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6日下午，经人介绍，我在四川成都见到陈教授（化名）。
陈教授50岁左右年纪，穿着一身十分朴实的衬衣西裤，微胖、圆脸，胡子也没刮干净，头发乱蓬蓬的不做打理，好像有些日子没洗过一样油光发亮，中间夹杂着些许白发，看起来像街市上一个平平无奇的油腻中年男人。
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见他，刚落地，走了几步，老远就见到他乐呵呵地在远处向我招手。
介绍的人说，陈教授在中国军工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关于中国军工的历史，你可以问他。
我们去他办公室坐下，我先向他请教了绵阳和攀枝花的工业问题，陈教授刚说了几句，楼下保安从门外探出头来，说现在疫情期间，外人不能进来，将我们赶了出去。
我们便在附近找了家茶楼坐下重新聊，那地方号称茶楼，实质上是个麻将馆，墙上的泥漆都已经剥落残缺，大厅摆了十几张脏兮兮的麻将桌，七八个头发半秃的中老年人，正聚在一处，将手里的麻将狠狠拍在桌上。
我去前台点了几杯茶，四十多岁的老板娘坐在堆满杂物的柜台前，说素茶5元一杯，我掏出二维码要付钱，老板娘见我付账异常爽快，眼珠子一转，赶紧补充说花茶10元一杯，我说行，那就上花茶。
等上茶时，我站定向外看，见到成都平原4月里极好的天气，阳光明媚，茶楼外是一片嘈杂温切的市井喧哗，茶楼内只听得有人一边大声争吵，一边将麻将持续拍得啪啪响。
四川总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祥和静谧感。
几个人坐定后，我们开始详细聊起四川各城市的工业发展史，下午的阳光顺着屋檐一点点切进阴凉处，逼得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挪动藤椅躲避阳光。
一说起专业知识，陈教授突然间双目放光，瞬间从一个普通市井油腻中年男变身为鸿学大儒，他在这方面有着几十年的研究，学问深不可测，特别是成都绵阳德阳的军工发展史，讲得明明白白，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疯狂地在小本本上做笔记。
说起成都军工的来历，陈教授说一五计划是成都工业的起点，在这之前，民国时的成都只有一些简单的纺织、化工、制革、印刷、造纸、食品、烟草、机械工业，是一座半农业城市，是苏联156个项目中的部分落户成都，才使成都有了自己真正的大工业根基。
这156个项目里头，含国防工业44项、冶金工业20项、能源工业52项、机械工业24项、化学工业和轻工业10项，其中成都拿到了四川无线电厂（就是后面的长虹）、成都电机厂、773厂等一批大型项目。
“当时苏联对我们真是好得没话说，但是，”陈教授突然说了一句，我以前闻所未闻的话，“苏联还是对我们防了一手的。”
“防了哪一手？”我问。
“苏联给了我们建设图纸、生产图纸、工艺图纸、验收图纸，但是没有给我们原理来源图纸、以及工业参数来源图纸，没有这些图纸，就是让你难以自我发展，让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陈教授补充说，“我们接手苏联这156个项目，所采用的都是1947年的标准，大部分是引进即落后，这个阶段刚好世界爆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刚刚学到手的东西，已经落后欧美世界。”
陈教授常年接触军工史料，知道许多常人没有听过的信息，他所说的苏联援华工业里的“不给来源图纸”，和“引进即落后”两个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也使我个人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在那一瞬间，我熟悉的许多历史的脉络，像被人突然找到关节点，猛地串连在了一起。
中国工业化从零开始，晚清和民国搞出来一点轻工业和极小部分重工业，离真正的工业化还差十万八千里，1949年建国后这个国家才可以放手学习，当时的情况只容许我们选择苏联。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以给斯大林贺70大寿的名义奔赴莫斯科，在苏联待了两个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抱住了苏联的大腿。
之后通过抗美援朝，帮苏联顶住了美国的进攻，获得了苏联高层的信任，用鲜血换来了156个项目的援助。
但是这些项目，还是存在着“不给来源图纸”和“引进即落后”两个巨大缺陷。
说实话，虽然留下了大漏洞，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当时的苏联给得也足够多。
中国的钢铁、重型机械、炼油、有色冶金、煤矿、化肥、医药、火力发电、动力学等工业分支，都是苏联人手把手帮助我们从零建立起来的。
