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石达开黯然离开天京城的时候，曾国藩也陷入了人生低谷。
不过太平天国是核心尽毁的衰败转折，而曾国藩则是自我反省后的触底反弹。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影响，远远不止死了许多精英这么简单，而是彻底动摇了军心，社会上开始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归咸丰”的民谣。
高层内乱互杀，不能团结一致，使中底层的士气受到天大的打击，大家开始纷纷怀疑，自己为之而战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太平天国让神权与政权、军权归为一体的理论体系，起家时对广西深山愚民有着强大的支配作用，这种“宗教军队+恶劣环境贫苦底层”的诞生过程，特别像伊斯兰教的起点，但这种体系遇到高层风险时极为脆弱，扩散到中国其它地区时又水土不服，其核心价值观轻易就会被折断。
如果我们信奉的天王，连代表生父下凡的东王都杀了，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这么狠，一点都不像天上的一家人，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
失去军民内心的信服，就失去了统治天国的法理基础，虽然洪秀全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年后为东王进行平反，但军民的不信任已经深深埋下，并间接造成了太平军后期的军阀化，使太平军被湘军分而击溃。
一支不能为信仰而战的军队，其战斗力就会越来越低下，其衰落也是难以挽救的。
将天京事变定义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完全没有问题。
1856年11月太平军痛杀兄弟、元气大伤，使胡林翼看到了翻盘的机会，他让李续宾接管了老师罗泽南的军队，继续围攻武昌城。
胡林翼为人圆顺，打仗的风格也跟曾国藩完全不一样，武昌城那么难打，他不主张一昧强攻，而是深挖壕沟、构筑营垒，密密麻麻建好炮台，想利用水师优势，慢慢困死韦俊。
胡林翼的堡垒战术十分管用，韦俊的粮食弹药被慢慢消耗掉，而石达开又忙着处理天京事变，根本没有精力来援。
胡林翼听说韦俊的堂哥韦昌辉死于天京事变后，意图策反韦俊，修书一封射入武昌城内，韦俊读完信也不为所动，继续坚守武昌。
注意这时候韦俊的态度，其实大部分太平军高级将领，此时对洪秀全还没有死心，韦昌辉一系的韦俊没有叛变，杨秀清一系的杨辅清也没有叛变。
洪秀全的号召力还是可以勉强维持的，但洪秀全这个天王的宝座，本来就是捡来的，他水平一直不怎么样，又远离实操多年，管理能力实在太差，后面连续一些蠢招，生生逼反了韦俊。
韦俊虽然不降，但也被胡林翼欺负得实在吃不消，在1856年12月某个夜晚，吊着几百只羊脚踢战鼓，又在武昌城上插满旗帜，假装要出城攻击，实际领着两万人马悄悄撤离了武昌。
湘军也知韦俊本事，不敢跟他野战，只带兵占领了城池，默默目送韦俊撤离。
洪秀全对韦俊放弃武昌城十分愤怒，气得要严惩韦俊，幸亏石达开与李秀成从中周旋，才没有被董事会处罚。
韦俊他哥刚死于天京事变，他还是心向中央，武昌也不是故意丢的，是实在守不住才撤军，洪秀全现在搞事，真正寒了韦俊的心。
韦俊兄你不要伤心难过，这算什么嘛，洪秀全更蠢的大场面还在后头呢。
在离开武昌后，韦俊经石达开批准，带军士到皖南和赣东北一带跟清军交战，后来于1857年11月驻扎到安徽池州，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是的，从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军的核心向心力就开始遭到破坏，各将领有点不怎么听天王的迹象，后面以韦俊被逼反为分界线，将领们彻底走向了军阀化。
不过这事还得缓一阵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点讲一讲武昌城里的李续宾。
