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续宾战死得十分突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天京事变发生后，大家都预判太平天国没几年活头了，曾国藩在白杨坪反省时，就认定太平天国只要一年多就可灭，十分担忧自己捞不着功劳，日日盼着出山。
但事物总是呈螺旋状上升或者下降的，很少发生直上直下的情形。
百足之虫还能死而不僵，人之将死还能回光返照，太平天国优秀的储备战力，也是能在即死之际，突然爆发一下。
只要洪秀全不瞎掺和，太平军总是能打出惊喜。
石达开离开天京后，洪仁发和洪仁达这两个洪秀全的草包哥哥，因为办事能力极差、管理能力极低，引起了整个集团的公愤，洪秀全被迫于1857年10月免去洪仁发和洪仁达的王爵，给他们俩另设了两个新爵位，分别叫天安、天福，这俩人暂时不折腾了，但后期还是屡屡跑出来，将整个天国搞得乌烟瘴气。
洪仁发和洪仁达分别是洪秀全的大哥和二哥，他们俩只是广东花县普通的半文盲农民，一辈子既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金田起义前才跑到广西来投靠弟弟，一直跟着队伍混吃混喝，对太平天国没有任何贡献。
这俩货又没什么脑子，平时在天京城里，就表现得蠢蛮蠢蛮的，杨秀清活着时，他们俩畏惧杨秀清，还不敢造次，现在杨秀清一死，在没有任何职务和王爵的情况下，洪秀全强行将他俩拉出来制衡石达开，封个天大的王爵，俩人蠢气冲天，就开始胡作非为。
洪秀全将两个哥哥降爵后，其实这哥俩就老实了一阵子，后面继续惹是生非，到太平天国末期时，洪秀全又封这哥俩为信王、勇王，哥俩天京城都快被围了，还在想办法发国难财，实在是又贪又蠢。
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来，洪秀全的智商及管理能力，跟刘邦、朱元璋这种大佬的水平，就是白银跟王者的差距，他这个天王得来实在太侥幸太侥幸。
接替洪秀全哥俩掌管军政大权的，是正掌率蒙得恩、又正掌率陈玉成、副掌率李秀成。
1858年初，洪秀全终于想明白了，为了统筹好军务，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李秀成堂弟）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将主将、蒙得恩则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管朝政。
洪秀全至死至终留了个心眼，让自己平日心腹蒙得恩做一把手，陈玉成和李秀成只能做二、三把手。
51岁的蒙得恩，就是负责帮洪秀全挑美女那货，他是搞内务出身，也没什么本事，但他至少不恶心同事。
此时天京面临艰难局面，1857年底太平军丢了镇江，1858年初重建的江南大营逼到了秣陵关，江北大营则来到了江浦、浦口，两路人马，离天京市区都没几里路了，对天京城形成了合围。
九江失守后，安庆也面临危局，可以说东南西北四面全是威胁。
天京城此时已十万火急，如果不出意外，太平天国就要结束在1858年。
是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努力，让太平天国又多活了六年。
洪秀全两憨货兄弟消停后，洪秀全让陈玉成和李秀成放手去干，陈玉成和李秀成趁着这难得的好时机，赶紧打出了好成绩。
1858年7月，为解救安庆和天京，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及其他将领，赶到安徽枞阳望龙庵开了个会，会上决定大伙要协同作战、统一指挥，不能因为石达开走了咱们就瞎打一气，现在兵力分为两部分，先由陈玉成和李世贤带一部打下庐州（合肥），然后吴如孝在庐州东北牵制胜保，陈玉成率主力速进滁州乌衣镇，会同李秀成进攻江北大营。
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清廷知道得清清楚楚。
原来李秀成有一位名叫李昭寿的部下，早就当了叛徒，会后将作战方案全部通报给了清廷。
李昭寿对太平军后期的影响十分重要，得拉出来单独讲一讲他。
