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文的夺冠，以及日后出现更多的郑钦文，本质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为啥？
网球曾被称为“贵族运动”，除了诞生于法国宫廷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玩的成本高。
首先是场地，网球需要专业的场地，否则是没法玩的，不像羽毛球或者足球，随便找块没人的空地就能玩，而专业的场地需要专业的维护，费用是比较昂贵的。
目前，网球场的费用百元/小时属于基操，150乃至两百以上的也不少，而羽毛球场很少过百的。
其次，是需要专业的装备，网球拍好一点的、轻一点的要几千上万，算上其他装备和消耗的话，一年花费超过十万简直轻轻松松。
网球的参与人数，从全球来说不算多，截止2021年，全球网球爱好者（标准为每年至少打球一次）的数量仅为8700万人出头。
这个数字占全世界人口比例也就1.5%左右，参与度不高，原因就有前面提到的成本相对高。参与者少，潜在市场有限，从业者得提高单价才能赚钱，进一步阻碍了人们的参与。
“网球是贵族运动”这个说法虽然不太准确，但玩网球的综合成本高于一般的运动，是事实。
反映到国家层面，就是美国的网球最发达，其他国家通常就一两个顶尖选手，而美国有一堆人，就网球职业运动员数量而言，美国占世界比重的10%，是占比最高的国家。
背后是美国的经济水平，让较多的国民能够负担网球运动，2021年，美国有2500万网球爱好者，是世界最多的。
美国之外，便是同样发达的欧洲。
以前看网球比赛时，就发现欧洲的网球选手是真的多，什么海宁、辛吉斯、萨芬娜、小德、纳达尔等等，后来才知道，欧洲的网球职业选手数量，占世界比重的60%。
也就是说，美欧的网球职业选手数量（包括俄罗斯和白俄），加起来占全世界的七成。
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网球专业选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家里比较有钱，比如阿根廷的德尔波特罗，父亲是兽医，母亲是教师，标准的中等收入家庭。
印度名将米尔扎，曾获得过六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父亲早年是体育记者。后来开了杂志社，并置办众多产业，虽然和安巴尼、阿达尼相比，还差了亿点点，但也算富豪了。
网球选手大部分出自发达经济体，少部分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家里通常中等收入起步，充分说明了练网球的综合成本高，没有银子撑不住。
拿郑钦文来说，她早年训练找的都是不一般的教练，比如卡洛斯·罗德里格斯（曾经是李娜的教练）、余丽桥、佩雷·里巴（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最高世界排名为65）。
名气大、专业，意味着费用贵，有媒体报道，青少年阶段，她一年光培训费就超过50万。
这还只是直接支出，还有营养等一大堆间接支出，她的父亲郑建坪曾是田径运动员，后来经商，经济状况不错。即使这样，也一度考虑过要卖房子，可见压力有多大。
过去经济没发展起来时，没多少人能负担网球，只能靠举国体制去培养“李娜”，只有当经济发展起来后，负担得起网球的人增加了，才会有郑钦文。
郑钦文只是个开始，后面会有更多的郑钦文。
以网球的参与人数为例，还是2021年，中国网球爱好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992万，仅次于美国。
体育运动和经济一样，是讲究规模效应的，规模大了，玩的人多了，大家互相卷，才能真正进步，虽然人多了不一定会进步，但人不多一定不会有进步。
这是定律。
我无数次说过，足球没有起色，根源是玩的人太少，一点也不卷，没有进步的动力，球员们就算躺平也无所谓，至于人种、腐败等等，都是极为次要的因素，阿根廷足协向来是黑社会，却并不影响人家拿世界冠军。
在没人玩的情况下，足协反腐再搞十次都没意义。
而网球已经显而易见地卷起来了，得益于庞大的群众基础，2022年，中国有了4362名专业网球运动员。
而专业网球运动员的世界总量（现役），就一万人出头，换句话说，中国专业网球运动员的数量，占了世界总量的40%，就算培养的质量还不够好，这么多专业的人互相卷，总能卷出几个好手。
足球别说有40%，就算4%，进世界杯也绝对轻轻松松。
再说郑钦文的培养模式，成本并不是全部由家庭负担，而是标准的“混合培养”。也就是除了家庭负担的部分，国家还给了一部分补贴和资源。
郑钦文最早的团队，就是武汉体育局帮她搭建的。
中国体育的模式曾长期沿用“举国体制”，也就是由国家拨款，包揽运动员的吃穿用度，运动员衣食无忧，可专心训练和比赛。
但弊端也明显，由于国家拨款有限，能享受到资源的只有少数运动员，就会形成掐尖的局面。
