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45年3月底，纳粹德国已经行将就木，国内到处一片混乱。
德国巴伐利亚山区的一条路上，一场撤退正在进行。
这支撤退的队伍中，有佩内明德导弹试验基地全体技术专家、智囊团、大量的技术报告、设计图、专利品、蓝图和工程图纸以及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
他们，是德意志帝国最后的精华，因为他们曾经制造过一种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武器——V-2弹道导弹。
为什么要撤退呢？
因为苏军的攻势，已经越来越逼近佩内明德了。
基地技术部主任冯·布劳恩深知，因为德国和苏联的血海深仇，这里一旦被苏军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冯·布劳恩说服了基地的大部分人，开始向德国内陆撤离。
撤离的一路非常艰辛，天上有美国飞机轰炸，地上有遍地的弹坑，冯·布劳恩还遭遇了一次车祸，摔断了一条胳膊。
等走到加米斯镇附近，终于不用走了，因为希特勒自杀了。
那仗，也没必要打下去了。
向谁投降？对冯·布劳恩来说，显然不能向苏联人投降，因为苏德的仇太深了，苏联人一定会残酷报复。也不能向英国人投降，因为自己造的V-2导弹袭击伦敦，炸死了不少平民，英国人也会报复。
看来看去，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人投降了。
于是，冯·布劳恩让他的弟弟马格努斯（弟弟英语好）骑着自行车下山，去找美军接洽。
这一天，是1945年5月2日。
没人会想到，这个日子，会改变万里之外一个大国的历史。
马格努斯跌跌撞撞闯到了山下的美军第44步兵师营区，一开始，美军并没有对这个德国人给予足够重视，只是想把他关进战俘营。
就在这紧急时刻，马格努斯的大喊大叫引起了一名路过的美军上校的注意：“我的名字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的大哥发明了V2导弹，我们想向你们投降！”
这名美军上校看起来很奇怪，不是金发碧眼，却是黑头发，黄皮肤。
美军中，亚裔士兵不在少数，但混到上校这个级别的，还真不多。
马格努斯没有想到，这个美军上校大有来头，他就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成员、中国吴越王钱镠33代孙——钱学森。
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1911年生人，比冯·布劳恩还大一岁，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并很快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崭露头角，还加入了“火箭俱乐部”，成为五个创始人之一。
“火箭俱乐部”是一个科学疯子的组合，他们在宿舍里捣鼓了一个实验，配比火箭燃料，同学们给了他们一个外号：Suicide Squad（敢死队员）。
实验挺成功，成功地把宿舍的墙炸出一个大洞。
学校十分感动，然后把他们赶出了校门。
当然，学校看出了几个疯子的潜力，在校外河滩上给他们找了一块空地作为实验基地，专心研究他们的火箭。
这个故事，被写进了电影《火星救援》中。
1938年5月，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研制的火箭发动机转了整整一分钟，这不仅引起加州理工大学师生的围观，而且被美联社记者报道，成为举国皆知的重大新闻。
之后，美国军方也注意到火箭研究小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研究军用火箭的项目交给了他们。
小组经过讨论认为既然已经算是有了“编制”，那么就应该有个正式的名字，于是他们改名：喷气推进实验室。
当时的钱学森可能还想不到，他创立的这个小组，日后会成为美国航天局NASA核心中的核心：“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JPL。
JPL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发美国的火箭，研发组长，就是钱学森。
因为在当时，德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V-2导弹，把英国炸了个千疮百孔，也将人类带入了地对地弹道导弹的时代，美国也迫切需要研制自己的导弹武器。
1943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
Private A很成功，但射程太近了，而美国当时关于火箭的技术积累实在是太少了，要想迅速跨越技术门槛，必须有他山之石来借鉴一下。
这就是钱学森不远万里，出现在德国的原因。
