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2日深夜，韩国首都首尔的法庭外，记者镜头不断闪烁，人群低声议论。
92岁的“统一教”总裁韩鹤子，坐在轮椅上，被推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大楼。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这场面却震撼了韩国政坛。
次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鹤子签发逮捕令，理由是“存在毁灭证据的担忧”。
这是自2012年她担任“统一教”总裁以来，首次以犯罪嫌疑人身份面对司法，也是统一教创立71年来其最高层领袖首次被捕。
消息一出，整个韩国的舆论为之震惊，因为“统一教”的背景，不是一般的深厚。
被捕的韩鹤子
一
1920年2月25日，文鲜明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正州郡，原名文永明，家中排行第二，父亲文庆裕和母亲金庆继，都是农民，信仰佛教。
在15岁前，文鲜明的家庭生活很平静，没什么特别之处，直到1935年。
许多资料都描述，15岁这一年，文家遭遇了巨大的变故，文鲜明的一位哥哥和一个姐姐，先后患了精神病，一个不幸去世，另一个则疯了。
于是父亲认为，佛祖无法保佑文家，于是带领全家转投基督教。万万没想到，文庆裕的这一决定，改变了文鲜明的人生轨迹。
他很快迷上了基督教，为钻研教义，常常废寝忘食。
1941年，赴日本留学的文鲜明，暗中参与抗日活动。两年后他返回朝鲜，在汉城一家公司任职，其异常举动很快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
1944年10月，文鲜明被捕，在监狱中关押了数月。出狱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追随金伯文。
金伯文是“以色列修道院”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与众多邪教没有本质区别，都鼓吹“创始人是救世主，追随救世主就能得救”那一套。
在“以色列修道院”的这段经历，对文鲜明的个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鲜明口才出众，演讲时情绪格外激昂，加之钻研基督教多年，熟悉教义，各类宗教典故信手拈来，总能把听众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在文鲜明的蛊惑下，大批平民加入“以色列修道院”，信徒人数大幅增加，他也成了整个机构的“销冠”。有此成绩，文鲜明自然希望升职加薪。
但金伯文对文鲜明非常警惕，拒绝其进入领导层。
年轻时期的文鲜明
文鲜明不满之余，冒出了一个新想法：以我的才华，干嘛要给他人打工，自己开公司不香吗？
1946年，文鲜明独自前往平壤创业，打算大展身手。
然而就在当年8月，他被朝鲜政府逮捕，直接原因是卷入了一桩诈骗案。
有个名叫许浩彬的人冒充牧师，打着基督教会行善的旗号诈骗了许多民众。文鲜明与许浩彬关系密切，朝鲜政府怀疑他是许浩彬的同伙。
其实，深层原因在于，1946年的半岛局势已趋于紧张，而意识形态上，朝鲜政府不欢迎基督教，认为基督徒有可能是南边派来的间谍。
到了1947年，文鲜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起初他被关押在平壤，后被转移至咸镜南道咸兴市的兴南劳改营，连续服刑三年多，直到美军发动仁川登陆。
仁川登陆后，美韩联军向北推进，攻占了包括文鲜明服刑地咸兴市在内的大片区域。趁局势混乱，文鲜明逃出劳改营，返回南边的釜山。
这段长达数年的服刑经历，塑造了文鲜明性格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极端反共，二是极端亲美。
老年文鲜明
返回南部后，文鲜明先后在釜山、大邱、汉城等多座城市辗转，但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1954年，文鲜明整合手头现有资源，在汉城成立“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协会”（后改名“世界家庭和平联合会”），简称“统一教”，准备做大做强。
“统一教”的教义核心是：人类普遍背负原罪，必须通过特定方式实现自我救赎，具体途径要么是追随所谓 “真父” 文鲜明，接受其“开光”；要么是同被文鲜明“开过光”的人发生关系。
和其他邪教类似，“统一教”也会收取“什一税”，信徒必须将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
客观来看，这套意识形态与其他邪教并无区别，缺乏独特竞争力，加之文鲜明没有深厚的人脉基础，创业初期，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仅在第一年，文鲜明就被捕了两次。
第一次，是和信徒搞“多人运动”，被人给举报了；
第二次，是被韩国当局收拾，指控他在“朝鲜战争”期间逃兵役。
文鲜明的所作所为，令妻子崔顺吉心灰意冷，选择与他解除婚姻关系。
但就在这个关头，文鲜明遇到了“统一教”的天使投资人--朴宝熙。
二
朴宝熙生于1930年代，曾是一名陆军少校，1955年时，朴宝熙担任韩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在军政两界积累了一定的人脉。
和文鲜明相似，朴宝熙对宗教同样抱有极高的热忱，日常言谈间，张口闭口都离不开“上帝”。
一次偶然的契机，他旁听了文鲜明的演讲。如前文所说，文鲜明口才出众，不仅能连续演讲数小时而不显疲态，还十分擅长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
这场演讲让朴宝熙听得热泪盈眶。散场后，他主动与文鲜明交流，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朴宝熙当即决定追随文鲜明。
文鲜明被韩国当局指控逃兵役而关起来后，朴宝熙动用人脉资源，把他给救了出来。
此后，朴宝熙更是将自己几乎所有的积蓄都交给“统一教”，还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供“统一教”作为办公场所。
再后来，朴宝熙索性辞去韩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的职务，全身心投入“统一教”的事务中。
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持，让他很快成为文鲜明的左膀右臂，坐稳了“统一教”组织内二号人物的位置。