等到武昌安定，湘军才开始收复周边州县。
李续宾去年随罗泽南来湖北，此时已在城下苦战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拿下武昌，他兴冲冲地向东攻下武昌县（鄂州）、大冶、兴国，因功劳被提拔为按察使。
按察使在省里只低于巡抚和布政使，是省里头三把手，地位上接近今天的省委副书记，职权上相当于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说明咸丰对李续宾同志的工作业绩，还是十分认可的。
李续宾越打越兴奋，一个月时间，从武昌马不停蹄打到九江，又碰到了老对手林启荣。
林启荣已经在九江守了四年了。
从1853年西征军拿下九江，杨秀清亲命殿右十二检点林启荣驻守该地，到李续宾和杨载福率军乘胜打过来，已经快四年了。
尤其最近这两年来，他靠着高超的守城技巧，先后击退过曾国藩和罗泽南，急死过猛将塔齐布，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守城悍将。
林启荣并不是广西人，他是福建莆田人，去广西做小生意时，跟着当地人信仰了拜上帝教，因出身不同，受到平在山老兄弟排挤，被人诬陷为奴，不能称为兄弟。
是杨秀清发觉他受了冤屈，便以上帝附身为其申冤，重新将其重用，因此林启荣对杨秀清感恩戴德，出来守城也尽心尽力。
他对得起杨秀清的信任，也对得起身后每一个太平军兄弟。
1857年1月6日起，李续宾和杨载福手下陆军水师共约两万人，乘着兴头对九江发起六天六夜的猛攻，林启荣这时的经验值，已累积到守城宗师级别，轻易就将进攻化解。
李续宾拿他没办法，就只有选择围困九江，从2月份开始，湘军从官牌夹东至白水湖尾，计划挖出六道长三十多里、深6米、宽12米的大壕沟。
林启荣多次派人出击，企图打断湘军挖战壕，但都被湘军截击退回。
此时天京城里头大乱初定，洪秀全正安排自己两个二愣子兄弟恶心石达开，石达开一边忙着办公室政治，一边命陈玉成带兵数万去援林启荣。
陈玉成5月到达黄梅，跟多隆阿和鲍超激战，多次击败对方，打得胡林翼都准备从九江撤围了。
但是1857年6月，石达开带部队离开了天京，这就麻烦了，太平军失去了统一指挥，陈玉成没了上级，他的部队变成了一支孤军，无法跟其它部队联动。
洪秀全这种水平的董事长，实际掌权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自己的军事系统给干懵了。
杨秀清确实跋扈，但说起军事水平，洪秀全给他提鞋都不配。
也刚好在6月，挖了整整四个月后，湘军的壕沟终于挖完，九江被三面包围起来。
林启荣此时已经很危险了。
这时太平军如果有人负责整体调度，让陈玉成牵制湘军，湖口守将黄文金带兵主动出击，从外围攻击九江湘军，林启荣打个配合，九江解围的概率很大。
毕竟这时的湘军也就两万人，经不起林启荣一万多人、陈玉成几万人（大约四万）、黄文金一万人的零碎敲打。
但1857年夏天的太平军，因为没有真正的统帅，一时全成了睁眼瞎，白白错过了反击时机，7月和9月陈玉成战败，退守后方。湘军决定先拿下九江附近的小池口和湖口，打断一切援军，再攻九江。
10月2日湘军攻克小池口、25日打下湖口城，黄文金败走，林启荣跟外面的联系彻底断绝，九江城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物资短缺。
其实这时离九江有不少太平军，韦俊此时在安徽池州、赖裕新和傅忠信的部队在江西、陈玉成也没离开，尤其是石达开，他这时候带兵驻扎在景德镇，手下兵马最多，各处史料估计他当时有十几万人，是完全可以救林启荣的。
其他人是因为没有人指挥乱成一团，石达开是因为只顾招募各路太平军投靠自己，想壮大实力后进攻江西东部，然后杀到浙江去，他对九江的生死，也就漠不关心了。
这中间韦俊进攻过湘军一次，陈玉成也冲过来尝试救援，不过很快都被击退了。
天京事变的恶果开始展现，太平军突然成了一群盲流，失去核心领导，人人各自为政。
林启荣原本是不用死的。
身陷绝境的林启荣，眼见得城里头粮食和武器越来越少，只能展开最后的自救。
没有吃的，他们在九江城里头空地种麦子；没有炮弹弓箭，就拆了城内房屋，将砖石运上城头当武器。
但种麦子需要时间收获，收获了也不够城里这么多人吃，城内的房屋，也迟早拆完。
