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去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少有的提出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句话，随后，《新闻联播》的康辉在央视视频中对这句话解读时，收尾提到“公平以及创新”六个字。
我能想像今天杭州、北京、深圳各大互联网公司之间会出现怎样的心理地震，也能想像金融圈、资本圈、股市将到处传递政治局的这一则新闻，加上新近对马云在金融论坛的讲话评论以及网上卖菜的热批，大家都不由得伸长脖子，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只靴子从天而降。
看到网上现在大面积对资本的批评，发觉大家对这件事的反应还是停留在单点认知，就是只讨论这一件事，没有去找背后的逻辑，我其实更想谈一下对事物的全面认知，知道背后的大逻辑到底在哪。
上次我去飞亚达手表参观时，听他们讲到一则故事，1981年，深圳开始改革开放，有一名内地干部过来深圳参观学习后，突然在招待所痛哭起来，大家问他哭什么，那人说：
深圳这个样子，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大家听到这个段子，都不由得哄堂大笑起来。
初看这个段子，那名干部似乎透露着一股迂腐的味道，但是我年纪渐长，阅历也丰富了些，我已经能理解这名干部当时的心情。
这名干部当时心里面揣着两个字：公平。
深圳改开后的富裕，使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和贫穷的大部分人有了巨大的差距，因此这名干部才会痛哭，他认知的社会主义，该当是共同富裕，不能有这么大的贫富差距。
这名干部并不迂腐，他为此已经奋斗了许多年，精神信仰突然在此崩塌，换谁都顶不住。
所以他才会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贰
我把建国后的历史，切成了三个阶段，方便供大家理解，当下政治局对资本的判定。
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
在这个阶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清除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买办地主的流毒，为了团结普通人民，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农民，我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这句口号其实就是求公平，要铲平地主阶级，给贫民们一条活路，在这条求公平的召唤下，人民才会支持共产党远多于国民党，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建国后，也是在求公平的基本要素下，才能完成土改、抗美援朝这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军人们是在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再是保卫地主的财产，其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当然不能跟国民党军队同日而语。
1950-60年代，中国完成了大兴水库的基础工程，那时候没有机械，修水库极其痛苦，大部分靠双手双脚，早上六点起床，白天下水挖沙，寒冬腊月连雨靴都没有，光着脚就下去了，半小时腿就没了知觉，晚上再去坝上打夯，从早干到黑，吃的就是自带的辣椒、咸菜、腐乳，就吃这几样容易口腔溃烂，而且吃饭没有碗，每人端着一个大钵头蹲地上吃。
我们的先辈修对河口水库时的场景
我去咨询几位老人家，据他们回忆，那时候修水库是没有工资的，还得自带饭菜，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因为大家觉得是在为自己的财产工作。
1949年建国时，全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大清和民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烂摊子，而到今天我们有大型水库744座，中型水库3978座，小型水库93390座。
中国粮食的增产，跟化肥、农技、水库等要素必不可分，每一项要素的进步都是一代代人拿生命和汗水才换来的，1950-1960年代那一代人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用肉身去建造了中国第一代水库，这些成长的苦难世上大多数民族根本就没有体会过。
据一位老同志向我透漏，朝鲜战争时一名牺牲士兵的抚恤，只能买一头骡子，这个数字可能不是非常精准，但确实也反应当时国家经济的窘迫，不是不想给更多，而是国家实在太穷了，真的给不起。
真的是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那时候的干部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干部们的工资到改开前是几十年不动的。
建国初期，那些为了国家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人，那些光着双脚挥舞着锄头建水库的人，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他们终于摆脱了欧美人的半殖民统治，摆脱了大地主对自己的压迫，可以为自己而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可以牺牲更多事物，换取一个公平的生存空间。
公平，是国家在极贫穷的情况下，为了团结民众，为了摊平建设成本，国家精神领域的基石。
所以当那名内地干部突然看到深圳的情况，他感慨的一定不是深圳的繁荣，而是深圳出现了贫富差距。
那些为国家付出那么多的人，不就是求一个公平吗？
所以他才会痛心疾首地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
叁
第二个阶段是1979-2011年。
在新中国向前挺进了三十年后，遇到了极大的经济困难，这时候面临着一个痛苦的决择，就是要将整个社会的基本面，从公平优先，转向效率优先。
所以我们才会听到“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理论。
其实就是重新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路。
