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去了一趟抗洪前线。
出发前查了一下当前抗洪比较重要的地段，便去往安徽省巢湖一线。
由于上篇扶贫报告写得太长了，这次我就不按惯常的记叙方式来写见闻，直接写总结吧。
总体上来说，我见到的抗洪情景，是井然有序的，跟1998年大洪水时的情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各个灾民的安置情况。
下面以巢湖市柘（ZHE）皋（GAO）镇、六安市丁集镇为例。
柘皋镇的灾民们都安置在柘皋中学原址，这所学校已经搬走，是一所废弃两年的建筑，到这避难的以东街社区、西街社区、双泉、星火、建和、合浦等行政村为主，一共240人左右，现场主要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要么在外务工，要么去参加抢险救灾了。
当地人告诉我，入梅（梅雨季节）之后，7月17-19号发生强降雨，沟渠爆满，长江一号洪峰下来时，这里的沟渠塘坝湖没法流入长江，就淹了一些村庄。
我问当地乡亲们是不是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比1998年还大吗？他们说这块1998年洪水没那么大，1954年、1991年这里才发过大洪水，1991年时，大水淹过了膝盖，今年淹过了人的头顶。
他们说到这里时，先俯下身比划了一下膝盖的位置，说到淹过人时，又举起手，在我头顶上比划了两下。
我知道乡亲们人好，只是在暗示我是矮肥丑，不忍心当面拆穿。
58岁的靳翠莲告诉我，水涨上来时，先没到小腿，稻子啊化肥啊全淹了，这时候被淹的地方都开始停电停水，他们就把东西往二楼搬，两三个小时后水涨上来了，他们就只好舍了家财，爬到屋顶求救，后来是政府部门的人开船进去把他们从房顶上救出来的。
靳翠莲
也有不舍得家财的，李长付就不想放弃，他今年46岁，74年生人，从湖南耒阳过来在这做酿酒生意，他的高梁酒都在屋子里，原本以为水不会涨上来，结果全淹了，“30万的酒全没了。”，李长付就守在家里房顶，想抢救一点自己的财产，刚开始船开进去，大家劝他出来他也不动，后来在房顶饿了两天，才来到安置点，吃到一口热饭。
李长付
安置点的居民最早搬来的已经4天，在这里吃住政府全包，四人一间住集体宿舍，吃在食堂，还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看到有人在了解安置情况，医疗点的医生叫路过的老人坐下来量血压，好叫我拍张照，我一时被他们淳朴的形式主义逗得笑出声来。
安置点宿舍
吃的是地瓜、四季豆、豆腐、鸡肉
临时医疗点
除了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在安置现场还看到许多民间团体开车进来，将各种生活用品一箱箱免费分发给受灾民众。
我问乡亲们，这次洪水有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他们都说没有。
柘皋镇安置点的情况，同样发生在173公里外的六安市裕安区丁集镇。
从柘皋镇出发到丁集镇，坎坎坷坷需要2.5小时左右。
这里的灾民共有20名儿童和240名中老年人，被安置在丁集镇中心小学，丁集镇硬件条件比柘皋镇要略好一点，每人一张床睡在教室里，有人煮好了绿豆汤和茶叶蛋、有人烧开了热水、有人铺好了被褥，除了政府部门，还有不少志愿者在里面忙活。
柘皋镇和丁集镇都有卫建委负责的公共环境卫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食品卫生部门相关人员每天来回巡视，怕灾情期间公共卫生和食品卫生出问题。
我去参观他们的食堂时，做菜的大姐赶紧先递过来一张口罩（当地疫情不严重，普通人没有戴口罩的），要先戴口罩才能参观。
参观完安置点后，我请求能不能去庐江抗洪深处参观，他们说你可以到抗洪沿岸，但不要深入深水区，以免危险，然后他们随手发来几份在最前线的视频，确实挺忙的，我就不添乱了，只到各处抗洪的沿岸多走走。
但说实在的，各路抗洪沿岸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更多的是秩序井然。
因为今年中国面对洪水，跟1998年面对洪水时，基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时我们的堤岸很多是原生态堤岸，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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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是现代堤岸，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998年时中国公路总里程才127.85万公里，2019年时已经达到484.65万公里。比如柘皋镇镇的居民就告诉我，以前他们那被淹了，路烂车进不去，现在水泥路不会被轻易摧毁，能保证物资供应，也能快速将人员撤离灾区。
有路还得有车，有车才能拉人拉物资，1998年发洪水时，我国年产汽车162.78万辆，2019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了可怕的2572万辆！是全地球最高产量。
现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辆面包车，再也不用肩挑背扛逃离灾区了。
另外还有小型的冲锋舟，我就不查过去是多少钱一艘了，我在现场看到几艘救援队的，问他们多少钱一艘？说只要两万块钱。
22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基建与生产能力已经完全超过了过去几个时代，面对洪灾当然压力会小很多。
那动员能力怎么样呢？
动员分三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一部分是民间，一部分是军队。