1945年春，看着德国即将战败，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联合情报调查局共同发起“回形针”行动，企图赶在别国（特别是苏联）之前控制德国的导弹专家。
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冯·卡门奉命组建一个由36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德国。
为了方便行事，调查团成员全部被授予正式军衔，团长冯·卡门当上陆军航空队少将，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被授予陆军航空队上校军衔。
钱学森（右一）
本来钱学森的目标是佩内明德导弹试验基地，但历史在这里似乎给了一个有意思的巧合，钱学森刚跟着44师走到巴伐利亚山区的加米斯小镇，就一头碰上了冯·布劳恩的弟弟马格努斯。
钱学森从战俘营中救下马格努斯后，在马格努斯引导之下，终于在山洞里面，见到了冯·布劳恩。
这是那个时代两个最伟大的火箭大师的会面，以至于这简直不像是一场审问，而是一场技术交流，钱学森的博学多才和对技术的深刻理解很快折服了冯·布劳恩，在钱学森的劝说下，他答应为美国效力。
冯·布劳恩对投降美国人没什么心理负担，他说：“我知道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我们的才智贡献给哪个战胜国。我希望地球能避免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在各大国导弹技术均衡的条件下，才能维持未来的和平。”
冯·布劳恩没想到，钱学森，会成为他这段话的践行者。
没有谁能比一个火箭大师更懂得另一位火箭大师的价值，因为苏军已经步步逼近，钱学森赶紧从冯·布劳恩的团队中挑选了100多人（没办法，他的权限只有这么多），然后在6月19日美军向苏军移交加米斯防区前两天，用车把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转移到慕尼黑，再送往美国。
然后，钱学森继续在德国考察，而在德国不伦瑞克郊外的松林中，钱学森和冯·卡门还意外发现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并用探雷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份机密文件箱，现在美国王牌轰炸机B2和B21的飞翼式气动布局，就是参考了这里的Ho 229轰炸机（就是《美国队长》1结尾时坠毁那一架的原型）。
除此之外，钱学森还走访了德国境内其他地方的风洞，撰写多份报告，由此对德国导弹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钱学森还审问了另一位德国导弹大师——鲁道夫·赫曼，以及德国力学奠基人普朗特。
有意思的是，普朗特是冯·卡门的老师，而冯·卡门是钱学森的老师，这就相当于，钱学森把自己的师祖给审了。
钱学森（右一）和冯·卡门（右二）
总之，钱学森的德国之行收获颇丰。
回国后，调查团向总统提交《迈向新高度》的研究报告，报告共9卷，其中5卷都是钱学森写的。这份报告详细阐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前景，包括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乃至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都写了。
可以说，这就是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其价值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评论说：“钱上校是使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之一。”
当然，钱学森在德国还干了点私活，动用个人关系，把冯·布劳恩的表妹玛丽亚也从德国接了出来。
后来，玛丽亚成了冯·布劳恩的妻子。
用冯·布劳恩的话来说，“钱上校是我的大恩人”。
然而，还没等冯·布劳恩报恩，二人就天各一方了。
钱学森都没想到的是，自己为美国做出这么大贡献，换来的不是奖赏，而是猜忌。
而冯·布劳恩没想到的是，自己为纳粹德国研发的杰作V-2导弹，日后会在遥远的东方大国，诞生出一个酷似的表弟。
东风1号。
贰
当冯·布劳恩经历了长达4年的忠诚考察后，正式加入美国宇航局并主持“丘比特火箭”（美国送第一枚卫星上天的火箭）项目之时，钱学森正在蹲监狱。
而原因很简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利用反苏、反共的旗帜，发起了对政府中共产党人的指控和调查，并迅速蔓延到了所有领域。