到一五结束后，中国的工业结构基本骨骼就构建完成了，中国工业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比晚清民国已经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为了帮助中国搞工业化，苏联有些项目是直接将国内整个工厂设备跟图纸搬过来，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用，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光1950-1953年，就有1093名苏联专家跑到中国来帮我们搞工业。
可以说是苏联帮助我们从一个农业国，真正打开了工业国的大门。
当初生的新中国面对英美的贸易打压时，经济上完全无法独立，苏联另大力援助我们钢铁、汽油、电力、煤油、化工、军工等，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所以凭良心说，苏联给得足够多，留了一手，也不算过分。
半本残缺的《九阴真经》，那也是《九阴真经》对吧？
但后面发生了两件事，使我们只学半本的缺陷被放大了。
一是苏联变成了一个红色帝国，意图控制我们主权，被我们拒绝了，从此跟苏联翻脸；另一个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越来越落后，产品力越来越差，我们的武学系统和世界有了代差，非得找个老师重新学习不可。
随着中苏交恶，苏联专家陆续从中国撤出，我们其实只学到了苏联两三成的工业水平，离功力大成还差得很远。
还有件事情是一直被历史的尘埃所蒙蔽的，就是苏联其实一直是一个准一流的工业国家，而不是超一流的工业国家。
当时世界上超一流的工业国家只有美国，当然苏联也是唯一的准一流工业国家，其他国家都是二三流。
苏联和美国还是有质的差距的，这种差距因为苏联军工太猛，被大家忽视了，让大家产生了错觉。
这里得简单说一下工业顶级强国的来历。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是因为英国人从16世纪开始殖民，殖着殖着，国际贸易越做越大，大量人口涌入伦敦，搞得城里头燃料奇缺，树都要砍光了还不够用，恰巧英国有大量浅层煤矿可以代替树木，英国人就吭哧吭哧去挖煤，但英国煤矿里全是水，需要将矿井里头几十米深的水给汲上来，英国人埋头研究，发现用较高的蒸汽压力才能将水压到地面上，慢慢地搞出了蒸汽机，只是早期的还有些简陋，不好使，直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才使生产效能大大提升。
英国人以前炼铁靠水车提供氧气，动力有限所以铸铁厂规模小，但蒸汽机能提供充足动能，大量煤炭同时保证热能，促进了炼铁产业的发展，1830年英国人的煤炭产量占全球的80%，1848年英国人的铁产量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蒸汽机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纺织、火车、轮船、机器制造都能使，有了蒸汽机就有了动力，有了铁就可以制造各种工业品，英国人从此就牛逼大发了，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伦敦人口也在1860年突破了300万。
我们小时候读书时，只教你英国崛起是因为光荣革命及君主立宪，方向错得厉害，其实是殖民地统治加工业革命，促使社会财富增加，英国的财富分配方式必须及时调整改变，才有了后面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
所以我常说，抛开生产力谈文化都是耍流氓，只跟你谈文化对国家的影响，那是颠倒因果。
英国人从此抡着蒸汽机做全球霸主，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旁边德国人眼红，为了赶上英国，就派人潜入英国工厂学习，卷了英国人一大批图纸、模型、原产品回国，将英国人的蒸汽机技术吃深吃透。
就硬偷，偷出了德国工业的底子，正好赶上历史从“蒸汽时代”发展到“电气时代”，英法德这次同时起步，德国人有后发优势，一鼓作气在1909年左右超过了英国。
这个后发优势也体现在美国、苏联、中国身上，后发国家没什么负担，可以在白纸上重新规划，往往花几十年吸收了工业文明，后期发力还猛过前辈。
但是英国防德国，美国防苏联都做得不错，使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曲折变化。
德国富了后意图挑战英国，被英国发觉，马上跟世仇法国和解，一起搞德国，当时世界格局是英德在第一阵容，法俄美在第二阵容，趁着德国在海外没什么殖民地，英法汇聚全球资源，将只有陆战优势和一点边角料殖民地的德国，在一战中活生生摁下去了。
一战获利最深的是美国和日本，一战后世界王者的宝座实质上已经归属美国，英国只是还坐在王座上没挪窝，美国就站在那等他断气。
