉴了法国大区、省、市镇的架构模式，别看面积只有33万平方公里（比云南略小），但居然有59个省和5个直辖市，共计64个省级行政区、700多个县、11162个公社（可以简单理解为乡镇）！
这些县别看小，但该有的机构是要有的，要有越南公安部门吧？要有民政部门吧？要有财政部门吧？要有农业部门吧？要有教育和文化部门吧？要有交通部门吧？还有新设立的环保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等等。
700多个县每个县都搞出这么一套班子来，再加上政府直属部门、县人民议会和各团体，如祖国阵线、妇女联合会、劳工总会等，这公务员人数不就上去了么？
但问题在于，这些人要消耗多少财政经费呢？
根据越南自己的数据，公务员群体工资支出、各级政府一般性支出、运行支出等等加起来，占国家预算的70%！
财政收入的70%都拿来发工资、保运转了，哪还有钱去投资，去扶贫，去实施社会保障呢？
更严重的是，越南公务员群体人太多，所以只能实施低薪制度（1080人民币起），这就迫使公务员更加依赖“便利费”（非正式收入）维持生计，形成了系统性灰色收入链条。
去过越南的中国人都经历过越南边检和海关人员要小费的事情，这事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就是解决不了。
这事越共中央知道么？知道，但一直无力解决。
早在2017年，阮富仲就推动通过了第18-NQ/TW号《关于继续改革、调整组织机构，构建精简、有效力、高效运行的政治体系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但这种需要铁腕的事情，光靠阮富仲一个理论编辑出身的人去干，怎么可能推得动？
所以8年过去了，越南的机构臃肿问题，依然严重。越南前总理阮春福就曾苦笑着说，即使有30%的公务员不存在也可以，他们早上撑伞来上班，晚上夹着雨伞回家，自己身上没有一滴雨。
也许，越南只有等来一个杀伐果断的总书记，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苏林来了。
苏林作为当年阮富仲“熔炉行动”最锋利的一把刀，办的贪腐案子数不胜数，但他清楚，如果反腐只把大老虎干掉，整个臃肿的体系会继续造出贪腐的大老虎来。
怎么办呢？从精简机构做起。
在中国拜谒了胡志明像之后，苏林就开始紧锣密鼓筹备机构精简工作。
2024年10月31日，苏林正式提出，要把机构精简作为“一场革命”，不进行机构精简就不能推动发展。
11月5日，苏林又发表了题为《精、简、强、效能、效力、效果》的文章，批评部分领导“认识和行动不到位，不深刻，决心不高，行动不够强”。
2024年12月1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了第18-NQ/TW号决议推进会议，决定成立以苏林总书记为主任、由29名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指导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且为精简机构设定了时间节点：
2024年12月完成机构精简调整方案，2025年2月召开中央会议和国会特别会议审议方案，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改革。
在会上，苏林说了一些很重的话：“要想健康长寿，有时我们必须喝苦药、忍痛去做手术切除肿瘤。”
随后，越共中央组织部长黎明兴按照苏林的意图，做了一整套机构改革方案，主要分为三个内容。
第一，裁撤部委。
苏林改革的第一刀，刺入了越南政治最敏感的神经——中央部委架构。
说起来也有意思，越南这个人口不足1亿的国家，竟设有20多个政府部门及直属机构，形成“九龙治水、互相打架”的权力困局。
比如计划投资部跟财政部争投资权，农业部与环境部争夺湄公河治理权，交通部和建设部争南北高铁建设权。部门利益割据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枷锁。
所以，这次改革中，苏林以合并重组之名，对行政权力进行了整合收编：
财政部与计划投资部合并，保留财政部牌子；
内务部与劳动荣军社会部合并，保留内务部牌子；
建设部与交通运输部合并，保留建设部牌子；
科技部与通讯传媒部合并，保留科技部牌子，通讯传媒部的新闻媒体国家管理职能划归文化体育与旅游部；
农业农村发展部与资源环境部合并，更名为农业与环境部，劳动荣军社会部的扶贫部门、职能划归农业与环境部。
