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福建省只有福州市经济稍好，其他城市都过得十分不好。
1978年时，全省排名第一的福州GDP是14亿，第二三名的漳州和南平各10亿，莆田、三明、泉州都是9亿。
同年，旁边的浙江省，第一名的杭州30亿，宁波22亿、嘉兴15亿、温州14亿、绍兴12.7亿、台州和金华各11亿。
此时福州放在浙江省只能排第五，连温州都打不过，福建起点之低，让每个壶见人都有一股绝望之情。
2022年，福建省各市GDP大挪移，漳州和南平排名狂跌，泉州、厦门、宁德逆袭而上。
根本原因还是各市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许多外地人对漳州十分不熟悉，其实漳州5700亿的GDP放全国也不低了，漳州在省内一直很强，只是因为改开后漳州发展速度没赶上其他城市，帅得不明显。
我们仔细看地形图，会发现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人类生存，在全国工业化之前，是除福州以外，本省最靓的仔。
我在浏览漳州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时，读到南宋1177年，漳州知州因民众不满，才取消了献象牙的规定，这说明当时整个南方还是极热，漳州居然有大象，侧面说明古代中国南方确实不太适合生存。
福建泉州的巅峰时期是宋元时代，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开关开放海禁，这时宁波刚发生宗设和端佐争贡之役、广州有葡萄牙人闹事、泉州福州荒废多年，只有漳州月港这时还挺繁华，平时就是走私胜地，叫天下小苏杭，旁边还有造船厂，可以造百吨双桅大船，九龙江出海口还有大型木材中转市场，朝廷经过好几年摇摆犹豫，最后选择了漳州月港。
1567-1644年，月港共流入白银3.3亿两，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漳州繁华到达历史巅峰，因为我们历史教科书只重点讲过泉州，没有讲明朝隆庆开关后漳州的辉煌，因此大家才对这座城市毫无印象。
只要有钱，当地就会重金投入教育，漳州历史一共835名进士，明代一口气出了418位，跟湖南湘军掠夺江南后，涌现出大量人才一个道理，都是经济基础哺育文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是十分花钱的，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无法批量生产知识精英。
其实在泉州衰落后，漳州就一直顶替了泉州的经济地位，到清朝时广州成了主角，泉州漳州都不行了，但漳州农业条件全省第一，下限特别高，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据漳州一位老人回忆，他们在1970-1980年代，漳州这边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去泉州和龙岩买媳妇，泉州人和莆田人也常来漳州打工，做些造船、盖房类的工作。
在漳州调研时，一位年轻的农场主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农场，我便有机会，于3月17日跑去他农场，亲眼目睹了漳州农业发达的一面。
小伙子是九零后，继承了父辈200亩农场，手底下一共有小几十号人，平日出售各种果苗，主要卖给苗商、农户、政府，也通过4个抖音号直播卖给散户，网络客户常来他这买杨梅、荔枝、凤梨释迦，一棵桔子树，小的能卖十几块，已结果挂满枝头的，能卖五六百块。
当场算了下，如果把已结果的桔子，摘下来到市场上零售，其实也能卖五六百块钱，就是相当于拿买桔子的钱，直接买了一棵桔子树。
那以后每年都有免费的桔子吃，看起来十分划算。
我们聊了半天，决定去到他的苗场看看，开车到苗场时，正见到他员工站在地里搞抖音直播，每个号在线客人不多，往往同时在线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是精准客户，每日流水能做到八千到一万块。
用抖音直播卖果苗的农场员工
小伙子说，他们农场80%种植果苗，先从台湾引进种源，再在试验基地试种，台湾那边农业很发达，不过市场小，已经到达行业天花板，他们要赚钱还得依赖大陆市场，台湾岛很多人是从漳州过去的，相对好沟通，他们背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贵，种果苗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断进化过程中，已经像是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了。
我问他农场一年利润多少，他说年利润在50-100万浮动，收益相当不错。
“农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小伙子总结说，“除非是父传子，别人不会带你赚钱，如果不是我父亲干这个，我也不会搞农业。”
他还说：“我们父辈都已经老退了，换成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上，现在中国农业，正在更替成一批新的高科技农民。”