美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工业之王。
但是1929年的大萧条突然杀出来，这件事深深影响了全球格局。
1928年苏联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西方各国为了救经济，全球50%的工业设备都投入到苏联的建设当中，苏联的三大钢铁厂、三大汽车厂、四大拖拉机厂，最大的几家发电厂，都是以美国为主，英德法三国为辅，帮苏联人建起来的。
比如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就是美国80多家工厂一起帮忙建起来的。
大萧条还产生了另一个副作用，就是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日军侵华，欧美世界视而不见，因为他们需要日本找他们购买钢材、石油、汽车、机器等，当时日本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英国和加拿大，美国需要日本的资金。
欧美给日军侵华只划了一条红线，就是不要过锦州，不要动英美等国在华北的利益就行。
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可言。
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地救市，谁给钱就帮谁，不仅帮苏联建工厂、发贷款，还大量派遣专家到苏联指导他们建厂，1932年有两万名外国专家在苏联工作，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就是今天俄乌战争那个哈尔科夫）的总工程师就是美国人，这哥们还获得了苏联最高技术奖列宁勋章。
苏联另派了好几千人到美国深造，回国又来建设苏联工业。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中国搞一五时，苏联给我们机器和专家一模一样？
是的，我们的历史资料一直在淡化一件事：美国是苏联工业文明最重要的老师。
二战结束后，世界已确定美国是新的天下霸主，苏联是副霸主，英法德三国彻底沦落到世界第二档。
英国还曾经垂死挣扎过，美苏两国通过将苏伊士运河交还给埃及，狠狠教训了一下英国，让他瞬间清醒过来，以后也只配去欺负一下阿根廷，沦为国际社会的配角。
苏联跟美国一直不是一个档次，只是因为苏联的战略武器和航空航天太强大，掩盖了这个事实。
1975年是苏联经济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年份，按西方的算法，苏联的GDP应该是6859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GDP是16889亿美元，差距明显。
美国的基础科学和尖端科技总体上一直是领先苏联的，苏联被卡脖子后一直追不上。
苏联打一口油井钻1万英尺要用14个月，美国只要34天；苏联钢的成材率只有70%，美国是80%；苏联1吨钢只能出半吨机器，金属消耗高于美国50%；苏联生产的金属质量普遍比美国低半档以上，机器设备比美国的重20%，金属切削机床更重70%；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主要采用切削工艺，效率低、浪费大，每年金属切削达到了800万吨；苏联其实连好水泥都生产不了多少，每年90%的水泥是400号以下的低标水泥，生产的化肥也有20-40%不符合技术标准。
为什么苏联能造卫星但造不好轿车？为什么苏联生产出来的冰箱电视机都是傻大笨粗？为什么苏联要去找日本的索尼买机床解决潜艇技术？这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工业水平其实不是世界顶尖，好多都是二流水平，是细分门类的优秀掩盖了整体上的落后。
打个比方，中国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印度则有点像杨康，美国是王重阳水准，苏联其实连洪七公的水平都不到，大概是裘千仞的实力。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师傅，我还是采用江南七怪来代替吧。
郭靖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跟了个江南七怪水平的师傅，学了三十年，发现水平到后面就上不去了，周围其他年轻人因为跟了个好师傅，水平超过我们了。
比如日韩，他们制造的电器、汽车、随身听等在当年简直横扫中国，因为他们承接的是美国（王重阳）的武学系统。
我们的师傅不仅水平低，还对我们防了一手，只教招式，不教心诀（原理图纸），而且这门武功“学会即落后”，过个几十年，我们与日韩的差距到改革开放时水平越拉越大。
更可怕的是，最后我们的师傅练功练到走火入魔，自己都疯了。