1951年，麦卡锡分子调查了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员，此人因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
麦卡锡分子要求钱学森揭发槐因包姆，但钱学森拒绝揭发他的朋友。
于是，钱学森就变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同情者，被吊销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件，随后又关了五年，就算出狱后也没有再完全恢复自由，出入都有FBI的人监视。
钱学森想回国，但遭到美国阻挠，美国海军部长丹·金布尔说，“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愿意让他走，钱学森到哪儿都值五个师。”
现在来看，丹·金布尔还是保守了，钱学森本来就是美国航天技术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掌握了纳粹德国最先进的火箭技术机密，说他值5个师？
不，50个师都不止！
面对美国的阻挠，钱学森不得不艰难躲过跟踪，在一张香烟纸上匆匆写下了一封求助信，表达了返回祖国的愿望。
这封求助信几经波折，终于寄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经过中美反复交涉，以十几个被俘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代价，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回到了中国。
那一天，海风既起，秋雁齐飞，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已经变得陌生的祖国。
回望海的那一边，NASA正式成立，他创立的JPL，他招募的冯·布劳恩，他的老师、朋友，正在全负荷生产把卫星送上太空的火箭，以及能把核弹头扔向自己祖国的弹道导弹。
那些威胁自己祖国的东西，和美国曾经的优渥生活一样，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甚至那些被美国扣押的800公斤书籍资料，也没什么可惜的。
反正人回来了，一切都有了。
钱学森一回国，就帮助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资源有限，那么资源投向就非常关键，一旦投错了方向，就可能事倍功半，无法抢在国际形势恶化之前，搞出安身立命的底牌。
关于研究方向，当时高层在两个方向上拿不定主意。
第一，研发飞机，飞机研发成功了，对空气动力学的了解深刻了，再研发导弹。
第二，全力死磕导弹，先解决战略武器的问题，再说飞机这种战术武器的问题。
说实话，这两个方向，都有道理，但的确需要一个又有空气动力学背景，又懂导弹系统工程，而且对世界主流技术发展方向有研究的专家，来提供决策建议。
放眼望去，符合这个条件的，全中国仅钱学森一人。
钱学森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的各大军工院所和工厂，最终回来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先搞导弹！
为什么？
因为飞机太复杂了，如果死磕飞机，那么材料、加工、设计都是一个个难关，中国在短时间不可能取得突破，而导弹虽然也很复杂，但它是一次性的，很多指标可以不那么高，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
而且，导弹射程远，中国可能50年也搞不出能飞到美国投弹的轰炸机，但是如果研发导弹，可能20年就能搞得定。
所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把资源投入到最紧急、性价比最高的项目中去！
钱学森的建议，得到了国家高层的认可。
1956年10月8日，在解放军466医院的大食堂里，聂荣臻庄严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重点研发导弹，钱学森任院长。
这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前身。
然而，对这个研究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研发导弹，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弹道导弹的原理，还是设计、制造，这些人都一点经验都没有。
甚至，连弹道导弹内部长啥样子，也不知道！
怎么办？就算比葫芦画瓢，你起码要先有个葫芦吧？
于是，钱学森陪同聂荣臻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决定从苏联引进P1弹道导弹。
如果我们看看P1弹道导弹，就会发现，它和冯·布劳恩的V-2导弹几乎一模一样。