除了这位农场主，我还在漳州见到了几位做食品加工的老板，这边食品产业发达，食品加工业福建第一，年产值近2000亿元，都是依赖漳州大好土地才有的结果。
而漳州的工业在福建表现一般，搞钢铁的三宝、搞房地产的九龙江、搞石化的福海创、翔鹭等，集中在重型国企，堆叠GDP容易，惠及百姓难。
漳州的下限很高，它是一座旱涝保收的城市，它有大平原、有省内第二大河九龙江、有能停30万吨货轮的漳州港、有水电站电价也便宜、气候还不错，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就输给了泉州和厦门了呢？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漳州不少专业人士，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随后我去晋江、泉州市区（晋州属于泉州）、厦门、莆田调研时，才慢慢弄清楚了原因。
其实也不是漳州发展得不好，而是泉州、厦门发展得过快。
而漳州，又天生缺少泉州所独有的推动力。
伍 逆风的一局
2023年3月13日，我来到晋江一家小鞋厂，听他们老板说起自己的创业往事。
晋江的城镇格局和东莞极像，到处是密集的工业园、繁忙而略有破损的马路，以及1990年代建好的三四层高的农民房，在一处破旧的小巷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开在农民房一楼的小鞋厂。
工厂老板以为我是来刺探情报的，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莫名其妙来搞什么调研，一直狐疑地打量着我，对我爱理不理，我正准备滚蛋，厂里一名英俊的技术员突然认出我，叫了一声卢彦祖，然后将我的抖音号给他老板看，这时老板才放宽了心，开始跟我讲述陈年往事。
他生于1976年，不是晋江本地人，来自龙岩市的某个县，17岁那年，也就是1993年，龙岩市有一家培训机构教人做鞋开版，他想学一门手艺，就去报名培训，学了点东西后，来到晋江进厂做开版学徒。
这一做就是19年，一直在鞋厂打工，辛苦攒钱买房娶媳妇，干到2012年，自己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也有相熟的销售渠道，才出来自己开了家小厂。
他的故事隐藏着一条重要信息：1993年，晋江的鞋厂就需要吸食周边县市年轻劳动力了，说明鞋厂生意已经热火朝天。
事实上，晋江的鞋厂确实从198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已经步入了稳定增长期。
晋江鞋厂的进化史，主要来自自力更生和国际产业链转移。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1979年，晋江陈埭镇林土秋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新政策，私人办企业国家将免税三年，林土秋会做鞋，便在自己家石头房子里，用一把钉锤、一张饭桌、一把剪刀和几台家用缝纫机，开始在家里叮叮当当做鞋，他们家鞋厂，就是后来的鳄莱特。
做出来的鞋卖得很好，周围的乡村便纷纷跟进。
陈埭镇有位村民叫丁建通，家里四个孩子，在鞋厂做学徒，有的会做鞋底，有的会打样，有的会做鞋面，看到做鞋能赚钱，1981年他把四个孩子叫回来在家里搞了个小鞋厂，就是后来的361度。
1985年，同镇的丁氏家族也开始做鞋，便有了后来的安踏。
1988年，耐克在泉州办厂，当地有一家壳灰厂老板，叫许景南，当年33岁，常去耐克厂拉废煤渣烧灰，因为跟厂里领导熟悉，对方劝他做一个鞋面厂，给耐克供货，有耐克下订单，不愁销路，许景南便建了家鞋厂，就是后来的匹克。
“那在做鞋厂之前，许董还做过什么生意？”
3月14日，我在泉州匹克总部，拜会许景南董事长，向他请教泉州的发展史。
“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贩鱼，还和弟弟拉过板车。”许董说，“23岁就办过包装厂、木箱厂，到1978年就赚到了20万，盖了四层砖瓦楼。”
“我们那时候开厂还要挂靠，我当时就挂靠在供销社下面，1988年春节，鲤城区书记带秘书上我家拜年，说要鼓励民营经济，让大家带个头，我们后来又认识耐克，才开了鞋厂。”
“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开放，说是雇5个人就算剥削，不敢雇了，政府不说开放，大家也不敢搞厂子。”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泉州的鞋厂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洋埭镇1000户人家，居然有四五百家鞋厂。
当然啦，泉州人民的努力值得肯定，也不忽略1986年开始的，台湾五大制鞋巨头宝成、丰泰、盛昌、钰齐、清禄奔赴大陆开厂，带来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这种制造业搬来的原因，我在广东篇有讲过，是因为台湾岛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人力成本太高，他们必须搬。
宝成去到了东莞、丰泰选择了莆田、钰齐来到了泉州，成为这三地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的自我驱动，加上国际产业链的转移，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汇集，才成就了泉州制鞋业。
