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3日，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法案内容是设立“国家情报局”。
“国家情报局”被称为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CIA）。
下一步，即便参议院没有通过，众议院也能再次投票，只需三分之二赞成，法案就能生效。考虑到自民党的席位远超三分之二，事情几乎板上钉钉。
那么，日本版CIA的成立，会带来什么后果？
一
日本情报体系，一直缺乏一个中枢。
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为非作歹，战后，日本舆论很反感情报机构，认为情报机构就是特务机构（两者很多时候确实是一回事）。
所以，日本政府不敢设立CIA那样的情报中枢。
为掩人耳目，日本的情报职能，主要分散在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下属的公调厅、国安委下属的警察厅等四个部门手中。
外务省搜集外交情报，包括他国的政策变化、他国的内部局势等；
防卫省情报工作围绕军事展开，重点盯着周边国家的军事动向，比如军队部署、装备情况、演习信息等；
法务省下属的公调厅，负责防范境外渗透，并盯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比如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
国安委下属的警察厅负责收集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报，比如犯罪集团的活动轨迹、极端分子的潜在动向等。
四大情报部门上面，还有内阁情报调查室。
内阁情报调查室不参与情报收集工作，而是负责把各部门的情报进行分析、总结，去掉无用信息，提炼有效内容，再呈交首相。
情报职能分散的好处是不会引发舆论反感，但坏处是各自为政。
“奥姆真理教”事件，让这个缺陷暴露无遗。
“奥姆真理教”是一个邪教组织，成立于1984年，巅峰时有1.5万名信徒。
教主麻原彰晃是个神人，1986年去了一趟尼泊尔，从此坚信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
90年代初，去埃及参观了一次金字塔，回来就成了“埃及法老转世”。
1994年，带着骨干前往南京明孝陵，当场宣布自己是“朱元璋转世”。
后来，耶稣也成了转世对象。一个人，同时是“释迦牟尼、耶稣、埃及法老和朱元璋的转世”，可谓法力无边。
除了敛财，麻原彰晃还有政治野心，希望通过“奥姆真理教”控制全日本。
1990年参议院选举，“奥姆真理教”的候选人惨败，一个席位没捞着，麻原彰晃深受刺激，觉得体制不可救药，必须武力夺权。
“奥姆真理教”在俄罗斯和韩国搭建分支机构，制造化学武器，完成训练，再回到日本，制造了两起恐怖袭击。
一起是1994年“松本沙林毒气案”，造成7人死亡，660人受伤；另一起是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导致13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
这两起悲剧，本来有希望避免的。
“奥姆真理教”早被情报机构盯上了，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
外务省知道“奥姆真理教”在俄、韩设了分支，频繁采购特殊化工原料，是个重要线索。
但外务省觉得，自己只管外交，“奥姆真理教”的事情与外交无关，便没有上报；
防卫省的心态与外务省类似。它们监测到了“奥姆真理教”的加密通讯信号，无论传输频次还是加密方式，都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团体。
防卫省认为，自己聚焦军事领域，这些民间的事情和军事关系不大，也没有通报。
公安调查厅长期监控“奥姆真理教”，知道“奥姆真理教”在进行武装训练，但没有告知警方。
法务省和警察存在竞争。他们担心，一旦上报线索，内阁会将办案主导权交给警察，自己忙活半天，最后为竞争对手作嫁衣。
内阁情报调查室曾询问公调厅，有没有“奥姆真理教”的重要情报，结果，公调厅敷衍了事。
调查室毫无办法。
因为法律没规定调查室有权强制各部门分享情报，人家不配合你，完全符合法律。
警察厅呢？他们虽将“奥姆真理教”列为监控重点，但监控范围仅限于日本国内，对于“奥姆真理教”在海外的活动并不了解。
情报部门各自为政，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经事后复盘，日本政府认为，必须建立“垂直一体化”的情报体系，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过去二十多年，日本政府进行了多次改革。
而《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内容主要有两项。
第一，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任主席，经产大臣、财政大臣、法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个部门首脑，被纳为会议成员。
第二，将“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
“国家情报会议”是决策机构，一旦做出决定，便由“国家情报局”执行。法案规定，各情报部门，必须配合“国家情报局”。
同时，“国家情报局”主导海外谍报行动。
美国情报体系下，CIA常年主导海外行动，于是媒体将“国家情报局”称为日本CIA。
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CIA上面还有“国家情报总监”，负责汇总情报，CIA局长要向“国家情报总监”汇报。