36岁的李昭寿出生于河南固始破落地主家，打小是个地痞流氓，因为偷鸡摸狗，成年后多次被关进商城、固始、霍邱等地的监狱，还不断遭到狱卒欺辱。
有狱卒曾为了折磨他，故意把他绑在便器上，撒尿的时候溅到他牙齿，李昭寿哀求狱卒，反倒遭一顿打，狱卒还撬开他嘴巴尿在他嘴里。
要不是有老狱卒看他可怜，给他一口饭吃，他早就死在监狱里了。
打小经历人性黑暗面的李昭寿，渐渐变成了一个没有原则、只认利益的人。
1853年北伐军进入河南，中原大乱，李昭寿趁机与薛之元举旗反清，在干了几票后，带着几百人加入捻军首领张乐行阵营，跟捻军头头们混得烂熟。
1854年10月，李昭寿在霍山被围，走投无路，向何桂珍投降，在清军做了一名六品武将。
从此开启了他那反复无常的下作人生。
李昭寿在清营很快就嫌待遇不好，心生怨气，加上私设灵堂、召集捻军旧部祭拜同党马超江，为他惹来天大的非议，巡抚福济听到，更写信给何桂珍，让他除掉李昭寿，以绝后患。
但这封密信很意外落到了李昭寿手里，李昭寿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855年11月，在英山小南山设宴款待何桂珍，将其上下47人全部杀死，随后带领人马，提着何桂珍的首级投奔了太平军，被划归到李秀成部下。
李昭寿为李秀成部的壮大做出过巨大贡献，李秀成将滁州、天长、全椒三城给李昭寿管理，李昭寿则利用自己捻军出身的关系，于1857年将熟人张乐行、龚德树等率领的七万人，拉到了李秀成部下。
李秀成势力迅速壮大，才有资格排在陈玉成之后。
虽入了太平军，李昭寿流氓禀性难改，习惯了横行生事，1858年初陈玉成令他攻河南固始，他慢腾腾不肯进军，还在大营里抽鸦片，陈玉成气得要砍他脑袋，李昭寿痛哭流涕求饶，才捡回一条狗命。
1858年春，就是枞阳会议前几个月，胜保在开封尉氏县抓获了李昭寿全部家属，胜保要求李昭寿投降，李昭寿因对陈玉成忌恨，加上家属被抓，这个毫无原则毫无底线的流氓，马上暗地里投了清，成了一名双面间谍。
因此枞阳会议的全部内容，清廷知道得相当清楚。
既然我们已经聊到了李昭寿的来历，那就顺便介绍一下捻军吧。
捻军的历史比太平军还要早，他们是长期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苏北一带搞事情的民间武装团体。
参加捻军的主要是当地农民和修鞋、补伞、撑船、磨豆腐、苦力、补锅匠等杂七杂八的劳苦大众。
之所以出现捻军，是从嘉庆末年开始，清朝的财政情况越来越恶劣，无法维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行，民间经济体系和治安体系陆续崩溃，部分地区的百姓生存环境极差，遇到一点天灾就活不下去，基层抗风险能力低，乡村甚至陷入彻底的无政府无乡绅治理状态，没人管他们死活。
为了吃饭和生存，底层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组成自己的武装组织，干着抢劫富户、杀官府收税差吏这种行径。
因为他们人少，只有几十几百人，像麻线捻成的灯芯，一捻一捻的，就叫捻军。
李昭寿起家的那几百号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捻军其实就是当地凶悍一点的普通百姓，平时是在地里劳作的良民，或者就是个平平无奇的补锅匠，想作案时有人联系一起出动，就成了捻，时民时匪。
准确地说，是实在找不到生存空间的底层民众，被极端经济环境逼成了半民半匪，才能苟且活下来。
从捻军的诞生，也可见从嘉庆末年开始，清朝普通百姓生活多艰难。
捻军本来是零碎存在的，没有统一组织，1855年捻军越滚越大，需要进行自我管理，便一起在安徽蒙城开PARTY，推举张乐行做话事人，又分成黄白红黑蓝五旗，各旗有一个盟主。
不过捻军缺少组织性，也没有指导纲领，本质就是群流寇，打完就抢、抢完就跑，从来不想明天怎么搞，系统极为松散，大家也不怎么听老大的调遣，还有个起义军爱内斗的老毛病，盟主们可以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利益你砍我、我砍你，天天吵个不停。
