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大明朝建于1368年，每朝开国第一件大事，就是稳定财政、巩固财源，开始向全国收税。
主要收的是农业税。
我在《魏忠贤与全球化》里，列举过万历六年的财政数据，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是2652.7万两，农税占2080.2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农税对国家最为重要，占到全国总收入的78.4%。
现在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明白，搞农业日子过得苦巴巴的，风险高又不赚钱，要收税，就要搞活工商业，找他们收税才是根本。
万历六年，工商税只占全国税入的10.7%，崇祯初年，农业税比例上涨到81%，工商税还是只占12%。
那明朝为什么工商税收的这么低呢？
问题起源出在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重农抑商，凡离乡农民不务耕种，跑去经商，就要当作游手好闲的流民，官府必须把他们抓回来继续种地；他还严禁出海贸易，把贸易改成了朝贡制，这种朝贡制，有点像日本、真腊、琉球、安南这种穷亲戚来找富户讨食，他们提几个西瓜上门走动，我们就得还他们一车葡萄，是赔钱买卖；为了抑制更多人经商，朱元璋还规定社会等级序列是“士农工商”，商人是正常社会最底层，后代不许参加科举考试，1381年下令农民家庭可以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能穿绢布，但如果农民家庭有一人经商，则全家不许穿绸纱。
《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见到沈一石穿绸缎衣服，就敢大声质问他，来源于此。
朱元璋也不是盲目地打压商人，他另外也做了有利商业经营的举措，整体上重农抑商，是因为开国战争死人太多，国家太多土地需要开垦，也没精力处理沿海倭乱（元朝就有倭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恢复生产高于一切，重农抑商没什么问题。
部分历史资料说因为抑制商人抑制得太厉害，为了给予他们补偿，朱元璋就不收商人的税。
这句话不对，朱元璋是收商税的，但他收得很轻，收得轻也不是为了给商人以补偿，而是怕收税重导致商品价格高，怕增加民间负担。
1369年时，大明就规定了商品交易必须交税，1364年还设宣课司，府州县设通课司，专门负责征商税。
1362年商税为十五税一，两年后，朱元璋认为收太多影响物价，民众承受不起，改为三十税一，一些百姓日用商品干脆免税。
朱元璋的所有举措，都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情况，是为了“做大农民群体，压制商人群体”，避免流动性过强的商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
朱元璋没有错，错就错在，当事物发生变化后，大明的后世臣民们，依旧遵守祖制，主动不愿意发生变化。
贰
我们常常在关于大明的书籍或影视剧里，听到“祖制”两个字，这个祖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一句话概括叫“朱元璋立下的规矩”，规矩很多，从制度法令到机构设置、皇帝言行、百官规范、后宫操守等，啥样都有，而且谁坏了规矩，就要被残酷处罚，严重的要被凌迟、全家处死。
具体内容包括《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洪武礼志》《礼仪定志》《孝慈录》《大明律》《诸司职掌》等等，其中又以《皇明祖训》《大明律》《诸司职掌》三本最为重要。
朱元璋立下的这些祖制，前期执行得很是凶狠，动不动取人性命，但后面大多内容逐渐瓦解，重用太监、服饰奢华、建立内阁、醇酒美人等等，都是违反祖制的，后面的皇帝们可一个比一个玩得花样翻新。
祖制这个东西，后来成了一门盾牌，大家有选择性地相信，符合自己利益的就用，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不用。
朱元璋设祖制，本来是用来树立皇帝的无上权威，建构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结果用着用着，被文官集团反过来制衡皇权了。
永乐和万历立储之时，文官们便集体哭着喊着搬出祖制，以对抗皇帝的权力。
万历的皇后生不出娃，他有次去给老妈请安时，一时兴起跟老妈的宫女发生了那个那个，宫女几个月后怀了个儿子，但万历觉得自己睡了个宫女挺丢脸，想耍赖不认，他老妈拿出起居注来，说儿子你别想跑，这大孙子我抱定了，于是宫女扶正，封王恭妃，朱常洛作为嫡长子养在宫里，作为皇位继承人培养。
