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传
2011年冬天，我在伊朗旅行。
一日，来到设拉子城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波利斯皇宫遗址间徜徉，穿过2400年前薛西斯大帝修建的万国门，石柱残阙林立，一幅幅万国朝觐的浮雕迷了我的心窍，当即下定决心要回到这里学习波斯古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当时的决定倒并不是鲁莽之举，吾心向往中东久矣。
20年前上高中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家里又怕我看电视耽误学习，就订了《参考消息》帮我了解下地球上发生了啥事，对文科考生也有好处。20年前的《参考消息》跟今天的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多能看的东西，其中关于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的报道占了很大一部分，让我渐渐喜欢上了孤高冷傲、好勇斗狠的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约旦、土耳其这些名词也悄悄在我脑海里烙下了印记。
大学时专修历史与考古专业，没事就到图书馆看关于中东历史的书，尤其是那些历史地图册、中世纪伊斯兰装饰艺术以及希伯来哲学，最后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中东宗教史的内容。毕业后从事新闻行业，中东迷这癖好也保留了下来，特别关注那地方的新闻，赶上2009年夏天那会上夜班，国际新闻头条基本都是伊朗绿色革命，很羡慕凤凰卫视蒋晓峰精通波斯语能从示威现场发来一手报道（后来因为这事他上了伊朗当局的入境黑名单），而我这样的新闻编辑只能当个二道贩子，心里疙疙瘩瘩的。
而后我的兴趣点慢慢转向了伊朗。2010年从新闻行业退下来后，去给一家法国在华企业做文化推广，不用再整天上夜班，精力和空闲时间都成倍增加，周末没事就去动物园边上的国图搜集写关于伊朗的历史和文学作品来看。记得当时非常喜欢海亚姆的诗歌，还专门找来不同版本的英译中译比较着读，希望能最大程度揣摩出波斯语原作的内容（后来学了波斯语真读了原作，跟各路译文有天壤之别，读外国诗歌还是要读原文）。
2011年伊朗之行后，重返伊朗学习波斯语的想法，也算是圆自己自高中以来的中东梦，以及成年以后的中东新闻梦。
伊朗旅行归国后，我就开始筹划赴伊朗学习的事。碰巧中学同学的父母是在伊朗定居深耕多年，人脉关系深厚。他们得知我的想法后，热心相助，帮我递交了申请材料并积极跟进，最终在2011年10月成行。
离开赴伊朗学习之前，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跟公司老板同事请辞告别。老板是个很正统的法国犹太人，平日饮食上十分严苛，偶尔还会守守安息日，工资问题上也有点抠门，只是娶中国媳妇这点上离了经叛了道——犹太教规定孩子宗教身份随母亲，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能是犹太人了。敲响他办公室门之前，各种可能出现的尴尬场景和表情在我脑海里过了一圈。没想到等我开口谈到伊朗时，他却哈哈大笑，说伊朗人跟犹太人没啥区别，“只不过我们更勤快些”，而后叮嘱我在中东不要跟人交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话我当时没太当回事，直到后来在伊朗生活久了，才洞察到这微言中的大义。
倒是老板的突尼斯美女助理对伊朗不太感冒，哼哼着说伊朗是“恐怖主义国家”。她本是突尼斯驻华文化参赞的女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海外生活，没事去夜店畅饮宿醉撩帅哥。不想2011年茉莉花革命，本国政府被打着民主旗号的宗教势力推翻，包括她父亲在内的所有驻外人员被清洗撤换，自己瞬间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保护伞，只得出来到我们这小公司打工，靠着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以及当年父亲在位时攒下的交情，帮老板联络西亚北非国家在华使馆推广业务。这位落难姑娘内心对宗教国家没啥好感倒是可以理解。
