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破天荒发表了一份全中文演讲，演讲题目为《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还有“取消二十一条”。
然而在波廷格的演讲中，却对这些丝毫不提，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民主，他声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民主理想”。
波廷格
“五四运动”有争取民主的成分不假，但主要问题从来都是争取主权与爱国主义。
除了歪曲“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波廷格还点了三位“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张彭春、胡适和李文亮。
两位古人，一位今人。
波廷格为什么要捧这三人呢？
按波廷格自己的话说，张彭春的最大贡献是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还在“五四运动”中推广民主精神，后来辞去外交官职务，是因为“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
实际上，这是不要脸的篡改历史。
对于巴黎和会的失败，张彭春是痛心疾首的，日后辞去外交官职，也是因为看透了丛林世界的法则，知道没有国力为基础，外交没有意义。
波廷格捧他的目的，是先制造历史，然后暗示新中国封杀了他，封杀了民主精神，实际上，由于长期驻外，张彭春很少在国内，和国内的各种事件联系不大，才导致没名气，压根不是被封杀。
说完张彭春，来说说第二个人物：胡适。
波廷格捧胡适的目的，也是认为他推广了所谓的民主精神。
“五四运动”发生后，胡适力主将北大迁到上海，远离是非之地，理由是专心学术，不谈政治。
事实上就是逃避。
不谈政治，又怎么能推广民主精神呢？恐怕事实与波廷格所说有很大的出入。
在《觉醒年代》中，胡适反对郭心刚去和北洋政府抗争，希望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希望带着北大南迁，躲避纷争。
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让北大变得生机盎然，现在学生去参加五四，会毁了这大好局面。对此，陈独秀表示：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
没错，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有贡献，但把他捧成五四精神的代表，认为他传播了民主精神，这就有问题了。莫非带着北大南迁，对巴黎和会视而不见，就是五四精神？
最后是李文亮医生。
波廷格把李文亮医生说成“五四精神”的当今代表，无非是那时正值疫情，想趁机踩一下中国的痛点。
但他没想到回旋镖来得飞快，先是懂王政府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导致一百多万人死亡，再提疫情也没底气了。
更大的回旋镖出现在2021年1月6日，这一天，无数美国人前往国会山追逐自由，波廷格却在1月7日辞职了，理由是对川普的煽动行为感到失望。
按照美国的标准，国会山事件是典型的民主运动，是美国人民前往国会山追逐自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失望。
当然，嘲笑之余，对于波廷格的五四演讲，我们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类似的解构。
如《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将一个原本崇高的党员的故事，给拍成了单纯的个体故事，集体和党的作用，还有奋斗的理想，在影片中完全看不到。
我们也不清楚是故意的，还是单纯的没拍好，由于不熟悉内幕，这里就不妄下结论。
又如最近，某个媒体公开将争取主权、争取工人权益的“五卅运动”，给歪曲成上海市民在租界争取自治。租界本来就是非法的，哪来的什么争取自治，这是在暗戳戳否定中国对上海的主权。
实际上，前两年好莱坞拍的《花木兰》也是这样的套路，把中国传统的保家卫国故事，歪曲成追寻自由，还有为了家族荣耀，幸亏由于好莱坞自身的堕落，导致影片质量稀烂，要是拍好了，影响是非常坏的。
必须强调，本人对刘亦菲没有任何不满。
电影《花木兰》
注意波廷格的职务，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的上级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当年秘密访华时的职务，就是国家安全顾问，这是一个总统的直属职务。
按理说，五四运动和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联，要是出于外交礼仪发个贺词，让国务卿发就可以了。
但偏偏这事是波廷格来做。看波廷格的履历就明白了，他曾在华七年，先后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分部任职，2005年9月加入海军陆战队担任情报官，意识形态上是个鹰派，能讲较流利的中文，号称“中国通”。
波廷格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知道中国的热点在哪里，弱点在哪里，所以才会发表这种解构中国历史的演讲。