日本“国家情报局”呢？既汇总情报，又主导海外谍报行动，权力相当于CIA和“国家情报总监”之和，已经不是一般的情报机构，和特务机关差不多。
难怪有人说，“特高课”回来了。
“国家情报局”设立后，日本很可能成为“五眼联盟”的“第六只眼”。
二
日本希望，与“五眼联盟”深化情报合作，设立一个“5+1”之类的机制。
2020年，时任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透露，“日本已经在不同场合与“五眼联盟”进行过情报共享，如果这种共享能够持续下去，就可被称为其中的第六只眼”。
“五眼联盟”也有深化合作的意向。
一方面，在搜集东亚情报上，日本有着天然的优势。
比如对朝鲜，日本有着别人比不了的条件。日本国内有不少精通朝鲜语的人，还有在日朝鲜人组成的网络，也就是常说的“朝总联”。
靠着这些人脉，日本能够渗入朝鲜，获得许多朝鲜方面的一手情报。
典型的案例，便是金正日的厨师藤本健二。
他给金正日当了十三年御用厨师，做的寿司深受金正日的喜爱，很多关于金正日的信息，都来自于他。
这种级别的情报源，“五眼联盟”几乎没有。“五眼联盟”缺乏精通朝鲜语的人才，也没有在当地的人脉网络，只能靠技术手段获取情报。
技术情报无法取代人力，与日本深化合作，正好填补人力情报的空白。
另一方面，日本的情报能力很强。
日本在东亚经营上百年，情报积累深厚，军事、经济、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都有完整的情报体系。
尤其是日本企业。
那些大型商社，几乎都设有情报部门，一边做生意，一边悄悄收集所在国的经济数据、产业动态，甚至是社会层面的各类信息。
情报竞争不只是军事层面，经济领域也很关键，而日本商社搜集的这些信息，往往能精准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价值极高。
CIA曾评估认为，日本公司的情报能力，完全能比得上一些小国的情报部门。
2018年，日本第一次参加“五眼联盟”主导的“施里弗”太空情报演习，演习内容主要是卫星系统支援与情报协同；
2020年，“五眼联盟”在澳大利亚开会，日本被允许旁听；
2024年10月，日本自卫队首次受邀去加拿大，参加“五眼联盟”军方情报会议。
合作看起来顺利，实则不然。“五眼联盟”对外情报合作是分等级的，日本从美国得到的，只有中级和下级情报，就是相对不重要的情报。
级别最高、最要紧的绝密情报，美国很少分享给日本。
背后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个关键原因：日本缺乏统一的情报机构。
日本情报职能分散，作为统筹角色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对各个部门没有约束力。
各部门提交什么情报、提交多少，基本看心情，想报就报，不想报就敷衍了事，甚至会因为部门间的竞争，故意隐瞒关键信息。
“五眼联盟”和日本合作，容易导致一个尴尬的结果，“五眼联盟”能向日本提供高质量情报，日本却无法向“五眼联盟”提供高质量情报。
“五眼联盟”觉得亏了。
没有统一的情报机构，还导致日本的反情报工作，不被“五眼联盟”信任：我给你提供情报，你会不会转头就泄密？
为解决信任问题，日本曾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等多部情报保密法案，但始终未能成功“取悦”“五眼联盟”。
说白了，没有统一的情报机构，大家各管一摊，谁来防范泄密、谁来排查内鬼、谁来处置泄密隐患，都没有明确界定。
遇到问题时，各部门相互推诿，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协调机制，就算有法案约束，也难以落实，反情报工作无从谈起。
2022年，海上自卫队的一等海佐井上高志，因泄露美国提供的情报，遭到美国批评。
但设立“国家情报局”后，问题有了解法。
有了强制各部门配合的权力，“国家情报局”有望整合出高质量情报，并大大提高反情报能力。
接下来，日本很可能与“五眼联盟”建立“5+1”机制，获得“准成员国”待遇，“五眼联盟”能借此获得大量东亚地区的一手高质量情报。
反过来，“五眼联盟”在卫星监听、网络搜集、信号破译等方面技术成熟，日本能获得更多绝密情报。
无论设立“国家情报局”，还是构建“5+1”机制，针对哪一方不言而喻。
重整情报体系，深化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本质上是日本的政治表态。日本选择重新武装，与“五眼联盟”抱团，一条道走到黑。
毫无疑问，日本正在重演历史。
三
过去100多年，日本每一次国内体制的大调整，几乎都伴随重大对外战略转向。
明治维新，建立近代官僚体系后，接着就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大正年间，政党政治抬头，对外就搞协调外交。
昭和初期，军部坐大、情报机构膨胀，后面就是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每一次升级，都不是为了守成，而是为了扩张。
这条规律，战前战后没有变过。
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你真信它是为了防御？
说实话，这就是没有完成历史清算的后果。
德国战后能把情报体系真正翻新，是因为它彻底否定了纳粹，从宪法到人事到培养体系，全部推倒重来。
日本呢？“特高课”的人战后进了公安调查厅，进了警察厅，进了内阁情报调查室。
人没换，思维没换，只是门牌换了，如同九头蛇，潜伏进了各个机构。现在又把门牌统一成“国家情报局”，谁能保证它不会走回老路？
没人能预测未来，但历史已经给过日本一次答案，日本人真要这么选，我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