二是自己找人先学了点波斯语。我一开始找了个在伊朗宗教城市库姆读了研究生的中国小阿訇，教了我字母。波斯语字母体系跟我之前的学的语言不一样，找人入个门还是挺有必要的。课余时间跟他聊了聊伊朗的生活，他一脸不屑地说伊朗百姓是伪教徒，自己平时只跟宗教阶层来往。后来又联系上个伊朗朋友给我纠正发音，他有事没事就一脸坏笑地（用英语）跟我说，伊朗很开放，门一关啥事都能干。有这正反两方面印证，我宽了些心，觉得以后在伊朗日子应该不太难过。
三是在走之前，趁着不忙，我参加了美国自由撰稿人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在北京的签名售书会。何伟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学会了中文，写了诸如《江城》、《寻路中国》这样视角独特的中国主题作品。售书会上他透露自己准备前往埃及开始新的写作生涯。我走到他面前时，告诉他我正准备前往伊朗，希望有一天成为像他一样的人，他抬头盯着我用流利的中文说：“真的么？祝你成功！”，然后又补了一句“你应该成为你自己那样的人”。
二、初来乍到
来到伊朗后，有两所语言学校供我选择。一个是德黑兰大学下属的德胡达语言学院，那边欧美学生多，氛围比较宽松，老师用英语教学；另一个是省城加兹温的霍梅尼语言学院，大环境比较保守，里面学生多来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课堂上用波斯语教波斯语。
一开始我本能的想选德胡达，毕竟自己英语专八，听课应该游刃有余，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来伊朗不就是要亲自体验中东的么，怎么能整天跟欧美人混在一起呢！再说，只有把自己扔到全波斯语环境中才能绝了自己的后路，这样进步更快。为了给自己打气，又琢磨出来些省城天时地利上的优势，比如加兹温之于德黑兰类似保定之于北京，是个离首都不远不近气候宜人的凉城，实在郁闷了还可以去首都晃晃；吃的方面嘛，全伊朗都一个操行，大饼加各类烤肉，偶尔还有肉汤拌饭啥的调剂，省城比首都还要便宜些，这对我这种北方长大的娃来说简直是洪福齐天、求之不得啊！
于是一拍脑门，就点击了困难模式加兹温。
等我扛着30多斤的行李搭了2个多小时的车从德黑兰风风火火地赶到加兹温霍梅尼大学留学生宿舍小院时，当场傻了眼：只见乌央乌央的中国人聚集在庭院一隅聊天抽烟——不是说好了都是阿拉伯人学生么，怎么出了国来这么偏的地方还能看到这么多中国人？天时胃利的加兹温，让我在人和上栽了跟头。
跟这些同胞们聊了聊，才得知大多数人（60号人吧）都是被从来自河南焦作一个回民村忽悠来的。几年前，村里一个叫李强的人来到伊朗学波斯语，号称自己学波斯语做生意发了大财，便忽悠同村的人一起来，每人报名费三万人民币，保证人人拿到学位。这样前前后后忽悠了100多个同乡来到了语言学习。
老乡们交了钱来到语言学院懂了一点点波斯语后，才慢慢了解到报名也就是打印个材料递交到德黑兰教育部的事，成本不到300元人民币。李强同学之前发没发财不知道，以带人发财为名当教育中介黑同乡倒是赚得腰包鼓鼓——300万在2011年可不是个小数。更糟的是，老乡们基本都没念过高中，要他们在异国他乡学外语简直比登天还难，一些人学了一年连初级都没过，直接被学校撵走了，传说中的学位也成了镜花水月。看到焦作乡亲们满脸挂着的愤懑和不屑，我感觉李强应该不敢回村了。
我当晚先落脚在中国片区的一个六人宿舍。宿舍里一位崔姓北京胖老哥宛如关怀下一代的前辈般给我掰扯语言学院里各个老师的特点，“贾法里是个白白胖胖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但课讲的特别细，特别有耐心”；“内马提语速贼快，还有德黑兰口音，坑爹”；“教务主任是个狗日男，总是照顾阿拉伯人学习进度，刁难中国学生”。也许是寂寞太久了的缘故，他说着说着就跑了题：“桃佳丽是个大美女，个子有我这么高”，这时他从床上坐起来开始手舞足蹈地比划，“大眼睛，大胸，大屁股”…..