有点类似衡水中学或者尖子班，把好生源都集中起来，有利于考出好成绩，弊端则是没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运动的普及了，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被放弃了。
万一顶尖的运动员退役，后面的人顶不上来，就会青黄不接。
同时，“举国体制”会采用长期集训模式，对于个性化更强的年轻一代来说，难以接受。而且，由于国家在你身上砸了太多钱，包揽了一切。
那么作为交换，运动员的收入大部分被要求上交，必然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李娜当年的种种冲突，就源于此）。
“举国体制”的另一大弊端是豪赌属性，资源都给了少数人，就指望他们摘金夺银，然而问题是，万一没取得好成绩呢？
毕竟，体育比赛是不可预测的，胜负是一门玄学，而赛场上的各种意外简直不要太多。
“混合模式”和“举国体制”的不同在于，国家依然会给钱给资源，但不再集中于某个运动员身上。
而是把资源尽可能地平均分，每个人都有一点，比如，不光帮助郑钦文配备了教练团队，不少青少年网球选手也得到了类似的帮助。
不再掐尖，也不要求运动员上交收入，只是尽可能提供基础性的资源，提高部分由运动员自己想办法，自己去找更专业的教练、自己找路子去比赛等等，能不能打出来全看自己的造化。
这就叫“混合模式”。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源多了，玩网球的人多了，用不着再掐尖了。
完全可以广撒网。
“混合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运动员自负盈亏，不会产生冲突，无须长期封闭式集训，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总会有几个人脱颖而出。
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市场化，彻底和举国体制说拜拜，而不是走“混合模式”，其实吧，“混合模式”是符合现实的。
依然拿网球来说，职业运动员里，每年能拿到奖金的不到4000人，60%的人一毛钱奖金拿不到，因为奖金要达到一定的名次，才会有。
而大部分选手，要么是一轮游，要么进正赛都有困难。
即使能拿到奖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整个职业网坛能实现盈亏平衡的选手不到一千人，换句话说，90%以上的选手打网球是亏损的。
还是那句话，开支太大。
网球是需要团队保障的，一个完整的团队，至少包括体能师、医生、营养师、教练、陪练、公关经理等。
团队的所有开支均由选手本人承担，压力山大，郑钦文每年光是去欧洲比赛的费用，就要300万，想出成绩就必须配备顶级的团队，这些钱是省不了的。
网球是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每年的四大满贯有声有色，各种赛事的奖金以及相应的商业赞助，也相当地丰厚。
即使这样，对大部分网球运动员而言，盈亏平衡依然遥不可及。那么，那些职业化程度不如网球、收入也不如网球的运动呢？
它们的状况只会更艰难。
2023年，郑钦文的收入高达720万美元，除了一百多万是比赛奖金，其余的都是代言和赞助，在当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里，名列第15。
只不过这终究是个例。
对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哪怕想挣到720万美元的零头，也十分困难，要是没有国家的资源扶持，很难坚持。
这也是为啥要采用“混合模式”的原因。
就像经济体制，如果全是国企，就会没有活力，如果全是民企，就会过于残酷，缺乏兜底，必须两者兼有，形成互补，才是最合适的。
中国体育这些年最大的争论，就是该怎么走，是全盘职业化呢，还是重回举国体制。
重回举国体制是没有可能的，不用说成绩的事，光是长期封闭集训这种事，年轻一代就受不了，你非要这么搞，结果就是没人陪你玩。
只是，架不住部分人非要这么想，比如，足协就曾经想让国奥队踢中甲，篮球哪怕在几年前，依然有长期集训而忽视联赛的现象。
这些本质上是举国体制的思路，已不适应时代，可由于中国体育在转轨的过程中，成绩出现了波动，导致一些人认为，只要重回举国体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回头的，但怎么前进、前方的路在哪里又是个难题，而“混合模式”给出了重要的参考，两种体制是可以通过改革，互相兼容的。
市场的归市场，举国体制的归举国体制，两条腿走路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能两条腿走路，就没必要死磕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