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已经把“按照美国价值观，解构中国历史”这件事，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敌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进行解构和偷梁换柱，是有组织的，这种组织并不是指幕后有一个长老式的人物在发号施令，而是去中心化的，由无数个NGO、公司、机构组成，有时候身处其中的个体本身，都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要在中国进行历史文化解构是非常便利的，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存在许多文化间谍，这一点我在《间谍，为什么这么多》一文中已经详细说过，这里就不再细说。
除了文化间谍，第二个原因也是我们在文化领域被动挨打的关键：文化评价体系的缺失。
什么叫文化评价体系呢？通俗一点，就是各类奖项，各类电影节，数量越多，体系越严密，构成的体系就越完整。
文化评价体系很重要，对娱乐圈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各种奖项是足以引领审美和内容潮流的，美国这些年政治正确膨胀极其迅速，与奥斯卡密不可分。
近十年来，奥斯卡刻意在颁奖时倾向于政治正确，甚至制定了“光圈2025”计划，这个计划概括起来就是四个要求：
1.主角或重要配角中至少有一人是政治正确群体；
2、政治正确群体必须在整部电影的演员总人数中占比30%以上，注意是演员总人数占比；
3、所有人员比例必须有30%的政治正确人群，也就是摄影师、化妆师、打光师、服装、剪辑、特效制作等岗位，也必须有30%的政治正确群体；
4.营销、公关或发行团队中，也要遵循这一比例。
以上四个要求，必须达成两个，达不成的直接不让参加奥斯卡评选，试问有多少人会不想评上奥斯卡的，圈内人哪怕不喜欢，也会为了获奖而迎合。
艺人们的粉丝受其影响，有不少人会相信这一套，认为这一切就是最新颖的潮流，跟着潮流才会酷，于是，政治正确就这样传播开来了，这就是文化评价体系的威力。
1966年开始，苏联陆续投入了多达5.6亿美元拍摄《战争与和平》，那个年代的5.6亿美元啊，之所以要投入这么多钱，是有原因的。
1956年，好莱坞拍摄了美国版的《战争与和平》，影片的内容就和今天解构中国一样，把《战争与和平》这个饱含爱国主义和集体精神的巨作，给歪曲成了爱情片，片子从头到尾都在讲三角恋。
苏联人看到影片后大受刺激，竟敢这样解构和歪曲我们的经典，绝对不允许。为了拍出真正的《战争与和平》，苏联不仅由中央拨款，投入巨资，还先后动用了包括大批军队在内的60万名群演。
作品的质量很出色，一经上映就引发了轰动，信心满满的苏联人更是在1969年将片子选送到奥斯卡，美国人看了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好作品，最终荣获1969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苏联上下都觉得反击成功了。
苏联版《战争与和平》场景
然而，真的成功了么？
并没有。影片确实是成功的，但将影片选送奥斯卡，并以在奥斯卡的获奖为成功，无意中暴露了苏联的一个问题：文化评价体系缺失。
连《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作都需要奥斯卡奖项，苏联是不可能有文化评价体系的，自然就不能守住自己的文化，美国人歪曲一次你能反击，但是十次八次呢，几百上千次呢？
后来无数人感慨，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放开意识形态让苏联输掉了文化战争，进而从内部瓦解，其实要我说，自从《战争与和平》决定选送奥斯卡，以奥斯卡为评价标准的时候，苏联就已经输了。
一个没有文化评价体系的国家，注定守不住文化的阵地。
文化评价体系和国家的关系，就好比平台之于网民，和平台斗，连懂王都被全网封号，你斗得过才怪。对国家来说，唯一的办法是建立自己的文化平台，也就是文化评价体系。
中国演艺圈虽然也有不少奖项，但这些奖项的分量不够，再加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所以无论是演艺圈的人，还是普通人，都更关注欧洲的三大电影节以及奥斯卡。
你想在人家那获奖，自然得遵循人家的文化评价体系，遵循人家的价值观，因而中国演艺圈高度西方化，有时候甚至比西方艺人更激进，有种皈依者的狂热。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化评价体系，从而将审美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一切不能蛮干。
这方面应该解剖一下，美国的文化评价体系怎么来的，文化评价体系需要一个基本的条件：全球化。
直白地说，你的各类奖项得有全球性影响力，否则就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罢了，没有影响力。
而决定各类奖项的全球影响力的根源，是你能不能产出足够多的优秀作品。
为什么欧洲三大电影节和奥斯卡是当今电影圈的最高奖项，是因为他们曾经产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欧洲至今仍是世界文艺片高地，好莱坞则凭借工业化电影，打得各国本土电影没有还手之力。