大家回忆一下中国这几十年的历程，干部们在1990年代之前口碑一直不错，大家看王朔写的小说，偶尔提到1990年以前的干部，也说很少见到贪官污吏，1980年代是中国从公平转向效率的适应期，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年青人还带有强烈的理想化特点，是因为还没有摆脱公平环境的影响，到了1990年代后，诗人什么的就不受欢迎了，2000年代后文艺青年快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大家开始努力挣钱，效率第一。
同时商人、官员的声誉直线下滑，因为效率就是钱，钱就是一切。
钱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没有控制好，就会腐化伦理、沦丧道德，1980年代大家过完适应期，发现这世道变了，为了挣钱大家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各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矿难人贩、拆迁烧房、工厂跳楼，都是从1990年代兴起，官员们也遭到了利益的围猎，在全社会转向效率而不求公平的背景下，社会财富极剧增加，贫富分化极剧拉大，社会丑陋面层出不穷，全社会都兴起了仇官仇富的现象。
少部人突然发财的消息刺激着每一个人，管你走私也好、贩毒也好、贩卖人口也好、只要发财就是正义，既然公平没有了市场，谁还管礼仪廉耻？
腐化堕落蔓延到了全国，从民间蔓延到了党政军，中国那些年就像一个中了毒的富人，身材肥胖，面色发青。
效率优先带来的社会道德崩溃，击垮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大家不再相信中华文化，想从欧美文化中吸取先进思想，以此为背景，2000年后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兴起，垄断了网络的话语权。
必须要承认，中国那几十年的财富积累离不开效率两个字，国家整体上效率优先对社会有巨大贡献，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副作用，就泯灭效率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历史功迹，但如果再不刹车，国家从精神到物质迟早崩溃。
整个国家，简直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转机出现在2012年。
肆
从2012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大方向，又开始从效率第一，转向了公平优先，保证效率与质量。
主要就是三大内容：一是反腐，二是扶贫，三是保障医疗、教育两大民生。
从2012年开始，大量贪官陆续落马，新闻通报时总是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十八大后依旧不收手......”
这句话的意思，国家的大方向变了，不再是效率第一了，以后要回到公平第一的状态了，你们再这么搞，以后怎么跟国民谈公平？怎么给国民一个交待？
就跟八十年代的诗人不适应效率的到来一样，2012年后的贪官，也一时不适应公平的到来。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从党政军到民间，浊气下沉，清气上升，整个国家民族气象重新焕然一新，2020年中国出色的疫情控制，将民族的凝聚力又推上了一个台阶。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建议，其实就是整个国家向公平转向的一部分。
垄断、资本、金融这些名词，都是中性词，跟效率一样中性，但是用不好，就有可能加速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但金融一旦过了火，就会变成网上高利贷，盘剥吸食底层人民。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每朝开国，都会重分一次土地，每到朝代末期，就会出现土地兼并，但大家不知道，之所以农民会卖土地，就是因为在荒年时为了活下去会借高利贷，还不上高利贷，才会卖田卖地，卖儿卖女，金融，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打手。
现在有人将老鼠仓包装成P2P，有人将高利贷包装成互联网金融，就是资本再次重演过去土地兼并的故事，将再次忍不住重演压榨底层百姓的历史循环。
而资本连卖菜地摊的生意都要抢时，威胁到最底层文化低、收入低平民的生存时，已经转向公平第一的政府，自然会“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并有可能在2021年，对造成公平缺失的部分大垄断企业进行调整。
伍
说了半天公平与效率，那到底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
其实两者都重要，要看一个国家处于什么阶段，用什么的方式方法去应对。
在国家创业初期，要大家力往一块使，要成本最低，所以要强调公平；在国家发展了三十年后，要灵活变动，效率优先，完成国家的财富积累，而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血腥与痛苦总是如影随行，这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历史现象，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美规避，只能咬牙忍受；等财富到达一定阶段，还要及时调整方向，不能滑向只管效率，不顾公平的深渊，要将国家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两者都重要，两者都不能过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有的人负责解决效率，有的人负责解决公平。
过于强调公平，国家效率低下，容易全民贫穷；过于强调效率，国家道德崩溃，容易矛盾激化。
其实我们正在执行的扶贫、反腐，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公平问题，只是缓和了公平问题。
因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永远都会存在，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要用不同的方法，科学对待罢了。
而现在，因为中国的财富过程，几十年的历程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所以也快速流露出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处。
为了底层平民的生存权，只好“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因为只有实现了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