太平军组织性强，战斗力强于捻军，捻军服太平军将领，愿意陪他们打清军，但他们又不想直接被太平军管理，跟石达开一样，也属于“听封不听调”的编外人员。
太平天国灭亡后，远征西北的太平军和张宗禹的捻军合流，以赖文光为统帅，队伍以骑兵为主，打得快跑得快，把清廷折腾得够呛，还弄死了僧林格沁。
一直撑到1868年，太平天国灭亡四年后，李鸿章在洋人的帮助下才彻底剿灭捻军。
总体上来看，捻军就是mini廉价版的太平军。
李秀成靠收拢大批捻军抗清，说明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精锐一代凋零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才收了捻军入营充数，所以后期太平军常常以多敌少打湘军，还常常打不赢。
相比李秀成，陈玉成手下的兵力则要精锐许多，据曾国藩日记记载，陈玉成手下部队分为五大队和五小队。
五大队里，前大队首领是梁成富、左大队首领是卜占魁、右大队首领是唐正才、中大队首领是陈时永，后大队曾国藩写日记时已散，没有记载。
五小队里，前队首领是黄某某（曾国藩不知道他具体名字）、左队首领是马融和、右队首领是刘玱林、中队首领是罗正举，后小队同样也散了。
部里的大将都是广西过来的老亲友，其中陈时永是陈玉成的叔父、刘昌本是他发小、卜占魁是同时入营当牌尾的好友、唐正才是早些年太平军水营负责人、马融和是他藤县老乡。
从资料上来看，陈玉成手头这一拨将士，是广西出来剩下的最后一批老兵了。
陈玉成能拥有这么多精锐，是因为这批老兵，是石达开留下来的“靖难之师”，至于为什么这批部队没有跟着石达开离开天京，史料里没找到出处。
陈玉成又从这批人里头，挑出最能打的组成小左队和小右队，各队约四千人（我怀疑这个数据有误），全部由铁血老兵组成，小左队是骑兵、小右队是步兵，战斗力和凝聚力异常坚韧。
这里头又以刘玱林最为勇猛，打起仗来不要命，号称英殿旗下第一猛男。
把陈玉成部队介绍清楚，是为了告诉大家，哪怕有叛徒李昭寿的情报，清军为什么还是表现得这么拉垮。
清军知道陈玉成要往哪儿打，但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陈玉成带兵一路冲向庐州，连下数城，直到在舒城外（安徽六安市舒城县），遇到了李孟群的近万清军，本来还以为有一场恶仗，不料清军畏惧陈玉成手下广西老兵，直接拔腿就逃，近万人一轰而散，连李孟群自己都逃进了六安城。
8月22日陈玉成率部冲到庐州西门，按察使马新贻和巢湖水师游击黄国尧正在那开会，听到陈玉成到了，甩开膀子就跑，臬台大印都没带，桌上茶水都还在冒着热气。
这个马新贻，就是后期著名的“刺马案”主角，我在《大清灭亡史》有特别介绍这起案子。
不仅马新贻跑了，礼部尚书、蒙古都统瑞麟也跑了，总兵萧开甲率军抵抗，很快被打死在城外，知府武成功则死于乱军当中。
陈玉成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拿下了庐州。
在陈玉成强大的攻势面前，给清军地图全开也没一点用。
陈玉成并没有在庐州逗留，他按照约定杀到滁州的乌衣镇，与来自全椒的李秀成会师。
我画了张简单的地图帮助大家理解，红色箭头是陈玉成部，从庐州（合肥）杀到滁州乌衣镇，蓝色箭头是李秀成部，从全椒县杀到乌衣镇，绿色箭头代表两军突然会合，再杀向东南方向的浦口江北大营。
吴如孝此时也如约在东北店埠镇，牵制住了胜保的军队。
陈玉成和李秀成合成一部，呼啦啦杀向江北大营。
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将兵力分散在陡冈、安定桥、小店、石碛桥、高旺、施官集等地，共二百余里的地方，意图有危情再聚集、敌军分散则添拨应援。
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对军队的组织性、机动性有很高要求，但清军这种战斗力，压根没有这种基础条件，听起来就是个理论派。
还刚好给了太平军分而击溃的机会。
9月17日开始，陈玉成先锋部队，开始从乌衣镇出发，向东南强攻，一路打得德兴阿喘不过气，丢失大片阵地。
9月20日和春派冯子材率三千人、马腾宵率两千人紧急增援。
这位冯子材先生，就是27年后，在镇南关对法国人取得大捷的那位，这年他已经40岁了，是江南大营里仅次于张国梁的虎将，但还是得领教下21岁陈玉成的毒打，多锻炼多锻炼实战能力。