“你得--了吧”，另一个叼着烟翘着二郎腿斜在床上留着油腻中分长发的中年男用字正腔圆的京腔打断了老崔：“人家都32岁了，生过娃儿了，都少妇了，亏你也下得去口儿”。
我至今还记得老崔在梦中情人被舌渎后黑着本来就黑不溜秋的脸，气急败坏回怼的样子：“气质懂不懂？气质！气质！”
我就在两个北京爷们间的打情骂俏中，吸着二手烟昏昏沉沉中度过了来到语言学校的第一晚。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大家伙来到学校，找了个初级班去听课。等坐到课堂里才发现，当时规划来伊朗学习时竟然忘了开课时间这么重要的事！如今十五周的学期已经过了一半，啥啥都听不明白。第二节课换了个班，上课的就是老崔口中的桃佳丽，果然身如杨柳面如桃花，只是落课的窘境让我无暇仔细欣赏她的美貌，在椅子上杵了半小时，便借口起身上厕所，直奔教务主任办公室。
教务主任身材精瘦，显得西服松松垮垮的，宛如平静海面上的风帆。看到我进来，他扶了扶挂在耳边小卷发间的变色眼镜，瞄了我一眼。我用英语跟他说了我的情况，问他该怎么办。他安慰我不要着急，说又一波河南人在赶来中（李强威武！），会开个新班。我又问他最后是跟其他班一起考试不？我们这些后来的岂不是要吃亏。他来了一句：it’s depends on you! 那意思像是，看你自己的造化吧！
我只好背起包回到宿舍看书自学。
到了晚上，当我火烧火燎地看书时，焦作的乡亲们开始到各个宿舍敲门吆喝组织大家打麻将，我质问他们考试还想不想过了。这帮老哥们倒是一脸认真地说：“干嘛考试必须一次过？多复读几次多好，学的扎实！”。
听到这句话后，我感觉眼前站立的已经不是这些乡里人，而是那些小城市里穷酸傲慢、人浮于事的基层公务员嘴脸（那时候是2011年，后来习大大上来基层作风改善了许多）。我只能无奈地摇头，卷起书本去院子里的自习室。
宿舍的自习室位于在宿舍楼间庭院空地下挖的地下室里，跟咱陕北的窑洞差不多，冬暖夏凉。下到自习室门口，发现几个中国人晃晃悠悠点着烟高声吹牛聊天，我一看这情况，只能叹口气，转身去东院阿拉伯人聚居区的自习室，这才终于能消停看书。
自习室里有个青海小伙马宾，当时正在霍梅尼大学读文学学位，貌似是中国学生的头。他看到我这张新面孔，就问了下我的情况，而后把我引荐给了阿拉伯人区里的一间“爱学习”的中国人宿舍，室友们立刻接纳了我。
当时宿舍里有四个人，一个安徽的老哥，想学点波斯语打打工，一个广西小伙，波斯语已经有点基础，偶尔去很远的矿山翻译兼职，一个山西小伙，家里在伊朗里海边上有厂子，让他学些波斯语后去厂里接手会计工作，最后是个河南焦作小伙，跟他那些没事抽烟打牌混日子的老乡不同，他觉得既然来这，就得好好学习，才对得起被李强坑的三万血汗钱。
大家性格都很温和，初期阶段我啥啥不会的时候争相帮我辅导功课（借此文之际再次向他们稽首），也比较尊重我这个无烟人士的习惯——自从我来到宿舍后，他们都改到宿舍外面抽烟了。
后来几个月的学习情况基本就是个人常规操作。每天除了上课写作业，还会自学往前赶，基本上是日读书时间十小时以上一天自学赶四课的节奏（结果不到三个月坐坏了两条裤子），总算是“后来先到”一次高分过了初级。后来，中级、高级也是一遍过，成为加兹温语言学院历史上第一个一次性闯关成功的中国人。
三、我给伊朗姑娘当私家侦探
当然，学语言的关键是要跟当地人多接触，否则闷在屋子里闭门造车，坐坏10条裤子语言也过不了关。
来到语言学校不到一周，就在校门口撞见了个叫法蒂玛的妹子，妹子直接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说想找老外练英文，每周可以约个两三次。虽然来伊朗之前就听说过波斯妹子性格活泼热烈，不过波斯妹子主动上来搭讪还是让我的小心脏颤了颤，于是立马答应直接把她拉到咖啡店聊天。
好在这妹子英语不太灵光（不然我就没机会练波斯语了），我就拿着随身带着的英-波小词典一个词一个词的查，给她讲我为啥来伊朗，喜欢伊朗的哪些地方。妹子吃惊地瞪大眼睛说我们伊朗人千方百计地想离开这个国家，你竟然主动来这！