守到1858年3月，城里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十两粮食。
清朝时是十六两一斤，十两粮食，大约是每人分到310克左右。
正常情况下，人一天需要消耗500-600克粮食。
古代因为缺少油脂，人光吃白米饭容易饿，其实一般饭量比现在要大许多。
清代人常捧着一大碗白米饭，在那欢快地扒着吃，就是没有油脂的原因。
现代人随时能吃到的蛋炒饭，对清代平民都是很奢侈的。
而且他们还要打仗，打仗可是门重体力活，精神高度紧张，平时饭量就该是正常情况下的两三倍。
吃得比平时少一半，消耗比平时多几倍，换谁都撑不住啊。
到了1858年4月，九江城里即将粮尽，男人每天只能分到四两粮食，女人每天只能分到二两粮食了。
也就是男人每天只有125克粮食，女人每天只有62克粮食。
这种情况下还要守城，差不多徘徊在饿死的边缘了。
李续宾只要眼睛没瞎，就看得到城头上，那一排排饿得面黄肌瘦的九江守兵，于是他在九江城四面打出大旗，上面写着“若要救性命，先献林启荣”。
但九江城的守兵根本不为所动，他们是真心拥护着林启荣，愿意和他同生，也愿意和他共死。
我没有在任何史料中，找到关于林启荣性格和细节的描写，但我相信，林启荣能这样团结战友，他必定是一个坚韧而充满斗志的人。
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团队领导还能号召下属跟敌人死磕，这个人必定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
在九江城即将粮尽的情况下，李续宾就算不攻城，两个月后，城里头的太平军，也都会活活饿死。
但李续宾不想等，他一定要亲自攻下九江。
湘军一边架着云梯和冲车正常攻打城门，一边学习太平军，悄悄从城东山丘后面挖了三条地道，一直通到城墙下面。
5月8日，湘军炸开东门城墙，12日，湘军又炸开南门城墙。
两次炸开城墙后，湘军都拿着炸药包、火铳、火枪往里头冲，太平军则拿人命堵缺口，双方在缺口处血战，用枪、用刀、用牙齿奋力搏杀，第一批倒下，第二批人又冲过去，杀得缺口处尸积如山。
湘军连续炸开城墙，连续都冲不进去，每次反而有数百人阵亡。
为了保证战斗力，湘军都是招募同乡亲戚一起入伍，死这么多亲友，湘军心态失控，5月12日冲锋失败后，湘军营地里哭声一片，大家跪在地上，满身污泥，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他们有的死了兄弟，有的死了父亲，个个伤心欲绝，发誓一定要屠尽城中太平军。
战争是残酷的、是血淋淋的，战争不是史书里几句简单的“斩首万余”，是刀劈血肉的痛苦，是家破人亡的悲伤。
战争一点都不浪漫，人命如草芥、城乡尽白骨，这才是真实的战争。
九江城里死人无数，洪秀全也只给林启荣封了个贞天侯，以表彰他的功绩，洪秀全自己打懵了太平军军事体系，他调不来兵马营救林启荣。
九江城里的士兵已经饿到快握不住刀柄，林启荣知道自己死期将近，他站在九江城头，看着下面黑压压愤怒的湘军，静静等待着死亡降临。
5月19日，湘军第三次炸塌了东南城墙，这一次直接炸出百余丈的大缺口，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
双方在城内展开最后的恶战，太平军此时已饿得没有气力，无法跟湘军对砍，湘军最后将九江城内一万七千人，全部杀得干干净净。
林启荣死于乱军当中，一肚子火气的湘军，将林启荣的肚皮剖开，发现他胃里竟全是青草和树皮。
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时，提到这件事，感慨说：林启荣坚忍心性，吾辈不能及也。
胡林翼写给朝廷的奏章，也说九江之战惨烈，“伤亡士卒之惨，将士莫不欷欧饮泣。”
林启荣最后到阵亡时，一共在九江坚守了五年。
他对得起杨秀清的信任，也对得起身后每一个太平军兄弟。
是洪秀全这种低水平的领导，对不起他。
九江惨胜后，李续宾声名大盛，后被封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成为湘军当时第一猛将。
加巡抚衔的意思，是给李续宾高于本职的虚衔，表示尊贵，但不是实职。
他后面只要再进一步，就有可能成为安徽或者浙江实权巡抚，也就是安徽或者浙江省委书记，将与胡林翼平起平坐。