搁今天21岁的年青人，一般还在读大三大四，陈玉成却已经率领十几万人的大兵团作战了。
今天的年青人先不要着急羡慕陈玉成，其实陈玉成也很渴望能在和平时代好好读书的。
是残酷的生存环境，将一个人的潜能压榨到极限，才会出现21岁的霸道总裁陈玉成。
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陈玉成也不想这样的。
23日，陈玉成与李秀成合兵，与德兴阿部队大战六七个小时，歼敌三四千人，德兴阿逃奔浦口。
26日，冯子材在小店对阵陈玉成，一日之间，五千人马被杀到只剩两三百人，几乎全军阵亡，冯子材胆战心惊着逃过长江，侥幸捡回一条命。
这不是冯子材第一次败于陈玉成，1856年第一次破江南大营，陈玉成还听命于秦日纲时，就在紫金山外击败过他一次。
但上次还没有输得这么惨烈。
当冯子材坐在小船上逃命时，犹惊魂未定着回过头，望向陈玉成的部队，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年轻人率领的广西老兵，怎么会有着这么恐怖的战斗力，瞬间就杀光了自己五千人马。
自己在清军里头身经百战，还算比较能打，自认水平也还可以，怎么瞬间就被杀得干干净净？
这到底是怎样可怕的一个年轻人啊？
见冯子材战败，清军在浦口共战死一万多人，德兴阿再不敢抵抗，乘小船逃到扬州。
陈玉成趁机带兵强攻江北大营，李秀成从浦口迂回到大营侧后打配合，清军已如惊弓之鸟，江北大营土崩瓦解，主力基本被歼。
江北大营打出这种水平，把咸丰给气坏了，他将德兴阿革职，撤去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和春统一管理。
从这回二破江北大营，也可以看出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一些区别。
李秀成有点像杨秀清，更擅长抓宏观工作，枞阳会议后，军事重大决策是李秀成做出的，大家都认为他的谋略更为出色，认可他的规划。
但李秀成起家时，不像陈玉成那样靠军威积累个人威望，他需要团结原部属和捻军新人，而捻军又有大量二流子，所以他不仅没有杨秀清做事那么狠毒，还对下属比较宽容，甚至纵容下属犯错。
陈玉成跟李秀成相反，他主要抓具体实施工作，一直冲在战场最前线，他的个人威望是在战场最凶险的地方，拿鲜血和生命杀出来的，将士们都发自内心地钦佩他，他手下的部队也最精锐，这次二破江北大营，最狠的仗是他打出来的，李秀成只能跟着他的部队打辅助。
35岁的李秀成是一个帅才，实战能力弱一些；21岁的陈玉成是一个将才，谋略能力弱一些。
从微观层面上来讲，俩人结合时，会打得更顺利，俩人分开时，就各有各的短板，俩人是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一定会存在各种矛盾与冲突，但没有一个大佬能抚平他们的矛盾，有不可控的变量存在。
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太平天国是一个上限不高的军事政权，俩人迟早分开，这个政权缺点太多，完蛋就这几年的事，俩人再努力，也只能算垂死挣扎。
天京事变是这个政权的转折点，但不思进取的政治生态、自我满足与相互侵害的内部结构，才是一切矛盾爆发的原点。
任何事物都分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包括后世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争雄之时，同样面临复杂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常常被这两种矛盾搞得十分痛苦。
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组织，都是有这两大矛盾长期存在的。
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懂得抚平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化解外部矛盾的毛泽东。
