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出乌克兰记》的读者都知道，这是我去年写的最满意的几篇文章之一，其实在我们的读书会还有好几篇姊妹篇——潜艇、战机、军舰，今天把潜艇篇的一部分发出来。
1991年2月，苏联圣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船坞里已经停工了，寒风卷起漫天雪尘，飘散在布满锈迹的龙门架上。
一片破败景象，一如这个破败的国家。
风雪中，来了一群风尘仆仆的中国人。
领头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也就是后来的总装备部）部长----贺鹏飞。
贺鹏飞，看过青云读书会会员文章《出乌克兰记》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他从刘华清将军手中，接过了买航母的接力棒，并在关键的时刻，为徐增平的“私人买航母”项目做了背书，最终才让中国拥有了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不过今天这篇文章，讲的并不是航母的故事。
而是航母的天敌----潜艇。
更有意思的是，贺鹏飞这次来苏联，并不是来买船的，而是来买飞机的。
本来是买飞机，最后怎么买成了潜艇了？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尘封，一起探寻那段岁月尘烟中，中俄之间那一段充满了友谊与怒火、合作与背叛、荣耀与艰难的军贸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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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解放军的军事进步，苏联，是一个绕不开的国家。
当1949年的胜利洋溢在千家万户时，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集体却忧心忡忡，国家历经百年动乱，一穷二白，工业几乎为零。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要守住来之不易的胜利，就必须马上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国家建设，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军工业，实现国防自主。
但是，一个连工业基础都没有的国家，又上哪去搞军工业？
万幸的是，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机遇。
50年代，美苏对抗日益“盟友化”，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苏联虽然建立了华约，但在实力上，仍然无法与北约抗衡。
这时候，赫鲁晓夫看到了刚刚打赢朝鲜战争的中国。
赫鲁晓夫认为，壮大中国，可以显著提升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最终成为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最大助力。
于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诞生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156个工业项目。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156个工业项目清单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和军工有关，虽然中国和苏联一开始签的贷款合同是3亿美元，但是在1950-1955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的贷款超过13亿美元，而且利息极低。
通过这156个工业项目，中国人学会了从发电到炼钢，从柴油机生产到火炮制造，从铝合金冶炼到战斗机生产，从军舰使用到潜艇攻击，等等等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也让中国在短短十年内迅速打下了一个军工业基础，并一直泽惠后世。
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态度是非常热忱的，除了设备需要花钱（从贷款里扣）之外，其他的技术、图纸之类几乎都是免费的（那时候苏联也不讲究什么知识产权），而且毫不藏私，1950年之后留学苏联的大学生高达16000人，苏联基本上把所有中端技术都倾囊相授，甚至连重水型原子反应堆都送过来一个。
50年代，中国的几乎所有技术兵器，比如米格15战斗机、四大金刚驱逐舰、59坦克等等，都是苏联提供或者源自苏联的国产仿制版。
但是，这一切，在中苏交恶后，戛然而止。
这一停，就是30年，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工技术进步，举步维艰，以至于在80年代，解放军还在大量装备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大到歼6、小到56式冲锋枪，和3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不过在80年代末，中国军工，再次迎来了历史机遇。
整个80年代，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已经处于剧变的前夜，面对汹涌的社会变革浪潮，已经自顾不暇的苏联却无力阻止，因此，缓和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成了苏联必须考虑的问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策，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逐渐消除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华。会谈中，邓小平轻描淡写地说了八个字：“结束过去，开拓未来”。
5月16日，中苏宣布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个月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突然陷入谷底，原本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军事项目全部中断，美国甚至还扣留了中国送往美国升级的两架歼8-2战斗机。
这时，中国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来源，而苏联，就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向苏联方面提出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同意以政府贷款的形式向苏联提供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换取莫斯科同意向中国出售航空技术装备。
1990年5月31日，时任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这个协定的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其促成了后来中国引进苏27战斗机项目，更关键的在于，它促成了中苏军事引进合作机制的建立----中苏混委会。