事情，还要从钱学森把冯·布劳恩的团队带走之后说起了。
相比美国人，苏联人的动作要慢一些，一直到6月1日，苏联专家才飞到了诺德豪森市，不过此时，造好的V-2火箭、制造装备和发射平台，都已经被美国人运走了，生产线也被破坏了，这让苏联人非常沮丧。
不过，因为钱学森的权限不够，只带走了126人，而冯·布劳恩的团队有500多人，所以苏联人经过一番搜寻，还是找到了不少留下来的德国专家。
于是，苏联就地成立了诺德豪斯研究所，在德国招募专家，开始研究德国火箭，因为在研究所里吃喝不愁，所以很多逃散的德国专家又聚拢回来，给苏联人打工。
这个诺德豪斯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另一个火箭大师——科罗廖夫，日后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个空间站，都是他的手笔。
经过科罗廖夫的努力，1948年9月，苏联仿制版V-2导弹终于成功首飞，被命名为P-1（又称R-1）短程弹道导弹，因为加入了一些苏联人的想法，P-1的性能比V-2还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射程从250公里增加到了270公里。
不过，这点射程，还是太近了，对幅员辽阔的苏联来说，显然是不够的，苏联高层甚至认为它的打击范围还不如轰炸机。
所以，苏联开始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P-2导弹的研发当中，那么已经生产出来的P-1就很鸡肋了，于是就扔给了中国。
苏联人提供给五院的P-1弹道导弹一共有两枚，其中一发是教学弹，一发是可以发射的实弹。有了这个家伙，五院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对导弹进行拆装、测绘，从而了解导弹的结构、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信息。
最起码，总算知道弹道导弹里面长啥样子了。
但是，正当五院技术人员准备仿制P-1时，却被钱学森给否了。
钱学森考虑的是，P-1的战斗部只有780公斤（比V-2略低），只相当于图-2中型轰炸机最大载弹量的1/3，但轰炸机可以重复使用，P-1却是一次性的，这么算起来，用P-1导弹打击目标，显得太奢侈了。
而且，因为P-1是液体导弹，导弹的部署和维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这必然带来巨大的维护成本，结果花了这么多钱，只能在270公里的地方（况且还打不到台湾）扔一枚大型航弹，显然不划算。
所以，钱学森主张，跳过P-1，直接仿制苏联的P-2。
P1和P2
P-2是P-1的放大版，射程设计指标为600公里（总算能打过台湾海峡了），弹头重量也有所增加，达到了1.2吨，可以打击蒋介石的阳明山地下防空抗炸地堡，显然更适合中国。
钱学森的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经过谈判，中国成功引进了P-2导弹的实弹和技术资料。
1958年3月16日，聂荣臻同陈毅元帅参观P-2导弹。
陈毅元帅看着高高竖起的P-2导弹说：过去我们炮击金门，人家说是蚊子叫，听不见，如果我们的导弹上了天，原子弹响了，那就不是蚊子叫，而是老虎叫、狮子吼，人家才买账呢。
1957年11月至12月，五院成立了一分院和二分院，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仿制工作中，仿制P-2的项目，被称为“1059工程”，这是中国发展导弹武器的开端。
然而，仿制工程并不顺利。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中断一切资料和器材设备的供应。
客观上讲，苏联撤走专家确实对仿制工作造成一定困难。
但同时，苏联专家的撤走，也倒逼中国科研人员自己动脑、动手、创新，让中国导弹的研发伊始，就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虽然我们可以用这种解释来宽慰自己，但中国的导弹设计制造，仍然面临很多困难。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自然灾害，五院连基本的伙食都保障不了了，一些科研人员饿得头晕眼花，甚至连导线的颜色都看不清了。
为了解决五院的营养问题，中央专门协调海军及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大军区送来猪、鱼、大豆等副食品支援五院。聂帅特批给东风基地的科技干部每人每天二两黄豆，来保证蛋白质和油脂摄入。
1960年10月23日，中国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仿制3枚P-2导弹（2枚战斗弹，1枚遥测弹），并在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试射，成功命中目标。