李续宾此时的前途，已经不可限量。
而胡林翼和李续宾以前的上司曾国藩，现在反而还在打熬当中。
曾国藩已经有两年没有出场了。
我们得先把时针调回到天京事变之前，曾国藩被石达开打得坐困江西这段，才能理清楚他后面所发生的事情。
1856年7月，困守在南昌的曾国藩，因其弟曾国华向胡林翼求救，得到了刘腾鸿四千兵马攻瑞州，8月，32岁的曾国荃率从湖南招募的六千名新勇赶来，帮助曾国藩攻吉安。
曾国荃的这支部队由吉安府黄冕提供军饷，便是著名的吉字营。
著名电影《投名状》里，山字营魁字营的名字，来源于此。
曾国荃是湘军里头的一名福将。
他是曾国藩四弟，在族里排行第九，大家便叫他曾九，因为喜欢像李续宾那样挖壕围城，因此又叫曾铁桶。
1856年的曾国荃在军事上还十分稚嫩，我们先把他放一放，继续讲曾国藩。
有了生力军的帮忙，江西局面稍微打开，曾国藩也没那么痛苦了。
但9月天京事变之后，胡林翼和李续宾不断刷战绩，曾国藩只能站在一旁，干看着原下属建功立业升职，官位越升越高，职权越来越大，自己毫无实权，还要日日受江西官员的鸟气，一时又苦闷无比。
1857年3月，正在江西瑞州大营的曾国藩，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痛哭过一阵后，职场与亲情上的失落叠加，心中愤懑淤积，居然也不跟朝廷打声招呼，撒手跑了。
这就很任性了，相当相当任性了。
明清两朝确实有丁忧制度，官员的爹妈死了，都得回家守孝三年，不过那也先得经朝廷允许，朝廷没下旨自己撒腿就跑，连十万火急的前线军情都不管，摆明了就是负气的举动，是给领导脸色看，对于一个46岁的中年人来说，这是相当幼稚的行为。
曾国藩擅离职守震惊朝野，咸丰对他撂担子走人更是深恶痛绝，这哪里是丁忧，这明明就在打我咸丰的脸嘛。
年轻的董事长咸丰，本来就一直看曾国藩不顺眼，打算狠狠教训一下这位中年油腻高管，幸亏骆秉章站出来保他，说现在太平军还闹这么凶，大清还得靠他的湘军打仗，咱先忍忍他，要收拾过段时间再收拾。
公是公私是私，于公骆秉章保他，于私骆秉章和他的头号幕僚左宗棠，对曾国藩干出这么幼稚的事来，其实也相当生气。
左宗棠还写信怒骂曾国藩，说他不知好歹，气得曾国藩将他拉黑了一段时间。
咸丰下旨叫曾国藩快点滚回江西打仗，曾国藩说要回去可以，我在江西受尽委屈，你得给我军权、政权、钦差大臣衔，让我在江西便宜行事，可以给湘军有名有份的官职、可以在地方上筹集粮饷、可以不听当地督抚节制。
朝廷不给我这些权力，我便要在家守孝三年，前线的事，我就不管了。
工作不好好干，还带着胁迫的意味跟领导提条件，换哪个领导都受不了啊。
而且咸丰这时也才26岁，谁受你老油条这种鸟气啊？
清廷防止汉人夺权已有两百年历史，最恨汉人实权派坐大，曾国藩这种人清廷最为防范，现在他要价太高，触及满清贵族防汉底线，咸丰一怒之下，说你要守孝是吧？行，你不想回来上班也可以，那你就别回来了，永远在湖南乡下好好呆着吧。（在籍终制）
曾国藩以为自己湘军在握，这次多少能挣回点权力，没想到董事长居然跟自己怄起气来，一时被咸丰的操作给干懵了，半天回不过神。
眼看从此要离远权力中心，曾国藩先是心态爆炸，气得整夜失眠，天天黑着个脸，在家里跟个神经病一样见人就骂，吓得家里人都想尽办法躲着他。
发泄完愤怒后，眼见咸丰那完全没了消息，心里头拔凉拔凉的曾国藩渐渐冷静下来。
曾国藩人生第一次陷入了长长的反思，他在老家白杨坪不断踱步思考，沉思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以前他认为办不成事情，那一定是别人的错，是那些庸才蠢才为了各自的利益，阻止他办成事，但现在人生跌到谷底，他开始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他忽然发现了自己的粗蛮、刚愎、自恋、傲慢、浮躁，他开始深深地自责自己过去不懂通融，把湖南和江西官场搞得全民皆敌。
骆秉章以前不罩着他，还不是因为自己在湖南蒙着头蛮干？左宗棠写信来骂他，还不是因为自己太过任性，连皇帝老子都不放在眼里？
其实别人都是为自己好，而自己却是这么蒙昧无知，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曾国藩越想越是后悔，越想越是害怕，慢慢地，他意识到了过去为人处事的种种错误，明白要办好事情，就不要轻易动别人的利益链，而是要以跟别人的利益保持一致为基础，再逐步推动事情的发展。