就这样，过了一周后，妹子突然发短信问我“要不要明确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潜台词，不过还是故意挑逗她让她“把话说明白些”。她只好坦白说“咱们做男女朋友呗”！
我既没欣喜也没惊诧，倒是很淡然的在脑子里过了下背后的经济原因：普通朋友身份出去逛要AA制，男女朋友的话所有开销就得我包圆了。按一周出去三次算，她一个月能省下人民币三四百块钱，这对一个大学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的姑娘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不过，鉴于这姑娘长了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这种比较符合审美情趣的脸，我也懒得再算小账了，平时看书看累了，出来看看这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可以缓解下精神压力。
两个月后，有一次我跟法蒂玛在咖啡馆聊天时，吸引了旁边两个年轻女生的注意。她们中一个穿黑罩袍叫哈斯蒂，一个衣着颜色明亮画着浓妆叫宝兰，她们争得法蒂玛允许后，凑过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这两个姑娘倒没像法蒂玛那么敌视伊朗政府，倒是很热心地跟我分享起伊朗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聊到很晚，宝兰姑娘主动提出把我和法蒂玛送到各自的住处。先把法蒂玛送走后，哈斯蒂向我说出了主动搭讪的实情：宝兰正在跟一个当地富豪、开传统餐厅的里萨陷入热恋，但一直怀疑对方另有新欢，她希望我以客人身份前往餐厅，接近里萨，从他嘴里套出恋爱情报。
我问她怎么看上我这个人选了，哈斯蒂说如果找女生刺探，岂不是变相给里萨找女友了？如果找伊朗男生，一是怕男生纠缠宝兰，二是伊朗男生和男生间都是一伙的，很难找出一个塌心给女生效力的人。不过我这个外国男生条件就好多了，没有伊朗人的性别偏执，另外一个为外国人出现在省城的水烟馆可能会引起里萨的注意，这样接近他就方便了很多。
宝兰老爹是加兹温巴扎的大商人，自己也算是个富家女，出手很阔绰，直接给了我约合人民币800元的“活动经费”，让我没事就去她男友的餐厅下馆子，套他男友的话。然后又当面给我冲了购打三个月的话费，那架势像是“你干你的活就好了，其他的我全包”。
看这两姑娘这么实诚，我只好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委任，隐约感觉一副新的生活图景在我脚下展开。
过了三五天，我来到加兹温城南里萨的餐厅，进门后径直走到一处胡床坐了下来。当时是下午五点左右，离伊朗人七八点钟的饭点还有一段时间，饭厅里空空荡荡。大堂远端一角阔气的黑漆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眉目英俊，肩宽膀阔，从他那黑白相间的头发判断，这位应该就是里萨本尊了。但为了避免出错，我还是把藏在怀里的打印照片掏出打开再次核对了下（我那时还没开始用智能手机）。就是他没错了。
里萨看到有客人来了，用眼色示意身旁的服务员给我拿菜单。服务员小哥看到我波斯语还不很流利，就手舞足蹈地给我比划，告诉我现在不是饭点，厨师都在休息，茶水和点心还是有的。既然不是来吃饭的，我也没太介意，就随便点了套红茶。
里萨大抵从服务员的举止判断出我不是伊朗人，开始不时的往我这边瞄。我立即给宝兰发了条短信：目标出现！准备阅读她的回复时，里萨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坐在我面前，眯着笑眼问我是韩国人？日本人？而后家长里短的聊了起来。