中苏混委会全称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由双方主管外交、财政、军事工业的高层领导组成，负责所有军事工业合作项目的决策和部署，中方组长由刘华清担任，副组长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苏方组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
对于这个委员会工作模式，一开始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是不太适应的。
贺鹏飞在1985年成为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在他的任上，一直致力于改进军援军贸工作，提高我军装备建设水平，在80年代在贺鹏飞的主导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包括引进马可尼的雷达、意大利的白头鱼雷、怪蛇-3导弹等等。
贺鹏飞与西方公司谈判
在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中，都是先找对方公司对接，然后签合同，报政府批准。
而在苏联这边，却恰恰反过来了，先由政府对接，确定要买啥，然后政府给各自的管理部门下达任务，最后军工厂和设计局负责落实。
不得不说，这个混委会的运作模式，非常计划经济。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对于中国这样希望体系化引进军事技术的国家，是非常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买武器是更喜欢买技术，而这显然超出了一般军售的范畴，如果实现不把政府搞定，那么在具体谈判中就会面临各种掣肘，甚至谈了半天最后发现做了无用功。
还有，因为当时中国没钱，很多项目都是以易货的方式开展的，比如苏27战斗机项目中中国向苏联支付了大量狗皮大衣和罐头，这些事情显然是军方搞不定的，如果没有经贸部门参与这个混委会，后续一定还有大量扯皮的事情。
一位参与过中俄混委会谈判的中方人员回忆说，“如果没有混委会这个机构，中俄之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装备和技术引进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的军售需要协调外交、经贸、财政、军队和国防工业的方方面面，要集中全国的资源，跨部门、跨行业来执行，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最高决策机构。”
1990年6月，刘华清与苏方签订《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在这个会议纪要中，达成了中国关于引进苏27的有关意向，也就是后来著名的906工程。
我们现在的主力战机歼11B、歼15、歼16等等，其实都属于这个906工程的遗泽。
混委会敲定引进苏27后，剩下的自然就是落实了。
1990年8月，中方组建了总参装备部长贺鹏飞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来到苏联考察苏27战斗机。1990年12月28日，贺鹏飞和苏联签定了引进苏27的政府间协议。
政府间协议签订后，1991年2月，贺鹏飞再次飞到苏联，洽谈购买苏27的具体细节，这一次，贺鹏飞带领的都是专业人才了，比如空军副司令林虎（俄裔）、副参谋长葛文墉、总参专项办主任马庆华等等。
因为都是技术层面对接了，所以谈判进展很快，不到一个月，中苏关于苏27的谈判圆满结束。
左一为马庆华，左二为贺鹏飞
而此时的贺鹏飞已经不再需要事无巨细地把关了，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军，因为在他出发之前，一位老人找他谈了话。
这位老人，叫刘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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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我们都很熟悉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他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出台了战略性的《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2000年的海军》、海军装备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布局性。
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海军能到坐二望一的地步，与刘华清当年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分不开。看过《出乌克兰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早在1987年，刘华清就开始向贺鹏飞要航母了。
所以，刘华清被誉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
1989年11月，刘华清从海军司令岗位上卸任，转任军委副主席，虽然工作从海军变成了全局，但刘华清一刻也没忘记海军的装备建设。
不得不说，80年代的中国海军，实在是惨得一批。
新中国的海军基础本来就差，首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前往刘公岛视察，因军舰匮乏，不得不乘坐租来的渔船前往。
驾船的渔夫一脸不解：“你一个海军司令，怎么还需要租我的渔船呢？”
受了刺激的肖劲光对随行人员说：
“记下这件事，X年X月X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乘渔船考察刘公岛。”
1953年6月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协定明确，苏联向中国包括四艘苏联07型驱逐舰在内的大批现成舰艇和半成品舰艇，供中国造船业培养组装加工能力，共计约三万吨、六种中小型舰艇的全套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
此外，苏联还提供了包括各种配套武器弹药、飞机、车辆、专用设备、船坞和造船设备、人员培训等整套海军必需的基础体系。
在肖劲光任上，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基本上搭起了一支种类齐全、兵种齐备的现代海军框架，和一个完整的装备制造、后勤保障和人员培训的现代海军体系。
但问题在于，海军实在是太烧钱了。
以中国初代从苏联引进的四艘07型驱逐舰为例，当时的价格是6000万卢布一艘，大概折合13吨黄金，当时中国一穷二白，上哪搞那么多黄金去？
所以进入60年代之后，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中国海军发展基本停滞了，无论是八六海战，还是西沙海战，基本上都是“小艇对大舰”，靠近距离不怕死的“拼刺刀”精神，以巨大的代价打赢的。
但在导弹已经成为主角的现代海战中，光不怕死，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敌方不再给你靠近的机会了。