曾国藩大彻大悟，打算洗心革面，从头再来。
曾国藩休假期间，在白杨坪的自我反思和进步，当然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曾国藩确实从这里开始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身段柔软的人，但大量把曾国藩夸成“半个圣人”的书籍文章，都严重抬高了曾国藩的心路变迁，过于拔高了曾国藩的自我变革。
其实无论是官场手段还是行军打仗，曾国藩出白杨坪后，都只是胡林翼的plus版，将胡林翼的一些优点进行吸收，结合自己刚蛮之气，阴阳交融，才在军政两界混得如鱼得水。
这种级别的反省和修为，配得上一时人杰，但离“半个圣人”的级别其实还差很远。
中华民族累积几千年文化，从社会亲历与前人顿悟总结中，寻找处理矛盾和与人相处的方式方法，在有识之士里头并不难，曾国藩只是从这两方面获益，从中更进一步，这种人在中国每隔十年二十年就会出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只是曾国藩恰巧遇到太平天国，将成就放大了十倍。
而圣人出现的机率困难得多，圣人必须根据当时的世界大潮，既有一套完整而先进的思想体系，带动整个社会思想的更新，还有强大的实战能力，证明理论体系的正确性。
我之所以认为曾国藩不算圣人，是因为他的处世技法，只是比寻常人强，但放在中国几千年的智慧池里头，没有任何创新。
他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在当时，也只是延缓了清廷的寿命，而不是让国家或民族有焕然一新的气象。
曾国藩从清末到今天的偌大名气，是他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天下督抚半出湘军造成的，是学生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这些人有银子有权力有号召力，为了回报恩师，历经后世几代，才把曾国藩夸成一朵花似的。
曾国藩是一时人杰、是PLUS版超大内存胡林翼，但绝称不上“圣人”级别。
当然啦，有进步就值得奖励，曾国藩幡然醒悟后，上天也给了他机会。
准确地说，是胡林翼和左宗棠两位男神，给了他机会。
在曾国藩下野后，胡林翼两次给咸丰写折子，说曾总是个能干人，是能出业绩的，就是一时糊涂，顶撞了您，他现在也知错了，作为湘军创始人，他威望还是在的，不请他出山，对湘军指挥不利啊。
咸丰余怒未消，说他不是喜欢丁忧嘛，让他丁忧个够。（守礼庐出山不宜）
曾国藩知道咸丰的答复后，再次哭晕在白杨坪的茅厕里，领导这次怎么这么绝情？领导你再看我一眼啊领导，我以后用心办事，再也不敢跟领导顶嘴了。
咸丰是真的不喜欢曾国藩这种铁憨憨高管，用他也只是湘军确实能打仗，以前那是一边忍着恶心一边用，现在胡林翼打得也好，趁机收拾下曾总，让他提前退休，终于不用恶心了。
没想到石达开从天京出来后，就一门心思想搞浙江，1858年4月带二十万大军从江西往浙江打，很快就把常山、江山打下来，开始猛攻衢州。
江浙那是清廷财税重镇，事关公司现金流，咸丰急得赶紧叫胡林翼去扛石达开，胡林翼说我这湖北安徽正忙着呢，走不开啊。
咸丰又叫和春去浙江，和春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清楚地知道，石达开打自己跟爸爸揍儿子似的，那是千万不能去的，就跟咸丰请病假，打死不去。
咸丰正缺人的时候，胡林翼第三次上折子推荐曾国藩出山，骆秉章也上折子，举荐曾国藩。
骆秉章这折子，其实是左宗棠写的。
曾国藩在白杨坪反省后，为人处事的姿态放低了，他主动写信给左宗棠，承认自己擅离职守的愚蠢，也深深感谢左宗棠原先的意见，表示了深切的悔恨。
左宗棠也爽快，原谅了他，还自我检讨，说自己确实骂太凶了，这事过了，咱们都别惦记，两个人就和好了。
大丈夫跟大丈夫之间的友情就这样，恨就恨、好就好，有事都明着来，有想法明着说，从不搞下三滥的手段，也不带隔夜仇。