一片喜气洋洋中，大家想到了教员同志说的那句话“东风压倒西风”，于是就给这枚国产弹道导弹起了一个名字：
东风1号。
但是，钱学森仍然不同意东风1号列装，因为此时的国家重点安全方向，已经不是台湾了，而是苏联。
600公里的射程，不足以对苏联造成威慑，所以钱学森决定，要列装，就必须列装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导弹！为下一步在导弹上搭载核武器打下基础！
于是五院又把东风1号放大，只用了1年时间就推出了东风2号导弹，这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
1962年3月21日，东风-2于酒泉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但是，发射几秒钟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不久发动机起火，21秒时导弹失控，69秒后，导弹毁于发射台前68米处，炸出一个大坑。
科研人员如遭雷劈，设计师林津更是悲痛欲绝，他走到弹坑前，双膝跪倒，哭道：“这个坑就是给我准备的，就把我埋进去吧！”说罢号啕大哭。
面对大家低落的情绪，钱学森说：“我在美国，每写一篇重要论文，成稿没几页，可是底稿却装了满满一柜子。科学试验如果次次都能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随后，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之中，钱学森带领大家花了3天的时间去捡残骸、碎片，用最笨的方法，用如农用工具一样的筛子，从沙子里筛出数万件导弹碎片，然后再拼成一个完整的导弹，试图找到问题原因。
经过反复研究查找，故障原因终于逐渐明晰，那就是在新导弹的设计中，只是机械地对原部件进行等比例放大，但并没有吃透和消化近程导弹所采用的每个技术方案。
为此，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超声速风洞、大型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震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等许多试验设施，要求所有疑点都在地面和实验室解决，绝不带着疑点上天。
一次失败的发射，换来了一支更加成熟的科研队伍。
同时，钱学森大胆改动了东风2号的设计，将仪器舱移到酒精箱与液氧箱之间，液氧箱改用强度更高的材料，动力装置提高强度和可靠性，射程降为960公里。
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2进行试飞，获得成功。7月至10月，又连续进行7次发射试验成功。
可靠性解决之后，就要提高射程了，11月10日，五院确定了东风2号增程方案，命名为东风-2甲，并在1965年11月13日试射成功。
东风-2甲的诞生，是具备战略意义的。
因为当时中国刚刚爆炸自己的原子弹，此时的美国和苏联都已经研制出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却是悬挂在塔架上爆炸的。
所以美国嘲笑中国是“有弹无枪”。
东风-2甲，为中国的战略核导弹带来了可能。
但是，把原子弹装到弹道导弹上，不是那么简单的。
原因很简单，弹头是核武器，一旦偏离目标，中途坠毁或者现场爆炸，因为实验都是在中国境内，那就相当于在自己头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导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东风-2甲到底行不行？所有人心里都没底，包括东风-2甲的设计人员。
不过钱学森却立下了军令状：行！
1966年10月27日，东风-2甲导弹携带当量1.2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800公里以外的罗布泊的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至此，中国终于打破了“有弹无枪”的尴尬。
在世界“两弹结合”试验的历史上，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
同一年，东风-2甲战略导弹最终定型，列装部队，周恩来总理将这支部队命名为“第二炮兵”。
东风-2甲核导弹，其射程可覆盖美国在日韩的全部军事基地和苏联远东地区，让中国终于实现了对苏联和美国的有限核威慑，为中国在几年后重返联合国，赢得了一张入场券。
叁
就在东风2-甲紧锣密鼓地攻关的时候，钱学森考虑的，却是中国弹道导弹未来怎么走的问题。