我故作没事人似的问他结婚了没，他哈哈大笑吹嘘自己经济条件这么优越，结婚岂不是自寻烦恼。话语间打开iphone手机，如数家珍般给我看他众多女朋友们的玉照，中间没有宝兰的照片。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笑，窃喜任务如此轻松。
过了三五天，宝兰开车载着哈斯蒂到宿舍门口接我。我跟她们汇报了情况，哈斯蒂意味深长地瞥了宝兰一眼，仿佛在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宝兰仍不死心，问我里萨那些女友的名字，可我当时波斯语刚入了门，记人名实在困难，竟然一个名字都说不上来。宝兰似乎又燃起了希望，嘱咐我再去打探核实。
就这样又过了一周，我赶着饭点，又来到里萨的馆子。这次餐厅两层爆满，还有一大家子人在门口等位。看来里萨有钱还真不是吹的。
为了不影响人家生意，我没像上次那样一个人霸占一张胡床，而是专门找了角落一张单人桌坐下，可里萨还是立刻发现了我，溜达过来打招呼，得意洋洋地说今天他女友之一所玛娅前来捧场了。不久他就来到一架胡床旁，跟盘腿坐在床上抽水烟的几个女子问好，其中一个女子用手派了下里萨的上臂，跟他谈笑起来。这无疑就是所码娅了。
我立即用短信通知了宝兰。加兹温城市不大，过了20分钟，宝兰和哈斯蒂就出现在里萨的馆子。里萨也像对付所玛娅那样嬉皮笑脸地向宝兰问好，宝兰在拿着手机发短息问我所玛娅在哪个方位。得到消息后，她朝所玛娅那边扭头看去，脸色大变，立刻起身走人。哈斯蒂跟在后面向我挤了挤眼睛。
私家侦探的任务成功完成，宝兰给我的预算却剩下一大部分没花出去。那周周末，我用剩余的预算请宿舍的室友们到里萨的馆子搓了一顿。
帮宝兰调查她的花心男友期间，我减少了跟法蒂玛的交往，不过还是迷于她的双眸，尽量有约必应。就这样跟法蒂玛的关系维持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家里只有姐姐在，父母和弟弟都出了门，约我到她家玩。
进了她家门，我才看到一个真实的法蒂玛：双眸还是那个双眸，可隆起的小腹和短小的双腿完全抵消了她面庞的美。最后，当我的目光落在她那长长的未修剪的脚指甲时，只感到一股酸麻的感觉从头皮贯穿到了脊柱，法蒂玛用眼睛嫁给我的魅力封印终于破除了。
我出于礼貌，跟她们姐妹俩聊了一个小时天，然后借口有事起身离开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赴过法蒂玛的约。
不过，我跟哈斯蒂和宝兰却成了要好的朋友，她们没事就开车接我到加兹温逛了解当地市民生活，也打破了我对伊朗和伊斯兰教的很多刻板印象。
宝兰化浓妆，平时头巾戴的松松垮垮的，露出半边头发，主动跟男生谈恋爱，表面上一副世俗的姿态，但内心却十分虔信。她曾经试图向我传教，专门带我去看阿舒拉节悼念伊玛目侯赛因的宗教仪式，还在宗教节日上购买食物和糖果分发给街头乞讨的儿童。当然，她对宗教的理解比较肤浅，我问一些比较吊诡的宗教哲学问题，她回答不上来，还会不开心地噘嘴。
而哈斯蒂恰恰是宝兰的反面，她父亲是小学校长，自小家教严格，一直穿着长长的黑罩袍，从来不化妆（当然伊朗人的面庞不化妆也很美丽），也不露出一丝头发，恪守着宗教信条。然而，她的思想却很活跃，会经常摆事实讲道理纠正我对宗教的偏见。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说伊斯兰教对女性不太友好，让女生九岁就出嫁。哈斯蒂不以为然地说，“因为阿拉伯女生性成熟的早啊！伊朗女生和中国女生跟阿拉伯人不是一个人种，当然不能用阿拉伯人的标准来限定”。我竟一下子哑口无言。
后来，哈斯蒂的表亲向她提亲，家里没有阻拦，准许男方与哈斯蒂日常交往了解彼此。不过，哈斯蒂并未展现出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是对男方颐指气使，甚至当着我和宝兰的面当场数落男方的不是。后来男方打了退堂鼓，提亲的事不了了之。
日常生活里，哈斯蒂对我帮助很大。跟法蒂玛分手后，我还有个微型数码相机在她手里，屡次催要无果，最后还是哈斯蒂出面威胁动用宗教警察亲戚，才把我的相机要回来。