此外，不再保留国家民族委员会，新成立民族与宗教部。
同时，8个政府直属机构精简至5个，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员会、越南社会保险、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不再作为政府直属机构。还要再减少201个公立事业单位，比如裁撤原属信息通信部的5家电视频道，裁撤数十家部委所属纸媒，各部委仅保留一份官方刊物等等。
第二，裁撤县级机构。
如果说部委重组是切除肿瘤，那么裁撤705个县级单位则是断骨重接。
越南“省-县-公社”三级行政体系中，县虽然扮演了政策执行、资源调控以及公共服务的关键角色，但也孕育了尾大不掉的地方豪强。
要知道，“县城婆罗门”，可不仅仅是只有中国有的。
有的煤矿审批权，被县级官员明码标价，有的港口建设因县域利益纠葛拖延十年，还有的中资工厂，被县级单位各种盘剥。
这种“政令不出红河平原”的困局，早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毒瘤。
而苏林的策略简单粗暴，裁！
根据苏林的初步计划（还没实施），要全面裁撤县级机关，原本分散在县级的财政审批权、土地规划权上收至省；公共服务职能下沉到公社。而公安、法院、检察院整体裁撤，基层警力改由省级公安厅垂直管理。
这种改法，既削弱了地方诸侯的独立王国，又将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延伸至最末梢。
根据测算，裁撤县级机构后，能减少20%的公务员岗位，每年节省370亿人民币的薪资支出，越南的南北高铁、芹苴深水港、核电站等基建项目，总算有钱搞了。
第三，裁撤国资委。
越南国资委的诞生，源于 2017 年越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重要决议，是越南政府为应对国有企业管理难题而做出的大胆尝试。
当时，越南国企是越南部委条线管理的，比如越南石油归工贸部管，越南航空归交通运输部管等等。
但问题在于，有部委作靠山，这些企业躺着挣钱，谁还会把精力放在经营上？这不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吗？碰到竞争对手了，让靠山发个红头文件不就行了？
结果就是，越南国企连年亏损，发展规划长期不更新，内部贪腐违纪严重，国家利税任务也完不成。
所以，2017年，阮富仲大手一挥，你们部委别管国企了，统统归国资委管！
但问题又来了，归了国资委管理之后，虽然国资委是管理方，但具体业务的诸多审批、监管事项仍由相关部委负责，部委的钱袋子被国资委拿走了，怎么可能顺顺利利审批？就算国资委出面协调也不好使，这样反而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效率低下，很多国企和部委矛盾不断，严重影响了国企的发展。
所以这次，苏林又给改了回去，裁撤国资委，19 家国资集团、总公司将回归各部委管理。
具体来说，越南石油天然气集团、电力集团、石油集团、化工集团、煤炭矿产集团和烟草公司等回归工贸部管理。越南航空总公司、越南航空港总公司、越南铁路总公司、越南高速公路发展投资总公司、越南航海总公司等回归交通运输部管理。越南电信公司归越南公安部管理。
目前，这三项改革措施，部委裁撤和国企转隶，已经陆续开始。而因为县级机构改革动静实在太大，所以现在还在论证阶段。
对此，现在越南官方正在不断地放风，可能是想试探一下各方的反应。如果反应激烈，就再缓一缓。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就这么定了。
有意思的是，关于老大难的军队经商问题，并不在这次改革的范围内。军队接到的改革命令，只是研究一下县级军事机构（武装部）的改革问题，并不涉及军队体制改革的核心。
显然，苏林这改革也是“选择性改革”，毕竟军队势力庞大，现在先不动军方，就是为了换取其对改革的默许。
贰
2025年2月18日，越南国会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标志着越南改革正式开始，也标志着越南至少10万公务员，将丢掉他们的饭碗。
当外界惊叹于越南改革的“壮士断腕”时，河内权力核心圈，却弥漫着无声的硝烟。苏林的反对者们普遍认为，苏林这场看似“利国”的机构精简，本质是一场苏林派系夺权的政治斗争。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