1965年3月11日，钱学森提出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计划在1965年-1972年八年时间内研制出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以及洲际导弹，并要求每个型号的射程比前一型号翻一番以上。
这就是著名的“八年四弹”规划。
所谓中近程弹道导弹，就是正在攻关的东风2甲，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中程导弹，就是东风3号，射程要覆盖到美国关岛和苏联乌拉尔山以东的工业区。
中远程导弹，也就是东风4号，射程要覆盖莫斯科和美国的夏威夷，同时还要具备发射卫星的能力。
洲际导弹，也就是东风5号，射程8000公里以上，基本覆盖美国中西部地区。
东风3号还比较顺利，无非也就是东风2-甲的再放大，所以1966年12月26日就试射成功了，最大射程2800公里，改进型东风3-甲射程4000公里，可携带1枚威力为2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或3枚威力为5万-10万吨TNT当量的分导核弹头，成为取代东风2-甲的战略导弹中坚，退役后还卖给了中东狗大户（不带核弹头），赚了远超当时外汇储备的美元。
不过到东风4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它是中国第一种两级液体导弹，级间连接分离及发动机高空点火等问题是中国从没有遇到过的。
而当时，已经进入特殊历史时期，导弹研制遭到了很大干扰，遍布全国的零部件生产质量也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在1969年9月3日，五院勉强生产出两发东风4号之后，就不断出幺蛾子。
先是陀螺仪异响，然后是第一级火箭发动机电爆管，造成连环爆炸（还未加入燃料，没有发生导弹爆炸）。
就这样，光排故障就排了2个月，一直到1969年11月16日，东风4号才点火升空。
然后......就飞丢了。
东风基地一下子就紧张了，东风4号可是射程5000公里的导弹，万一落到苏联，以当时中苏刚刚爆发珍宝岛战斗的紧张形势，搞不好是会引发核战争的！
事关重大，就连远在北京的周总理，也三次打电话来询问结果。
钱学森拿着一把计算尺，在地上简单画了个弹道，然后给出了结论：放心，没飞出国，导弹可能落在大概618公里的地方。
果然，3天后，导弹残骸在离发射阵地662公里的地方找到。
然后又是一轮紧张的归零、排故，最终1970年1月30日，东风4号试射成功。
3个月后，由东风4号改装而成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送入太空。
从此，中国正式加入太空俱乐部。
一年后，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的多数票优势，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权利，将国民党代表撵出了联合国。
然而，轮到东风5号的时候，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一方面是东风4号的失利影响了一系列东风5号的部分技术传承，原来方案要改；另一方面特殊历史时期进入高潮，给东风5号的研发带来很大影响。
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对东风5号作出过点评：“生于乱世，先天不足。”
所以一直到1972年12月26日——这个“八年四弹”的最后时间节点，东风5号才勉强树立到了东风发射场。
但是，点火之后，导弹却一动不动。
很快有人发现，是推进剂舱泄露了！
东风5号一级有四个发动机，三个发动机关得很好，一个发动机还漏液，噗嗤噗嗤，一会儿冒个火。
要想保住这枚宝贵的导弹，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把导弹内200吨的推进剂卸掉，而推进剂是红烟硝酸和偏二甲肼，都有剧毒，但现场技术人员来不及穿防护服了，套了个防毒面具就冲上去，冒着爆炸的危险把燃料卸了出来，才最终挽救了这枚导弹。
1973年4月8日，同批另一枚检修后的“东风-5”再次发射，但主动段仪器舱外压失稳，导致导弹自毁，试验失败。
“东风五号”初期试验接连受挫，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强调研制国防尖端产品不能只追求进度，必须讲究质量，并于1973年10月批准推迟洲际导弹的研制、试验计划。
然后，就是长达5年的痛苦“归零”。
最终，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7月，历经五年多技术改进，东风5号洲际导弹在东风发射场和岢（kě）岚发射场分别进行了四次低弹道和两次高弹道飞行试验，均获成功。
但是，要想完整测验东风5号的飞行能力，必须进行一次全射程实验。
问题来了，中国国土跨度，最大也就5200公里，怎么能去做全射程8000多公里的洲际导弹试验呢？