1985年8月21日，苏联最先进的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伏龙芝”号，在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缜密”号、无畏级大型反潜舰“斯皮里多诺夫海军上将”号的护卫下，在返回海参崴归建途中，突然改变报备航线，直插东海中线，引发中国不安。
中国派出了当时最大军舰“重庆”号驱逐舰前往拦截，但排水量只有3250吨，在日本记者的镜头中，重庆舰如同一个纵然不敌也要亮剑的勇士，充满了悲壮。
这一事件告诉中国，如果想在与强势的海军对抗时，光靠那一两艘吨位小、战力差的驱逐舰是远远不够的，也没有丝毫胜算，要想对强敌形成威慑，只能另辟蹊径。
这个蹊径，就是潜艇。
潜艇这个东西，吨位小，花的钱也少，适合大量建造，但如果使用得法，其威力一点也不小，在大海的掩护下，哪怕是单独一艘潜艇，也有可能单挑一整支舰队，一旦击沉敌方重要舰船，整个海上战场的局势都可能发生改变。
所以，当一个国家无力支撑大型水面舰艇的巨大开销时，以小博大的潜艇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比如二战时期，面对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海军指挥官邓尼茨就提出通过狼群战术对英国展开全面封锁，差点让英国崩溃。如果不是美国紧急援助英国几十艘驱逐舰用来反潜的话，恐怕二战结局早就被改写了。
所以，为了应对当时占据优势的台湾省海军和美国海军威胁，中国在一时半会解决不了大型水面舰艇的情况下，潜艇就成了最佳选择。
但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潜艇也不行啊！
核潜艇就不说了，当时第一代核潜艇刚刚问世，毛病一大堆，噪音巨大，而可用于作战的常规潜艇，只有两种，一种是6603级潜艇，是苏联W级潜艇的仿制品，二战水平。
另一种是033级，是苏联R级潜艇的仿制品，比W级好一点点，50年代水平，艇上还要装机枪，本身就不是个专业的水下作战兵器。至于后来的035级，当时还在测试之中，也不成熟。
而对面的台湾海军呢？乘着经济腾飞的东风，台湾海军开始下饺子，光4000吨的以上的大舰（佩里级和成功级）就有20多艘，不仅装备有反舰导弹，而且还拥有区域防空能力（虽然很单薄）以及反潜鱼雷，拿大陆的这些四五十年代水平的潜艇与之对抗，毫无胜算。
所以，引进更先进的潜艇，势在必行。
刘华清在贺鹏飞赴苏谈判苏27之前，专门找他谈了话，请他留意一下苏联有什么合适的先进潜艇，然后买回来。
从辈分上来说，贺龙和刘华清是平辈，那么贺鹏飞就是刘华清的晚辈。
长辈所托，不敢辞。
贺鹏飞（左）与刘华清
不知道是不是想让贺鹏飞对这个引进潜艇工作更上心一点，贺鹏飞还得知，自己未来，会去海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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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去海军工作，那找潜艇就成了分内之事了。
所以在苏27的谈判结束后，贺鹏飞就问俄方代表，问有没有合适的潜艇卖？
巧了，混委会中有一个大神----苏联海军上将、苏联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尤里·帕夫洛维奇·格里申。
这位大神神的地方，不在于其以其上将的军职兼任经济联络部副部长，而是在于他是一个搞对外军事合作起家的将军，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对埃及、叙利亚的军事援助中，都是格里申主抓的，他甚至是苏联军贸的开创者。
因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苏联的对外军援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服从于政治需要，基本上是不考虑盈利的，所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越南、埃及或者古巴，用词都是“军事技术合作”术语，而不是“军火贸易”，因为苏联人认为“军火贸易”是资本主义专属。
但到了苏联后期，军援成了苏联沉重的包袱，不挣钱光赔钱，苏联再有钱也经不起这么造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格里申提议用军火贸易弥补苏联财政亏空，他还提议在法律中，以“军火贸易”取代“军事技术合作”，为军火出口打下立法依据。
但是这个立法还没完成苏联就解体了，一直到1998年7月17日第144号联邦法发布后，军火贸易才以法律形式确立。
所以格里申一听贺鹏飞的要求，一拍大腿：那你可算问对人了！我自己就是搞军贸的啊！还是海军上将！海军的装备我门清！
为啥格里申这么激动呢？因为他知道，在圣彼得堡海军造船厂中，有两艘接近完工的基洛级潜艇，但因为资金链断裂造不下去了，距离解体没几天了的苏联也没多少钱去装备它，不如卖掉盘活资产。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本来是买飞机的贺鹏飞，跑到去船厂去考察潜艇的情况。
这两艘潜艇工厂编号分别是413和414，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开工，苏联解体前就面临停工了，不过基本已经建成，就差一些艇内设备安装了。
但是因为这次贺鹏飞并没有带懂潜艇的专业人士，所以对格里申的推销不置可否，只说会考虑，就回去了。
贺鹏飞回去后，向刘华清报告了这次的考察情况，并建议购买基洛级潜艇，刘华清安排人员研究后认为：
基洛级潜艇符合中国需要。
基洛级潜艇苏联代号877型，是苏联70年代最新潜艇技术的集大成者，不仅采用了西方最流行的水滴艇身设计和优异的双壳体结构，储备浮力高达32%，而且在苏联常规潜艇中首次采用了消音瓦，大大降低了潜艇噪声，被西方惊恐地成为“大洋黑洞”。
毕竟，噪声是潜艇的核心指标，只要噪声小，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敌方舰队，击沉主要舰船后逃之夭夭，威慑能力十分强大。
可以说，当时只要台湾海峡摆上几艘基洛级潜艇，美国海军要想过海峡，就要掂量掂量。
但就在中国准备与苏联探讨购买基洛级潜艇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苏联没了！
这一下，不仅基洛级的事情可能泡汤，就连引进苏27的项目也可能流产！
刘华清十分着急，他专门指示具体负责苏27引进后续工作的马庆华留驻莫斯科，想方设法与俄罗斯新政府联系，天天约他们，催他们，请他们明确，苏联解体了，已经签的合同到底是哪个部门负责推进？
通过不懈努力，再加上高层的沟通，1992年，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得以顺利成立，时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绍欣担任俄方主席，担任中方主席的仍然是76岁的刘华清。
1992年11月，贺鹏飞真的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分管装备建设工作，此时，他还惦记着那两艘基洛级潜艇，在征得刘华清同意后，贺鹏飞带了一个代表团，再赴俄罗斯考察潜艇。
这一次，他吸取了上次教训，带了一个专业人士--金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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