在机构改革之前，11月-12月，越南前国会主席王庭惠被警告处分，前国家主席、前政府总理阮春福也被警告处分，只有前国家主席武文赏因生病逃过一劫。此外，前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梅、前常务副总理张和平也受到了警告。
这在越南历史上，是第一次有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行警告处分，也是第一次四家马车中的三架被连续密集处分，更是第一次国家领导人辞职后的“翻旧账”式的处分。
人家都已经退了，按道理来说已经算是在政治斗争中认输了，何必赶尽杀绝？
说实话，这有点过了，一点面子也不留啊。
可是现在呢？苏林还要给人家上眼药，恐怕目的并不仅仅是他说的“反腐无禁区”那么简单，而是做给外面看的一次“杀猴儆鸡”。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和苏林的上位史有关。
1957年，苏林出生在越南北部兴安省的一个英雄家庭，他的父亲苏权，早年渗透南方从事特工工作，国家统一后官至越南公安部监狱警察部队的最高负责人。
作为这样一个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果想从政，首选肯定就是父亲能罩着的领域。
1974年，苏林考入特殊学校人民保安学院第六期，毕业后进入内政部政治保卫一司工作。
巧了，一司的主要领导人裴善吾，是苏权在南方时的老战友，俩人一起挨过美国人的轰炸，那真是过命的交情。
所以苏林的公安经历一直顺风顺水，2007年，苏林晋升少将衔，2010年，成为越南公安部副部长。
但是呢？再往上走，就难了，因为上面没人了。
苏林不是范明政，范明政有老大阮晋勇罩着，可以从越南公安部副部长直接跳到广宁省当省委书记。
而苏林这个祁同伟式人物，要往上走，就必须找靠山。
巧了，阮富仲的熔炉行动，给了苏林表现的机会。
为了配合熔炉行动，苏林重组了经济、贪腐和走私犯罪调查局（C03局），从各系统抽调了大量力量补充C03局，让C03局可以不经过纪检部门的参与，就直接进行拘捕和调查，查办了很多大案要案，获得了阮富仲的赏识。
就是靠着阮富仲的赏识，苏林才在没有地方大员经历的情况下，和范明政一起，成为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被授予大将警衔。
但是再往上走，苏林就又走不动了。
苏林不是武文赏，武文赏是越南改革设计师武文杰的孙子，含着金钥匙长大，年纪轻轻就能被定为接班人。
而阮富仲虽然也赏识苏林，但并没有想过把苏林当成接班人来培养。
既然如此，太想进步的苏林唯一一条路，就是把竞争对手都干掉！
因为掌握着越南公安部，苏林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靠着这些罪证，苏林接连掀翻了阮春福、武氏映春、武文赏、王庭惠、张氏梅等等一众大佬，彻底扫清了前途的障碍，直接问鼎越南的国家主席，阮富仲去世后，又顺理成章接任总书记。
但问题在于，苏林在政府的根基，太浅薄了。
他一直是公安系统出身，又不像范明政有过基层政府的任职经历，也没当过总理，虽然当上了总书记，但对国家掌控的能力，可以说是差太远了。
说不好听点，越南政坛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弯弯绕，苏林根本就搞不定。
那怎么办呢？
中国历史给了苏林很多参考。
公元1521年，明朝正德皇帝暴毙，其堂弟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年号嘉靖。
嘉靖帝登基之初，看看满朝文武，都不是自己提拔的，在朝堂上根基全无。而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发起了“大礼议”，其实是想通过礼法约束皇权。
但嘉靖帝敏锐察觉其中玄机，于是扶持张璁、桂萼等边缘官员提出“继统不继嗣”新解，然后利用宗庙、郊祀等进行礼仪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大肆提拔自己人，同时给自己人密折专奏之权，绕过了内阁票拟，把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身上。
嘉靖帝根基稳固后，杨廷和被迫致仕，其门生故吏200余人遭清洗，六部尚书半数更替为嘉靖嫡系。
这就是中国历史给苏林的启发：浑水才好摸鱼啊！