自家国土是不行了，要打，只能往外打。
那么往哪打呢？从酒泉发射中心为圆心，半径8000公里画个圈你会发现，往北是加拿大，往西是欧洲，往南是澳大利亚，都不适合做洲际导弹的靶区。
看来看去，只有西南方向的印度洋，和东南方向的南太平洋，才算合适。
但是，中国和斯里兰卡联合公报已经写明，支持印度洋为和平海区，再拿这里试验洲际导弹就不合适了。
那么，就只有南太平洋了。
南太平洋海域的人类活动及其他生物踪迹稀少，砸到人的可能性小，所以很多退役航天器都选择落到这里。
但问题又来了，如何捞取数据仓呢？毕竟数据仓落不到自己国土之上，万一被别国捞走，泄密的风险非常大。
但当时的中国海军，连第一岛链都没有冲出过，别说过赤道去南太平洋了。
为了保证这一任务完成，海军砸锅卖铁，组织了一支由18艘舰船组成的海上特混编队前往南太平洋，这是自郑和远航以来，中国组织的最大规模舰队。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点整，在一片巨大的轰鸣声中，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腾空而起。
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数据仓顺利溅落到预定海域，中国海军直升机只用了5分20秒，就捞走了数据仓。
事实证明，海军大费周章派遣18艘舰船前去护航，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打捞过程中，澳大利亚“GT203号”训练舰和新西兰“莫诺威号”打捞船一直在附近晃悠，106舰和108舰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阻拦，才未让澳舰进入落区，而在打捞数据仓的同时，还飞来两架美国直升机，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纳浮标，提取一桶被数据仓染色剂染绿的海水。
如果发现数据仓过晚，打捞行动过迟，数据仓确有被美国劫走的危险。
现场的美、澳舰机
幸好，在中国海军的努力之下，终于顺利完成打捞任务，凯旋而归。
至此，中国东风5号测试，圆满结束，八年四弹计划，在推迟了八年之后，终于完成了。
1984年10月1日，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东风5号”在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向世界宣布，中国终于有了对美苏绝大部分地区的核威慑能力。
然后，中国开始大裁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中国敢于裁掉一半的军队，这种安全感，就是东风5号洲际核导弹带来的。
肆
然而，钱学森很清楚，中国的这种核威慑，是瘸腿的。
为什么？因为东风5号太大太重了，只能通过发射井来发射，就算后面升级了东风5A和东风5B，射程最大增加到14000公里，但仍然离不开发射井的桎梏。
在间谍卫星已经问世的80年代，巨大的发射井口是很难掩盖的，这也就相当于你的战略导弹是“明牌”，部署在哪里，一眼便知。
而美国，也一直盯着中国各地的发射井建设，甚至还闹出了把福建土楼当成“巨型导弹发射井”的笑话。
所以，一旦中美或者中苏爆发核战争，中国数量较少的发射井，可能在第一波核攻击的时候，就遭遇敌人的先发制人核打击，导致发射井被摧毁。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潜伏在大洋中，作为二次核打击的力量，但是当时的中国核潜艇，还不太靠谱，潜射导弹也没有完全搞定。
所以只能采用另一个方案，是让洲际导弹“动起来”。
只要洲际导弹动起来，平时潜藏在各个山洞或者隧道，战时拉出隧道就能实现核反击。
这个方案最先是苏联玩的，搞了个核弹列车，平时伪装成货运列车在铁路上跑，一旦需要就可以就近驶入发射阵地进行发射。
不过，中国的铁轨不同于苏联的宽轨，受隧道宽度限制，不适合搞这种核弹列车，所以只能选择汽车式机动洲际导弹。
这也就是70年代开始研发的东风22洲际导弹。
不过，东风22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是燃料问题，东风22是使用液体燃料，和在发射前才加注的那种发射井式洲际导弹不同，如果实现一声令下马上发射，就必须长时间让液体燃料在导弹内储存，而且还能耐颠簸、耐高温、耐严寒，这实在是太难了，当时中国没有一种燃料符合这种要求。
第二是弹头问题，因为东风22的直径比较小，那么相应的核弹头也要比东风5号上的小，但威力又不能随便降低，只能搞核弹头小型化。
最终，这两个问题当时中国都没法解决，东风22遗憾下马。
到了1985年，中国新一代机动式战略导弹才开始重新论证，1987年上马，决定研发一款类似于苏联SS-20导弹这样的固体燃料导弹，由卡车运输，实现即拉即打。
苏联SS-20导弹
这就是后来的东风-31。
相比“八年四弹”系列，东风31项目，钱学森完全放开了手，开始锻炼自己的学生团队了。