左宗棠的父亲是个民办教师，他在老爸的熏陶下喜欢读书，但20岁中举后，连续六次都考不上进士，学历到头了。
左哥年轻时为了生活，不得已入赘周家吃软饭，后面实在不好意思吃一辈子，也靠教书为生，他教书教得好，赚了不少钱，在当地名气很大，算是从教育行业混出了头。
太平军第一次打长沙的时候，左宗棠都已经41岁了，在朋友推荐下，去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做幕僚，帮助抵抗太平军。张亮基调走后，左宗棠回到湘阴东山隐居，原本没打算再出来混了。
没想到骆秉章来做湖南巡抚后，听说他有两把刷子，找了他好几次，才在1854年将他请来做师爷，前前后后干了六年。
骆秉章十分信任左宗棠的能力和人品，这六年里，湖南大事小事都交给左宗棠办理，自己一般只管签字，有时候连来往公文都懒得校对。
有一次骆秉章在巡抚府院打盹，突然听到一声炮响，他就问左右，这是左宗棠往朝廷递了啥省书国书了？左右说，是左师爷在发军报折。骆秉章说这样啊，那把折子给我看看。
左宗棠以他的名义发的折子，骆秉章居然没看过，可见对其信任到什么地步。
有部分史学家，怀疑左宗棠在骆秉章府上的经历，其实出自左宗棠的自述，有一定夸大成分，骆秉章不可能这么听话。
综合各处信息来看，应该是骆秉章自己能力本身挺强，左宗棠的意见他也相当重视，说左宗棠架空一个省委书记，那也太小看骆秉章、太小看堂堂一个省委书记了，两人其实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左宗棠写好折子，建议骆秉章举荐曾国藩重新出山，才是最合理的解释。
说起来，还是曾国藩肯服软，向左宗棠主动认错，人生之路才走得通。
懂得服软，常常是年轻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年轻则气盛，气盛则心高，人一般是三四十岁，被社会毒打得够了，才知道该服软时就服软，才知道自尊心其实一文不值。
有胡林翼和骆秉章共同推荐，加上手头确实没人，咸丰没得选，只能于1858年7月，令曾国藩出山，带领湘军去浙江砍石达开。
但咸丰这次不用再忍着恶心了，他突然发现，曾国藩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收到咸丰的谕旨时，曾国藩已经在老家闲居了一年三个月，这个工作狂都快闲萎掉了，一时欣喜若狂，三天后就出发了。
但曾总这次学乖了，不再跟任何人为敌，除了感谢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给他们写信，请他们指导工作（籍资针指），还给曾经互相恶心的湖广总督官文、江西巡抚耆龄、胜保、和春，以及自己的老部下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写信，也请他们指导工作。
对咸丰更是谦卑到泥土里，跟条舔狗一样认错，上折子说自己“才质丸陋，频年饱历忧虞，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
把咸丰搞得一时很不适应，这铁憨憨怎么招呼也不打一声，突然就转性了呢？
曾国藩途经长沙时，去左宗棠那先谢了两次，还把长沙上上下下所有官员都拜会了一遍，见到任何人、包括长沙县衙这种小地方，上门都谦恭有礼，又是送礼又是道歉，把以前的政敌都搞得很不好意思。
到湖北、江西时，又这样重复走一遍，把三个省的官员都搞得一愣一愣的。
连胡林翼这样擅长人际关系的人，都被他搞得很不适应，直言说他圆熟得有点过了，简直是矫枉过正。
曾国藩知道的，他这么谦卑的出场，只求拿到足够多的资源。
只要能把事情干好，只要没政敌阻挠，什么自尊心都可以扔，什么手段都可以上。
好态度换来了好结果，经骆秉章和胡林翼商议，曾国藩拿到了萧启江果字营四千人、张运兰老湘营四千人，到湖北兰溪时，李续宾又拨出朱品隆、唐义店两营一千人，加上吴国佐两三个营，凑了支一万人的队伍。
军饷则由江西和湖北两省提供，也不愁后援问题。
曾国藩和曾国荃率军在江西扫荡，连破吉安、安仁、新城，将太平军打得节节败退。
正当曾国藩打得爽快，一吐心中抑郁之时，突然噩耗传来。
李续宾全军覆没，战死在三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