越南官僚集团铁板一块，怎么下手？只有把原来的官僚机构都拆散了，把“不老实”的人借这个机会清洗掉，才好安排自己的人。
所以，苏林第一步，就是“追杀”王庭惠、阮春福等前任大佬，杀猴儆鸡，威慑官僚机构老老实实服从自己的改革。
第二步，就是拿着2017年出台的第18-NQ/TW号决议当尚方宝剑来搞机构改革，趁着阮富仲“政治余温”未散，利用阮富仲的威望压制反对声浪，来增加自己改革行动的合法性。
改革的大方向定了，至于具体搞方案的时候嘛，合并谁不合并谁，用谁不用谁，削弱谁的力量加强谁的力量，可操作性就比较大了。
前内务部行政改革司司长丁维和提到，这次改革会涉及约20名部长级官员和相应职务，以及约80至100名副部长级官员和相应职务，涵盖党、阵线和国家系统。通过“谁走谁留”的博弈，可以轻易把苏林派系提拔上高位。
当然，在这场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其实还是苏林出身的越南公安部。
越南公安部的机构改革，算是最早的（毕竟是龙兴之地，要做表率），这次撤销了位于河内的一个厅级单位、694个县级公安局以及超过5000个基层公安站。
看似元气大伤，但在后续的部委改革中，越南公安部却吃了个饱。
戒毒职责，从劳动荣军社会部调整到越南公安部。
司法档案和实施犯罪记录卡发放公共服务的职责，从司法部调整到越南公安部。
道路机动车辆驾驶证的检测和核发职责，从交通运输部调整到越南公安部。
国家网络信息安全职责，从信息通信部调整到越南公安部。
国家出入境管理职责，由越南公安部负责。
机场和飞机上的航空安全，由越南公安部负责。
边境地区和口岸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由越南公安部、国防部负责。
越南的越南公安部本来权力就大，约等于中国纪委、监察部的执行机构、武警部队、国家安全部、越南公安部的职责和权限的总和，现在又新增了这些职能，权力急剧扩张。
最可怕的是，越南排名第二的电信公司在越南国资委解散后，并没有划给科技部（通讯传媒部），而是划给了越南公安部！这实际上为越南公安部提供了一个“钱袋子”，形成“情报+经费+执法”三位一体控制链。
一个拥有刀把子的强力机关，现在有了自己的钱袋子，还有谁能制约？
而掌握了这个强力机构，还有谁敢和苏林作对？就像普京掌握了希拉维克集团，还有谁能和普京作对？
只要越南公安部的权力强大了，苏林挟越南公安部之威，就可以实施自己下一步的权力驯化工程。
比如，裁撤705个县级行政单位，表面是减少行政层级，但实质上，是斩断省级官员的势力触角。
越南政治传统中，县级官员往往与省级领导存在派系纽带，形成“省-县利益共同体”。而裁撤了县级后，直接斩断了这条输送链。
比如，在过去，县级官员多由省委书记提拔。裁撤县级后，省级部门接收土地审批、基建招标等核心权力，县级干部或提前退休，或去公社工作。这种“去根基化”操作，迫使省级领导不得不依附中央，再无力量向苏林发起挑战。
更玄妙的在于，如果真需要10万名公务员下岗，既是减少行政包袱，更是对体制忠诚度的测试。
越南国会代表兼国会法律委员会成员范文和就提出：“同一个办公室有五个人，每个人都在工作，每年都被评为合格以上，那该如何精简？精简谁呢？”
这时候，就看有没有向苏林派系积极靠拢了，不积极靠拢的，自然会优先被精简。
那么，为什么苏林这么着急要在2025年完成改革？
因为2026年1月要召开越共十四大，苏林要在大会召开之前，将越南公安部的嫡系安插到几百个核心岗位上，完成自己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彻底稳固自身权势，为自己的后续执政铺路。
叁
改革，历来都是得罪人的。
不管苏林改革的初衷是“强国”也好，还是“私利”也好，必然会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群体。
目前，越南国内暗流涌动，一些人痛骂苏林是“暴君”，而外媒则有点幸灾乐祸地称苏林是越南的“戈尔巴乔夫”。
那么，苏林是戈尔巴乔夫吗？
从表面上来看，苏林和戈尔巴乔夫有点像，都是政坛新兴力量上台，短时间升居高位，地位不稳固，只能靠改革来重新洗牌。
但事实上，外媒还真的没看懂苏林的改革，也没搞懂苏林和戈尔巴乔夫的区别。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一开始是从“新思维”的思想方面入手，而苏林呢？则是以机构改革方面入手。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目标，是放弃马列主义主导权，瓦解苏共集权体制，而苏林，是为了强化越共中央集权，坚守社会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背景，是计划经济濒临崩溃、外债高企，而苏林面临的，是熔炉行动刚刚清扫了实力派，反对力量元气大伤，GDP增速不错，社会相对稳定。