万历过些年找到挚爱郑贵妃，还跟她生了儿子朱常洵，由于爱郑小姐爱得发疯，意图扶朱常洵做太子，但这么干确实违反正统，就想先立郑小姐为皇贵妃，在宫中地位高于朱常洛老妈，以试探群臣的反应。
大臣们都看出了万历的小心思，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先上疏说这么干可不行，万历讨厌他管自己家事，说他“疑君卖直”，罚去大同做了个小典史。不料这一击反而把群臣激怒了，也不怕万历处罚，争先恐后要求正式立朱常洛为太子，把万历折磨得神经衰弱。
万历和群臣熬斗到1601年，朱常洛都20岁了，朱常洵也已到16岁，年纪不等人，万历被迫立朱常洛为太子，并于次年二月完婚，最终朱常洛成了泰昌皇帝，但上班一个月就被毒死，木匠天启皇帝接了班。而万历和郑贵妃的宝贝儿子朱常洵，封福王，55岁时被李自成在洛阳逮着，野史中说是连着鹿肉一起给下铜锅炖了分食。
文官集团其实跟朱常洛没那么深的交情，他们之所以拿出祖制来压万历，主要是在争夺话语权。
看起来并没有多大意义的话语权，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宣誓，是向对方表示“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这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一次权力对抗，万历最后的战败，标志着文官集团的力量，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盖过了皇权。
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他用来维护皇权的祖制，最后变成了文官们用来抵抗皇权的工具。
而不甘心政治权力对抗失败的皇帝们，就自然愿意养肥太监与锦衣卫，放他们出去压制文官集团。
叁
其实不管是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力做得太大，都不一定是好事情。
皇权做得太大，想的是如何盘剥天下满足个人私欲，文官集团做得太大，想的也是如何盘剥天下满足集体私欲。
朱元璋和朱棣都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他们没有偏爱文官的嗜好，明初时保持着皇权加武勋集团压制文官集团的格局，皇帝直接控制武勋，武勋们掌控着五军都督府，皇帝是直接掌握暴力机构的。
这个世界的最底层是暴力，暴力在恶人手里可以破坏事物，在善人手里可以维护事物。
但明英宗朱祁镇脑子一热，搞出个土木堡之变，将武勋集团全折在土木堡了，五军都督府从此名存实亡，兵部掌控了军队，皇帝从独掌最高暴力机关，变成和文官们共享军权，这以后天下大事，多少也得跟文官集团们商量着来了。
文官集团们还都是利益共同体，从永乐到崇祯，阁臣164人里，浙江、江苏、江西人占了50%。
皇帝对付一个官员容易，但对付整个文官集团就麻烦了，总不能把公司上下从CEO到清洁工全炒了吧。
你炒掉一个，上来的还是他们的人，因为选拔人才的梯队，也被他们包圆了。
像万历皇帝贬谪的姜应麟，离开中央二十年，朝廷都有人替他说话，希望姜应麟可以回京。万历骂走一个，上来一篇折子，再骂走，再来一篇折子，文官们是利益共同体，根本毫无畏惧，反正自己出什么妖蛾子，都有人料理后事。
现在大家理解了吧，万历为啥三十年不上朝，光是立太子这事，跟群臣激斗，都逼退了内阁四任首辅，一百多朝廷大员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最后万历还是惨败，换谁心里头都不舒坦，这种事还连绵不绝，不死不休，皇权老斗不过文官集团，这个破班，真是不上也罢。
基于皇权越来越弱，文官集团越来越强大，大明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税，越收越少，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
到明朝中后期，工商业逐渐发达，这时候国家重心，应该从收农业税，转到收工商税才对，只要工商税收得上来，那就有银子练兵，改革落后的军户制度，兵一练好，西南和东北的外敌，都不是问题，国家出现灾荒之时，有足够的银子赈灾，也不会有事业单位出身的李自成跑去造反。
内忧外患，一切都是财政问题，一切，都是因为收不上工商税。
工商税收不上来，是因为有人故意阻挠，阻挠的这些人，正是哭喊着“祖制”和“藏富于民”的文官集团。
当资本和文官集团紧密绑定的时候，就是大明财政枯萎的时候。
也是天下大乱，重新洗牌的时候。
肆
今天我们说起明朝的死亡，必归于党争，一说起党争，就是阉党大战东林党。