而蒋介石，从来没有解决过内部矛盾，派系之间山头林立，拥有巨大优势却不能拧成一股绳，最后终落得败退台湾。
我反复说过，我们阅读历史，并不要死记硬背一些历史时间和事件，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为我所用。
但陈玉成和李秀成策马巡视浓烟滚滚的江北大营之时，他们还不知道历史的方向，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无数人的生命，来给我们阅读历史的人，提供充满血泪的残酷经验。
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经验。
当陈玉成和李秀成大破江北大营，趁机在扬州一带乱砍乱杀之时，湘军奉咸丰的命令，擦干净刀锋上江西太平军的残血，开始进入安徽。
进入安徽的清军分三路，一路李续宾部、一路鲍超部、一路八旗多隆阿部。
其中李续宾本人是名将中的名将，其部队是主力中的主力。
咸丰此时急躁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十分害怕太平军开始新的北伐，十天内给李续宾连下了七道命令，让他想办法夺回庐州。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其实咸丰这个董事长水平也不高，也爱瞎指挥玩远程微操，比对面的洪秀全只好那么一丢丢，主要他身边精英谋臣多一些，也能忍曾国藩，洪秀全肯定是不能忍的。
但这两个董事长整体上都不是高手，李续宾和石达开被这俩货折腾得死去活来。
9月22日，清军攻陷太湖，多隆阿与鲍超进逼安庆，李续宾奉咸丰命向庐州进发，他的目标是三河镇，以图先割断安庆和庐州之间的通道。
李续宾手下有将士八千，其中六千人是最精锐的湘军老兵，但他们要狂奔几百里地，连破太平军各城，才能到达三河镇。
时间紧，任务重，李续宾咬着牙也要打下去。
湘军精锐们打得很好，一个月时间，他们9月23号夺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10月24日克舒城，离三河镇越来越近。
太平军三河镇守将吴定规，发觉李续宾杀气腾腾朝自己冲过来，一天五次告急文书递到陈玉成处，陈玉成急忙放弃进攻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冯子材三人长舒了一口气），率军赶向三河镇，并给洪秀全发紧急汇报，要求李秀成的殿后军一同前往，洪秀全同意了。
1858年11月3日，初冬，李续宾率部众六千人，孤军深入到舒城以东25公里的三河镇，陈玉成也即将赶到战场。
两位当世最强的名将，就要开始面对面的决战。
这是一次不公平的战斗，李续宾所处的形势，要恶劣得多得多。
李续宾率部远来，攻下一座城池就要放下部分兵马防守，人员从八千多人，陆续减员到六千人。
而三河镇位于巢湖边上，处于平原三条河流的交错地带，1856年陈玉成就令守将唐成春，在河道最狭窄、圩埂最宽阔的地方建了一座大砖城，唐成春为人谨慎，又在小南河南北两岸的圩埂上，多建了9座砖垒做外围保护，防守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当李续宾带着六千人马到达此地时，此时的守将换成了吴定规，他手下共有一万多人。
如果是平地对攻，李续宾手下精兵，花两三个小时就能干掉吴定规，但现在他面对的是一次攻城战，还是好几座坚城。
他的队伍已经深入安徽腹地800里，远师疲惫，他不是不知道。
绝大部分的历史资料，都认为李续宾此时太骄傲，说他“志骄意满”，胡林翼写信警告过他不要孤军深入，说他不听，陶醉在“进兵三十二日，深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溃破”的战绩中。
但我并没有阅读到李续宾自己的任何观点，历史资料都是旁人的点评。
我认为李续宾是知道危险的，但他面临的情况跟吴文镕一样，董事长逼太急了。
而且他只要再往前一步，再拿一场大胜仗，他很可能就是安徽省委书记了，他应该有搏一搏的想法。
我不太认为他会骄傲自满，就算有，在战场上经历太多生死的人，通常也不敢拿全军的生死开玩笑。