戈尔巴乔夫的靠山，只是一些民主派代表，而苏林的靠山，是一个强力的越南公安部，还有军方的默许。
这场改革的核心，并非戈尔巴乔夫式的体制颠覆，而是通过技术性调整，将权力向苏林派系集中。
说白了，苏林的改革，就是在玩一场越南版“推恩令”，用机构改革肢解各个山头。与其说他像戈尔巴乔夫，不如说他像普京，都是用“特务集团”为权力核心，作为自己稳固统治的底气。
那么，苏林的改革能成功吗？
说实话，苏林有点操之过急了。
苏林被选为总书记才刚刚几个月，说不好听点，恐怕连部委的班子成员都未必认全呢，就着急上火地要改革了，你调研了没有？了不了解冗官形成的历史原因？知不知道改革的现实困难？
一直命令容易，可改变的，是数十万人的命运。
越南现行的部委条线管理和三级行政体制很多年了，现在突然从三级变成二级，结果会发生什么？
——省级政府直接管理近1.1万个公社，省级部门处理事务量可能会激增500%以上，省级机构难以及时响应公社需求，本来是想减少审批层级的，结果项目审批周期反而延长。
——下岗的公务员怎么办？不少工作人员，毫无征兆地收到通知不用来上班了，瞬间陷入失业困境，虽然能拿到9-12个月的工资补偿，但仍然感到极度迷茫。
还有的地方，对自愿提前退休的干部每提早一个月退休将额外补助1个月工资（最多不超过36个月），但很多人仍然觉得不是滋味，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职业生涯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还有的人，迟迟不清楚自己的职位是否会被裁撤，只能苦苦等待靴子落下，还有什么心思工作？
——为了保住职位，必然带来人身依附乃至腐败，旧的山头没有了，新的山头很快就会诞生。
此外，越南公安部权力过度扩张可能催生“新特权阶层”，重蹈苏联克格勃干政覆辙，而放任军方利益继续坐大，也必然会和越南公安部发生利益冲突（越南第一电信企业是军方的，第二电信企业现在划给了越南公安部），导致国家强力机关的内斗。
所以，当急切地出台一个改革方案，却没有足够的配套改革措施的话，那么改革一定会搞得一地鸡毛。
按照常理，如此大规模的改革，起码应选一个部委和地区做试点，验证没问题后，再逐步推广。
可是现在连试点都不试点，为了赶十四大的时间节点，就贸然全面推开，显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
更危险的在于，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不是拜登时期了，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个美国优先主义者，不止一次吐槽越南，说越南是“最糟糕的贸易规则滥用者”“越南对美国的剥削比中国还要严重”。
而作为最依赖对美贸易的国家，一旦特朗普把关税加到越南身上，越南经济必然遭遇灭顶之灾。
经济上的困境再叠加机构改革的怨气，将成为改革进程中的不定时炸弹，考验着苏林的危机管控能力。到时候，苏林的位置能不能坐得稳，还真不好说。
要知道，被裁撤的驿卒如果有口饭吃，还不会造反。但如果让他吃不上饭，后果嘛，中国可是见过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权力逻辑永恒流转。
胡志明画像前的百合花仍在静静绽放，百年前那句“让越南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强大国家”的箴言，此刻在改革风暴中激荡出新的回响。
然而很可惜，苏林的改革，其实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进化，本质上是一场披着效率外衣的权力重组——
越南公安部掌控情报、经费与执法，省级官僚沦为执行机器，十万公务员的失业危机成为驯化工具。这场改革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效率提升，但其埋下的权力隐患，或许在某个时刻，就会反噬这个国家。
就像手术刀切开脓疮时，往往也会在肌体上，留下新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