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研发的难度。
对于这种从未接触过且没有参考样板的机动式洲际导弹，研发人员只能从头做起，想办法自己攻克全弹总体技术、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技术、小型化弹头技术、复合材料与结构技术、弹上电子设备小型化技术、高精度惯导技术、快速机动发射技术、突防技术、制导控制系统误差分离技术、新一代试验遥测技术、推进剂合成、弹锥复合材料制造、大型特种拖车制造等等。
难题林立，都要开始从零研发，也是东风31项目拖了整整12年之久的主要原因，成为中国研发进程最长的洲际导弹之一。
研发的过程，也不甚顺利，先有高性能推进剂合成发生爆炸事故，后有参与子系统研发的单位冒出了间谍案，这都拖慢了东风31的研发进度。
以至于一直到1994年，五院才开始试制第一枚试验弹，然后到1999年才完成了第一批导弹的试制和地面测试。
在这五年里，先后发生了94年黄海危机、96年台海危机、99年炸馆危机等等屈辱，中国迫切需要一款能真正威慑美国的先进洲际导弹，来提振民心士气。
所以，国家领导人打来电话问：东风31能不能参加1999年的国庆阅兵？
说实话，这很难，不是把导弹拉到长安街走一圈难，而是在阅兵之前，你首先要试射一下证明这款导弹能用吧？
要不然，导弹都公开亮相了，结果转头实验却失败了，这是提振民心士气，还是打击民心士气？
在巨大压力之下，科研人员放手一搏，1999年8月2日，东风-31基本型遥1号弹高弹道发射试验成功。
而此时，距离国庆阅兵，只剩58天了。
1999年10月1日，东风-31基本型浩浩荡荡驶过了天安门广场，正式宣告，中国终于有了在所有国土上都能实现对美战略核威慑的能力了！
但是此时的东风31，仍然不能让钱学森满意。
一方面是射程，8000公里的射程不上不下，有点尴尬，而且其设计之初是针对苏联的，8000公里是够了，但如果换成美国，就无法覆盖美国全境。
另一方面是其没有采用先进的运输、安装、发射一体的TEL车辆，而是仍然采用牵引-发射车分离的方式，必须依靠预设发射阵地，不是随便在哪都能打，所以其灵活性相比东风5的确有，但不大。
再加上泄密事件，国家层面始终不敢冒险把东风31大规模列装。
于是，在参加完国庆阅兵之后，东风-31A的项目就上马了。
东风-31A的射程增加到11000公里，载荷也增大到1050-1750公斤，可以携带多个独立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s），提高了打击效果和穿透敌方防御系统的能力。
更关键的是，东风-31A使用了TEL一体发射车，获得了真正的机动发射性能，而且还避免了俄罗斯白杨TEL容易翻车的毛病。
可以说，东风-31A总算追齐了世界机动式洲际导弹的前沿水平，无论是弹道设计、投送效率、突防能力，还是释放诱饵能力以及多弹头投放能力，都与国外先进型号相当，在打击精度和生存能力上，还要更优秀一些。
而这，也是钱学森看到的最后一款国产洲际导弹了。
2009年10月1日，东风31A导弹驶过天安门广场。
30天后，钱学森逝世，享年98岁。
伍
其他的东风故事，我们基本都知道了。
为了“教育”李登辉，中国推出了台湾快递——东风15。
为了“教育”韩国的萨德，中国推出了韩国快递——东风17，采用了钱学森滑翔弹道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萨德都拦不住。
为了“教育”动不动就到中国近海晃悠的美国航母，中国推出了航母快递——东风21D，专打航母的弹道导弹。
为了“教育”关岛上的B2战略轰炸机、F22隐形战斗机，中国推出了关岛快递——东风26，核常兼备。
当然，还有今年国庆前东风31AG那惊天一射，疲软了数年的A股瞬间大涨……
总之，东风家族，时刻紧盯国家需要，推陈出新，保证中国威慑之剑，永烁锋芒。
以上，就是东风镇国的故事。
然而，一篇万字长文，写不出东风的伟大，更写不出东风的艰辛。
要写东风，就不能只写东风。
要写离国途中闪烁的泪。
要写求学路上不灭的灯。
要写巴伐利亚山脉中的惺惺。
要写美国移民监狱中的修行。
要写辗转回国路途中的沧桑。
要写考察一片烂摊中的苦痛。
还要写，戈壁茫茫中的一飞冲天。
还要写，高原深处里的问鼎苍穹。
还要写，满地导弹碎块时的泪水。
还要写，惊天动地后的隐姓埋名。
更要写，燃烧自己、逐梦太空。
更要写，星河璀璨，征途如虹。
钱骥之子钱振宇、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郭永怀侄孙郭涛
2019年10月1日，当最新的东风41导弹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时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就坐在致敬方阵的3号礼宾车上。
“既然我父亲来不了，我就替他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