说实在的，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名将，战场生命周期都不太长，个个都死得早，没有人打出过长时间的不败战绩，放在中国历史上竖向比较，其实他们都不算强，在名将里，最厉害也就中下水平吧。
李续宾人生巅峰期，从湖北武昌到江西九江，再到安徽三河镇，这点战绩放在中国历史里头，是拿不出手的，但他此时居然算是湘军第一名将，我不觉得他会认为自己天下无敌。
职场压迫和求胜心理，可能才是让他做出错误判断的关键。
11月7日，湘军分三路进攻外围九座太平军营垒，太平军凭借工事，用火铳、火炮回击，战事惨烈，但湘军表现出色，以一千的伤亡，歼灭太平军七千多人，一天时间拿下外围全部营垒。
吴定规情知打不过，率部众全部退入三河主城，带着剩下的四千人马，靠着坚城龟缩不出，暂时挡住了湘军攻势。
湘军打得很棒，但他们孤军深入，打一个少一个，而太平军的援军将源源不断赶到。
11月8日，陈玉成率军狂奔到三河镇附近，身为一个战场老司机，他很快判断李续宾必死无疑，为了不出差错，他先拿下白石山和金牛镇，吴如孝和张乐行负责断了李续宾的退路，将李续宾全军包围了起来。
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军赶到，他还是负责打辅助，进驻白石山，挡住李续宾东面去路。
陈玉成加李秀成的部队共十万人，而李续宾此时的湘军，还剩五千人。
安徽初冬的寒风之中，李续宾站在砖垒高处眺望，眼前太平军联营十里，旌旗招展，已将自己围了个水泄不通。
此时已不可能突围出去了，现在该怎么办？
李续宾于11月15日凌晨，下令猛将金国琛带队冲锋，向陈玉成所在的金牛镇大营冲锋。
五千人对十万人，他居然还下令冲锋？还冲向敌军主将？
李续宾是绝望之中，最后不得已的尝试，企图对陈玉成本部做最后一击，以图打乱太平军。
陈玉成是见惯大场面的人，这种挣扎对他是没有用的。
他只是很冷静地用太平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战术，一边派少量部队诱敌，一边两翼包抄，将湘军引诱到烟墩岗的荒草平原时，恰巧大雾弥漫，太平军包抄部队齐出，最精锐的广西老兵围住这几千人，李秀成的部队也随后赶到。
湘军拼死抵抗，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毫无意义，几千人陆续战死在平原上。
李续宾得知金国琛大败，率部前去接应，很快被打回营垒。
周边所有的清军都被陈玉成吓破了胆，没有任何队伍前来救援，李续宾已陷入绝境当中。
李续宾望着残营里最后剩下的六百名老湘军，知道大家是回不了湖南了，他只是很平静地对大家说：这回是肯定逃不掉了，我们打了十年仗，前后大小数百战，出队时就没想过要生还，今天已必死无疑，不愿跟着我的就先走吧。
老湘军们齐声答道：愿随公死！
李续宾眼含热泪，带领何忠骏、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以及这最后六百人，于黄昏之中打开营门，纵马杀向黑压压的太平军。
六百人全部被杀，无一生还。
1864年7月，曾国藩在南京城审问李秀成时，谈及这一段往事，李秀成用较为轻快的供词，有条不紊地记录着李续宾全军覆没的过程。
此时离李续宾战死，已过去六年时间。
曾国藩平静地阅读这段供词，没有说话。
但六年前，当胡林翼得知李续宾死讯，“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曾国藩也是“中夜以思，泪如雨下”，就连那个置李续宾于死地的咸丰，也痛哭流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
三河镇一战，湘军精锐六千全部阵亡，陈玉成缴获的红顶子蓝顶子官帽，就装了满满八个箩筐。
此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进军，重夺安徽各城，逼退鲍超和多隆阿。
眼看行将死亡的太平天国，以此战役为标志，突然又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