来伊朗之前，我对伊朗的认识是开放、世俗、民族主义和保守、虔信、宗教普世的二元世界，但哈斯蒂和宝兰却展现给我一个身份界限模糊的伊朗，世俗的人不一定开放，虔信的人不一定保守。
来到伊朗的第二年秋季，我被德黑兰大学录取，课业繁重，很少再回加兹温，跟宝兰和哈斯蒂也慢慢断了联系。突然有一天，哈斯蒂打电话给我说，宝兰出了车祸，需要借点钱医疗。我迟疑了下，想着富家女总不会缺钱治病吧？不过听着哈斯蒂急切的声音，又念及到一年的友情，我二话不说立刻打了300万里亚尔（当时约合100美元）过去。
又过了小半年，哈斯蒂约我不忙时到她家做客，说要还钱顺便表示感谢。那天又是阿舒拉节，哈斯蒂家的电视里直播着宗教仪式，她妈妈在一旁给刚从庭院果园摘的木梨削皮，她爸爸则有些愧意羞涩地跟我寒暄些“因为自己的信仰家里没有装天线收看西方电视节目，如果感无聊请多包涵”之类的话。
后来，她父亲起身出门接电话时，哈斯蒂悄悄地吧300万里亚尔现金塞到我手里，告诉我说，宝兰几个月前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个外地男生，然后跟家里借口说去里海那边探亲（当然她跟亲戚事先串通好了），开车带着哈斯蒂跟那个男生见面，不料路上出了车祸，手臂被碎玻璃划破急需到医院手术包扎，又担心事情败露不敢向家里要钱，才着急向我借钱。
后来宝兰家里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并认为这是一桩丑闻，赶紧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小伙把宝兰嫁了。宝兰婚后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心当全职主妇，所以这次的感谢活动也没出席。
我开玩笑的问哈斯蒂她自己什么时候出嫁。哈斯蒂很严肃的说不考虑结婚，因为自己该做的事还没做完。她当年出于美国刺杀伊朗核科学家的义愤，报考大学时选了物理学专业，学了三年发现物理这东西真不是脑瓜一般或家境一般的人能学的，就转系到了医学院学牙医，课程不比物理简单到哪去，但就业面广来钱快。现在正忙着跟学校商量着转学分的事，以图尽快本科毕业，攻读硕士博士。
我跟她说，中国歧视高学历女性，女博士被视作异类嫁不出去的。她睁大眼睛吃惊地说：“不会吧？在伊朗女生学历越高嫁的越好、嫁妆越多！想不到中国那么现代化却这样歧视女性”。
在哈斯蒂家吃过午饭后，我又用她的电话跟宝兰聊了聊，表示下未能见到她的遗憾。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哈斯蒂。回到德黑兰不久，手机被偷，我跟哈斯蒂与宝兰永远失去了联系。
不过，我至今仍会想念起她们，感谢她们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到了伊朗社会的复杂性，让我明白了宗教信仰并不是论断一个人的标准，家庭扮演的才是更重要的角色。宝兰表面世俗却逃不出传统婚姻的窠臼，哈斯蒂保守虔信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奋斗者，这也许就是伊朗商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区别吧。
我之后也交往了很多“西化”的伊朗女性朋友，她们平时满口“权利”“自由”“性解放”，言必“加缪”、“萨特”，到了真正需要为权利斗争、承担公共责任的时候，却都龟缩起来，露出19世纪伊朗人自私狡诈的嘴脸，且振振有词以耻为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哈斯蒂和宝兰——那些坚守传统信念和原则的人，才是活的真实可爱的人，任何通往未来的道路，都是传统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