你的好作品多了，各国观众都喜欢看，连带着各类奖项也都关心，试想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对美国文化的接触，哪个不是从优秀作品开始的呢？
虽然两者近年来都有衰落趋势，欧洲电影深陷文艺片的泥潭，无法转型升级，好莱坞则在过度工业化与政治正确中日渐堕落，但不可否认，论优秀作品的存量，西方还是最多的。
存量庞大的优秀作品，托起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以及奥斯卡，造就了曾经的辉煌。如果一个地区没有足够多的优秀本土作品，是不可能有什么权威奖项的，也就不存在自己的文化评价体系。
金马奖即使没有2018年那档子事，衰落也是必然的，因为台湾拿不出成规模的优秀电影作品，偶尔来那么一两部，意义不大。
香港的金像奖也同理，尽管金像奖的衰落有过度本土保护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香港电影衰落导致的，市场连香港电影都不关心了，还会关心一个奖项吗？
好的作品才是文化这座金字塔的根基，而文化评价体系，也就是各类奖项，属于这座金字塔的塔尖，只有塔基牢固，塔尖才能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要做的，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影视产业，产出更多优秀作品。
中国电影曾长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盲目的围墙中打转，就像国足一样，一会模仿这个国家，一会学习那个国家，直到近年来，小破球等国产工业化电影的出现，才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战略方向。
但有了战略方向，不等于能够快速成功，一切注定是慢功夫。
一种工业品至少需要五个阶段：理论设想、理论验证、实验室生产、实用化攻坚和批量生产。
2019年之前，虽然知道好莱坞的工业化电影，但没有人相信我们能走上这条路，此前也只有《战狼2》、《红海行动》等少数电影具有工业化痕迹，因此仅处于理论设想阶段。
直到《流浪地球1》的出现，《球1》的质量其实算一般，却是一部标准的工业化电影，它的意外成功，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战略方向，意外完成了理论验证。
到了《球2》，信心更足，还有了各种创造性，使用了大量新技术和新理念，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实验室生产。
虽然《球2》票房过得去，质量更是硬核，但终究只是个别现象，距离真正的批量生产还有很大距离。
现在来到了第四步——实用化攻坚，这一步需要将工业化的理念铺开，解决各种基础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一步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内部的技术，还有外部的阻挠。
文化买办们试图把中国的工业化电影扼杀在摇篮里，毕竟那可是神明的专利呀，作为低等文明，怎么能去研究神的专利呢，应该安安静静呆在黑域里，不要想光速飞船的事。
然而，黑域也是光速飞船产生的，这意味着我们没得选，为了活下去，只能走工业化电影之路。
通过技术变革，以及注入中国价值观，创造足够多的优秀作品，才能打造出国产文化评价体系，才不用像苏联那样找奥斯卡评价自己的经典。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法科礼堂内挤满了人，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商讨对策。
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令各界痛心疾首，中国明明是一战的胜利者，却不能收回青岛，北大作为最高学府，学生们又热血，因而群情激愤。
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下四字血书：还我青岛。
而今天，我们的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被对手解构，连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核，对手都试图偷梁换柱，一旦成功，无异于文化上的“巴黎和会”式惨败。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我们是要做胡适，带着北大在关键时刻南迁躲避，假装专心学术不闻世事，还是要做奋起反抗的郭心刚和陈独秀？
胡适认为，让北大学子参与政治，会毁了北大“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片生机盎然的局面。
也的确有几分道理，但如果北大的生机盎然仅仅止步于北大，那“新文化运动”又有何意义呢？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从来就不只是办个好学校，而是为了救亡图存，所以陈独秀才会说：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我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
不辩，不争，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