像泉州的耐克工厂，1990年左右，因为和当地政府产生了分歧，没来多久就搬去了莆田，但他们留下大量制鞋工人，有的入了安踏匹克，有的自己去开了鞋厂。
各个工厂内部也互有交流竞争，像安踏为了搞定更多技术人才，老板亲自在东莞裕元鞋厂（宝成子公司）三倍薪资蹲点挖人，特步早期的生产总监也出自东莞裕元，台商为大陆输送人才，其实本质上是亚洲四小龙供应链自然转移的一部分。
“其实福建沿海城市能快速起家，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的理由。”当我几天后到达福州，见到一位退休教授时，对方这样提醒我，“各个城市都在改开最早期，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期，大家才有余钱，投入到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
“是指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期呢？”
“是走......不对......是民间贸易。”
我恍然大悟：“潮汕地区那种民间贸易？”
“就是那种民间贸易。”
其实也不只这位教授这样说，后来遇到的很多人，都谈起这方面的积累。
我们在前面说过，福建人为了生存，曾大量去到东南亚和港台等地，于是本土福建人多多少少在外面沾亲带故，就有了各种搞钱的路子。
沿海地区极穷苦时，对这条经济链依赖很深，部分地区到了全民参与的地步，大船搞到货，停在公海，小船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将东西搬过来，这种小船搬运法极难打击，抓得太严，也会遇到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于是形成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的状态。
这跟我在湛江、潮汕听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福建走私案比潮汕、湛江还要猛得多，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走私450多万吨成品油、45万吨植物油、300多万箱香烟、3588辆汽车，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共价值530亿，偷逃税额300亿元，还造了一座七层红楼腐蚀当地干部，连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都因此落马，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查处到的最大走私案件。
光是让赖昌星倒台的举检信，都写了整整70页。
每一条大鱼后面，总是会跟随着无数小鱼，由此可以推测，过去福建沿海，民间贸易的泛滥程度。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拥有大量下南海的国外亲戚，一是让福建老板比其他省市早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投入到再生产当中，才有了福建活跃的民企经济，最后还是使福建走向了正循环。
二是在海外的亲友回乡投资，促进了各地发展，资金和技术也顺利转移到了福建。
漳州为什么在改开后落后于泉州呢？
其实是因为泉州人在海外的更多，能提供的资源多，回乡投资的也多，漳州因为下限较高，不用出海玩命，在海外的人少，回乡投资的也少，一步慢步步慢，历经四十年，慢慢就赶不上了。
经过多方比较，我个人的观点是，漳州输给泉州，主要是输在外援。
宁德这样的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不好，本来毫无希望，怎么就能起来呢？
还是靠外援。
宁德时代是在东莞起的家，原本叫ATL，是宁德市政府招商引资，市区两级政府官员，多次到东莞拜访ATL老板曾毓群，提供土地优惠、高级人才所得税减免、企业税收返回、帮助企业招工、完善基建等配套措施，希望他回乡创业。
原本计划将火车站附近一块地给到ATL，但征地搞不定，就把东侨原本给光伏多晶硅项目预留的500亩地，转手给了ATL。
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年被征了地，依托现在这流量，自建房出租每年都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ATL开始时年产值才两三亿，谁都没想到，突然蹦出个国家级巨无霸出来。
2022年，宁德时代电池销量289GWh，市占率达到了27.5%，营收突破3000亿元，净利307亿元，当年公司市值过万亿。
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直接拉高了宁德一座边缘小城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外援的力量。
漳州输得不冤，毕竟一千多年以来，漳州人民大部分时间，日子过得比周边其它城市好多了，既然享受到了地理红利，就得承受地理带来的负面效应。