其实为了争夺财政，是皇权大战文官集团，阉党是皇权的延伸，东林党是文官集团的延伸。
而且阉党和锦衣卫也有失控的时候，文官集团也不仅仅只有东林党，是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跟东林党混战，东林党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胜出，于天启年成为第一大党。
所以任何事物都有内部和外部矛盾，两种矛盾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惯常认为，东林党跟江浙士绅资本集团绑定，是促使工商税收不上来的主因。
这种观点并不完整，明朝后期是有数个不纳税的超级资本集团，第一个重要的，确实是江南工商贸易士绅资本集团，另一个晋商走私贸易集团，再一个是明廷内部的官僚资本集团。
明朝九边重镇中，以山西省的大同、宣府两镇驻军最多、军饷最厚，但这里天气太冷，不适合屯田，为了解决边境军士吃饭问题，1370年开搞开中制，将盐的专卖权（盐引）交给山西商人，由他们运粮运货到边疆，再凭盐引到指定盐厂支取食盐，到指定地区销售。
到明朝中期时，开中制出现严重腐败，晋商同朝中权贵绑定，共同以盐引谋利。
1492年叶淇改革，将开中制改为开中折色制，晋商受到打击，但转而跟北方蒙古和后金做走私生意。
晋商是陆上走私，规模不太大，明朝权贵控制在东江、登莱一带的海上走私，跟后金交换人参、貂皮，规模远超晋商。
当然所有集团都不能跟江南士绅资本集团比，毕竟西班牙人挖来的白银，最后都流向了他们，这些人又凭借科举优势，垄断了半个朝堂。
这些问题我已经写过很多遍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当国家收不上税，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就会转而向农民施压，农民受不了赋税，要么造反要么逃离土地去做流民，无业游民到处乱窜，就成为土匪海盗，地痞流氓全冒出来，情形有点像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不安定因素。于是在明朝中晚期，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戾气，动不动就打人杀人，最终走向了全民暴力。
明末刘宗周说整个社会都扭曲了，“格斗出于妇女，官评操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意思是妇女都打架斗殴了，人们不相信官府权威，只相信市井流言，连街头说的谣言都信，就是不信政府，人人都处于高度紧张又互不信任的状态。
所以翻开明末的历史，到处都是暴虐的折磨和残暴的杀人：官兵杀人、李自成杀人、张献忠杀人、满清杀人，杀得整个华夏一片腥红。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只是国家财政的崩溃。
伍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新问题。
一个国家能不能挺住基本盘，一则暴力机构能不能全权掌握，二则财政系统能不能长久维持。
政府有的地方跟公司很接近，都是越做雇员越多，越做成本开支越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需要相应增长，才能满足新时期的工作需求。
而且政府还要知道适时适地的变通，不能给自己设枷锁，像朱元璋订的祖制，到明朝中后期是完全行不通的，该否定就要否定，要不工商税收不上来，国家分分钟会崩溃。
我们的税收，也历经过统一全国税政、利改税和工商税全面改革、出口退税建立、国地分税制、金税工程等多次改革。
明朝出现工商业新阶层后，中央政府因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崩盘，而现在中国不断出现文娱互联网行业的高价片酬、电商、直播、打赏等新事物时，及时补上了税收的短板，才有了无数明星网红纷纷被查的现象，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查处一批以作警示，使行业逐渐形成了高度自觉性。
在地方政府依赖卖地的税收惯性结束之后，面对存量市场的房产税也终究难以避免。
中国财政收入必将是走向多元化的，从税收、国有资本经营、外汇收入、其他收入填充国库，才能完成建军、扶贫、基建等内容。
当然啦，回望明朝，历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防止出现“文官集团与商业资本的联盟”，将政商旋转门消灭在萌芽期，才能使国家少一分戾气，多一点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