政府这边，除了我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还在巢湖西坝口沿湖滨大道见到政府各部门的驻扎点，巢湖市所有职能部门，包括财政、妇联、文联、生态环境等等全部都派人上巢湖防汛前线，每个部门负责两到三个电线杆的区域，24小时派人盯着现场，以免出现洪水冲垮防洪栏的情况。
每个部门24小时盯着湖水
我在现场看到，洪水被一块块防洪板挡在了湖里，实际洪水已经比地面高1.5米左右。
这种防洪板我以前在德国防洪时看到过，没想到我们也用上了
巢湖市的大小干部都被拉到了现场，在几个危险路段堆沙石，见到各个公务员顶着烈日正忙得热火朝天，陪我一起进去的公路局这哥们是个篮球爱好者，通过打篮球这项运动，交游广阔，认识了不少人，他这一路走过来，就一路打招呼，跟我介绍这是XX副局长，这是XX科长，反正大大小小都得上。
蓝衣哥一路过来跟各大小领导打招呼，说都是球友
我问蓝衣哥，这种活交给基建公司不是更专业吗？蓝衣哥说基建公司有更专业的活要干，所以各个公务员就自己上了。
这些还不是最基层的公务员，最基层的在河道两边，比如下面这种村级的防洪公务员，他们主要守住柘皋河不要淹过另一侧的一千多亩水稻田和一处自来水厂，这处水厂关系到5万人的饮用水源，他们在这守了好几天了，主要负责搬沙袋筑河堤，吃住都在河岸。
平时吃的盒饭也还可以，有菜有肉，毕竟干的是力气活。
除了政府在行动，我还在防洪现场见到了不少民间组织。
比如下面这支队伍叫蓝天救援队，已经在现场呆了三四天了，疏散了1500名群众，打捞救上来3人，个个都是精壮汉子，我问他们活动资金是哪里来的？他们说全是自己凑的，连衣服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另外还买了冲锋舟、汽车等其它救援工具。我又问大家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他们说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家都是自发想帮助别人，既不想求名也不想求利。
我说帮你们拍张照吧，结果十几个人一听拍照一轰而散，说不要了不要了，最后我当场只活捉到了两个人，拍了两张照片。
在唐马村防汛堤岸上，我还见到了一些面带稚气的志愿者，以当地大学生为主，还有一些本地青年，天天在堤上风吹日晒，一张张小白脸都透出一种涉世未深的黑。
同样在这条堤岸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前来防汛的军人，他们干累了正坐在那休息，衣服上鞋子上手臂上全是泥巴。我问他们来了几天了，他们说前天来的。我问他们晚上住哪呢？他们不知道，都是干到天黑，一辆车把他们拉走了，第二天一早就过来，没时间问。我说辛苦吗？他们一挥手说这点事算个屁啊。
这时有一个小战士累瘫在地，抓紧时间想睡一会，就在烈日下躺倒，我悄悄过去给他拍了张特写。
我问同行的蓝衣哥，在这防汛危险吗？蓝衣哥说有的，昨天（7月22日），我们72集团军一名排长，叫冒小驰的，在庐江大圩段，跟28名战士用绳子捆在腰间组成人墙堵决口，结果决口突然扩大，冒小驰被洪水卷走，救走来后肺部呛入浑水和异物，现在还在ICU观察。蓝衣哥一边说，一边给我看了段现场突发视频。
同样是22日，庐江县同大镇石大圩抢险时，一艘冲锋舟侧翻，庐江消防大队的陈陆和同大镇连河村党委副书记王松落水，被洪水冲走，两人到现在还处于失联状态。
2020年7月我出来做了两次调研，一次扶贫一次抗洪，都见到了军队的身影，大凉山军分区的人，出钱出力在帮助当地扶贫，巢湖沿岸，解放军则在拿生命堵堤。
以前，我总是被欧美国家的传道士教导说：军队绝不能对内。
现在通过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对这一条标准，我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军队在救灾、抗疫、缉毒等重大事情上都有着突出贡献，其组织能力、纪律性、执行力远高于其他单位，在国内有重大灾情时，为什么不能派遣军队？
在他们眼里，军队对内一定是暴政，可我们军队在抗洪抗疫时，明明都是良政，为什么一定要遵守他们制定的所谓文明规则？
我从抗洪现场回来以后，一直在比较1998年的大洪水和2020年的这两场洪灾之间的区别。
根据气象专家的说法，2020年的降雨量在近60年里排第五，1998年排第一，今年的洪水灾害，整体看起来确实没有1998年那么惨烈。
1998年是洪水自己决定往哪里走，今年哪里将会被淹，哪里守得住，基本在我们自己的可控范围内，所以大多数地方能做到有序撤离。
因为中国这22年的疯狂发展，国家的基建能力和工业化完全改天换日，在硬件上，我们大踏步有了升级。
而在软件上，中国人的凝聚力依然还在，还是会有大批的民间组织、志愿者、军队小伙，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线，能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替老弱挡住自然灾害。
1998年的洪灾，使中国经济损失1500多亿元，倒塌房屋685万间，死亡四千多人，但比起1931年洪灾时干堤决口300多处，1954年洪灾时决口60多处，1998年长江干堤只有九江一处决口，并且几天内堵口成功，在当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凭的是就中国人无畏的凝聚力。
加上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2020年的大洪灾，才没有表现得那么恶劣。
其实，如果不是我们已经强大起来，2020年像这种疫情爆发+经济下行+洪水肆虐+美帝施压，任何一种灾难，换在其他哪年都叫人吃不消，估计天灾人祸，不知道会有多少惨事发生。
而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奋力提升，才使这些灾难得以被制压，许多人还能平静地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吃着西瓜追剧。
所以，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一个充满了向心力的民族，一个自强的民族，哪怕有更多的天灾人祸，其实也是打不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