漳州的地理效应，比较接近四川省，既然上限不高，下限不低，那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当然，泉州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1990-2000年代，泉州鞋业开始出现二八分化法则，利润向较大的工厂集中，安踏、匹克、特步、德尔惠等拿下利润大头，大量中小企业开始陆续倒闭，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各运动品牌集中在2007-2009年完成了上市，站稳了脚跟。
目前在泉州，安踏品牌价值700多亿、九牧厨卫和达利食品价值500多亿、恒安价值400多亿、匹克、特步、八马、九牧王、七匹狼等价值100多亿，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民间品牌力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泉州各品牌萌芽生长阶段，东莞这边同样出现了一波服装品牌萌发，但东莞几乎全军覆没。
我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首先在鞋业方面，泉州人从一开始就跟外资并肩生长，1990年代就开搞品牌，而东莞虽然有裕元这么牛逼的鞋厂加持，但一直没搞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做代工。
服装方面，东莞曾经在2000年代冒出以纯、小猪班纳、灰鼠、森域、异乡人、潮流前线、铅笔俱乐部、霓中依等等几十个服装品牌，我在这里头好几家打过工，但现在能活下去的几乎就剩以纯和小猪班纳，两家公司也没有上市，远不如泉州系的安踏、劲霸、利郎、七匹狼等等。
一般的文章做总结，总要说泉州人比东莞人更有韧性、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什么的，在我来看，这都是陈腔滥调，是做学问太肤浅造成的。
我认为是泉州比东莞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是泉州在古代曾富裕繁华过很长时间，它在宋元时代，就是今天的上海。
泉州地方曾经富到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靠民间募集资金造桥，总长度达到5052丈，花费资金1.96亿缗，相当于南宋朝廷四年的财政收入。
想想现在哪座城市要是光是修桥，花费是国家四年财政收入，会有多可怕。
泉州是阔过的，它见过世面。
二是新中国改开后的民间贸易，给福建沿海各城市带来了阶段红利，使民间有更多资金放手做事。
而东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过得很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发家，而且东莞并不靠海，我在东莞近二十年，也没听说过那边有民间贸易这种事。
东莞的暂住证、飞车党这种往事，在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江浙城市就没有，这都是因为过去物质基础太差，没有完成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事物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只要把握住经济链条，都是可以找到发展规律的，江浙地区、泉州地区也一定曾经有过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期，不过发生得太早，没有人记录罢了。
总之，东莞的服鞋品牌没起来，主要还是原始积累完成得慢，但东莞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所以华为、OPPO、VIVO、智能制造这些就搞得好。
晋江和东莞其实特别像。
之所以说晋江像，而不说泉州像，是因为泉州市区那密集可怕的古建筑，营造出古朴幽静的氛围感，在全国都十分少见，拿去跟大多数城市比，都实在太欺负人。
泉州整体上城建也落后于时代，跟东莞一样过旧，但这主要还是泉州发展太早造成的，建好了就不再方便拆，错过了城建的红利时期，而且泉州的土地出让金太低，土地财政较弱，像2019年，泉州土地出让金仅243亿，福州却有1230亿，泉州只有福州的五分之一。
泉州财政收入不高，土地财政又少，在现代城建上就渐渐落后于厦门和福州了。
但是泉州，甚至整个福建，都属于“政府不富民间富”的状态，泉州千万及亿元资产家庭，在福建总数量和占比都是第一，泉州也曾经22年在福建总GDP排名第一，最近两年，才被重点投入的福州超越。
泉州能在改革开放后，打赢这逆风的一局，反超漳州、抗衡福州，是外援和内生动力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是厦门分流了泉州部分实力，其实泉州的经济总量，可能还在压制福州。
但现在我们还不着急讲厦门和福州，由于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是省会，我会放在文章后期进行比较。
现在，我想谈谈福建省最为奇特的一座城市，那座在省内都被队友们，不断调侃的城市。
是的，那是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