当然也不能全怪我们师傅，有师傅总比没师傅好，绕岔路总比呆在原地不动好。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嘛，毕竟解决了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的问题。
我们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探讨，有的认为要继续学江南七怪（或裘千仞），有的认为可以直接找王重阳好好聊聊，以前都是误会，拜入他的门下，做他的学生。
这种激烈的探讨，最终造成了当年的蒙古坠机事件。
其实都是为了中国好，只是政见不同。
后来中国终于搞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换了个师傅，融入到了新的门派，学习最先进的武学系统，不再学原来那套。
“成都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好例子，”我们在茶馆里聊了半个小时后，陈教授突然说，“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在1965年就放弃了苏联的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其实就是欧美标准），使我们改革开放后，能很快吸收日本的技术。”
“所以到现在，成都电子产业一直很发达，电子科技大学也是四川难得的985大学。”
我突然就想明白了：“而苏联认为晶体管无法抵抗核战争形成的电磁脉冲，选择了受干扰小的电子管，又突破了电子管的小型化技术，就一条路走到黑，现在俄罗斯人又造出了由电子管组成的晶体振荡器，搞出了自己的体系，跟欧美体系越走越远。”
陈教授一拍大腿：“就是这样。”
陈教授又补充说：“苏联跟美国都收徒弟，但也都防着一手，你知道绵阳有亚洲最大的风洞群吧？那就是用来造飞机用的，日本也想搞风洞，但美国不允许他搞，所以日本飞机外形只能山寨美国，原创他搞不出来。”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你得学习吸收别人的先进工业，但又不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现代工业起源于英国，世界工业霸主，从英国到美国，只换过一手，一直在盎撒人手里，日耳曼人冲击一次，失败了，东斯拉夫人冲击一次，又失败了。
日本和族1980年代那次都算不上冲击，只是家奴起了一丝丝反意而已，迅速给揍服了。
现在轮到中华民族了。
“成都的工业奠基主要来自一五和二五，另一部分，是大三线建设。”陈教授说。
大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最彷徨时的不得已工程。
在当时，为了不成为别人的附庸，我们失去了苏联这位准一流水准的师傅，这位师傅还想置我们于死地，和美国这位超一流水准的师傅，又处在敌对状态。
为了防止在战争中失去难得的工业基础，我们只能像撒钉子一样，将大量的工业撒在了三线地区，于是，我在全国见到了柳州、石堰、宝鸡、衡阳、邵阳、攀枝花等城市。
大多数中国三线城市的建设时间，是1965年，之所以是这一年，是因为1964年美国全面介入越战，我们那年给美国划了红线，不允许过17度线，否则我们就跟当年抗美援朝一样出兵越南。
为了防止同苏美两国的战争，我们启动了大三线建设，保护工业的火种。
而美国工业的衰退，就是从1965年工业迁出开始的。
美国在抗美援朝期间，向日韩两国迁出部分工业和军工，将日韩作为前线产品基地，使日韩获得了新的武学体系，从而在后面几十年轻工业超过了中国。
美国在越战期间，向亚洲四小龙也迁出了部分工业，作为越战的前线产品基地，亚洲四小龙同样获得了新的武学体系，但他们发展得晚，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被割了韭菜。
最后工业落在了中国大陆地区，我们摆脱了江南七怪，迎来了王重阳的九阴真经。
这大致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主线了。
而我想明白这些，就是因为陈教授那一句“不给来源图纸”，和“引进即落后”。
这一切的一切背后，是我们想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又不至于成为美苏两国的附庸。
当年不得已的大三线建设，换来了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军工大发展，我们最好的飞机、发动机、机械现都来源于此。
我和陈教授聊了近两个小时，天近黄昏，他说要去为即将高考的孩子做晚饭，他便起身，要和我告辞。
我们在茶馆前告别，见到小街边有人在卖丑桔，我们便去买了一些，站在街边等出租车。
过了一会，陈教授踩着单车出来，他微胖的身子还十分灵活，拐个弯，向我们招了招手，迎着夕阳，消失在成都下班的人流里。
就像每一个为民族工业奋斗过的人，看起来那么平凡，无声无息着，滑进了历史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