朴宝熙为文鲜明提供的帮助，远不止资金支持与办公场所那么简单。在此之前，文鲜明对“统一教”的发展方向没有清晰规划，做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也是他不得不在多座城市间辗转的原因。
而朴宝熙加入后，为文鲜明指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按照朴宝熙的规划，“统一教”的发展，关键在于两点。
首先，“统一教”必须极端反共，契合冷战的大背景，才不容易被政府收拾；
其次，走上层路线，和各路权贵交好。没有人脉？放心，我朴宝熙多少有一些。
交好权贵需要成本，所以，“统一教”应开办各种企业，赚钱，作为活动经费。
经过朴宝熙的指点，文鲜明如梦初醒，陆续开办房地产、人参等各种企业，拿着赚来的钱贿赂权贵，换取庇护，从此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到1957年末，统一教已在全国拥有30多个分部，初具规模。
朴宝熙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建立起独裁政权。
刚上台时，朴正熙根基不稳，为加强情报管控能力，他着手组建了“中央情报部”，让亲信金钟泌，出任该部门首任部长。
金钟泌一方面着力推进“中央情报部”的内部建设，另一方面也积极收编外围组织，壮大自身。
文鲜明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主动投靠金钟泌。
自此，“统一教”沦为“中央情报部”的眼线，负责监视那些被视为“图谋不轨”的人员，充当暴力打手，其角色与民国时期的青帮颇为相似。
因表现出色，韩国政府在汉城市中心，免费划拨给“统一教”一块土地，供其兴建新的活动场所。
国内地位稳固后，“统一教”开始“国际化”。
左为金钟泌，右为朴正熙
事实上，早在1958年，“统一教”便已在美国和日本设立分部，但效果并不理想。直至搭上“中央情报部”，“统一教”的国际化之路才有了眉目。
在日本，通过“中央情报部”的关系，文鲜明成功和首相岸信介，建立了联系，到 60 年代末，已和数十名日本议员建立起稳定联系。
而在美国，“统一教”的收获同样显著。
1969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世界局势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对美国极为不利。
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尼克松曾与苏联展开谈判，计划实施有序的战略收缩：美国不仅要从越南撤军，还打算撤出朝鲜半岛，也就是放弃韩国。
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在获得越南和半岛的利益后，不得再进行扩张。
毫无疑问，这是韩国最危险的时刻。
幸运的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通过白宫的眼线，提前获悉了尼克松的这一计划。他们迅速采取两项应对举措：
一是派遣得力说客朴东宣，携巨款前往美国展开游说。
朴东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争取到包括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在内，至少30位议员的支持。
随后，这些议员以私人名义向尼克松进行游说，效果远胜于韩国官方直接出面。
二是设法争取尼克松对韩国的好感。
“水门事件”爆发后，尼克松逐渐众叛亲离，几乎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但“中央情报部”却反其道而行之，授意文鲜明组织一批“统一教”信徒，每天前往白宫门前游行，公开表达对尼克松的强烈支持。
这些信徒在白宫门前连续游行造势一年多，成功吸引了尼克松的注意。在全世界都对他敬而远之的时候，竟有这样一个团体始终坚定地支持他，态度虔诚得如同圣徒。试问，尼克松心中怎会没有一丝感动？
1974年，尼克松在白宫正式接见了文鲜明，此后，美国“放弃韩国”的计划便不了了之。
凭此大功，“统一教”成功在美国站稳脚跟，真正实现了登堂入室。
尼克松会见文鲜明
三
搭上尼克松这层关系后，“统一教”成功打开美国市场，逐步与两党名流建立起联系。
比如共和党阵营的杰里·法威尔，作为福音派领导人，他在里根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凭借他的推动，里根才争取到大多数福音派选民的支持，“统一教”借杰里·法威尔，与里根产生了交集。
里根很喜欢阅读《华盛顿时报》，几乎达到了每天必读的程度，《华盛顿时报》就是“统一教”旗下的，报道立场为极右翼，实际负责人，名叫朴宝熙。
再如民主党的约瑟夫·洛厄里，这位非裔人士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二号人物，与马丁·路德·金关系密切，“统一教”同样与他建立了关联。
发展到后来，不少美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政客，都与“统一教”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文鲜明过生日时，老布什夫妇曾专程前往其家中祝寿；
小布什赞扬“统一教”传播爱与和平；
奥巴马上任后的第十二天，便公开出席了“统一教”组织的活动等等。
出席“统一教”活动的奥巴马
除了美国，“统一教”在日本与政客的联系同样紧密。
文鲜明在自己出版的书籍《文鲜明言论集191卷》中说过，“我和中曾根关系很好（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每隔40天会写一份报告给他，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方向。安倍君（安倍晋三）手下的88名议员，都受到了统一教的供养。”
在韩国，文鲜明早期的重要后台金钟泌，曾在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两度出任韩国总理。不少右派政客，与“统一教”往往存在着难以说清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与朝鲜之间沟通渠道的建立，“统一教”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1991 年，在“统一教”二号人物朴宝熙的牵线下，文鲜明实现了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日成举行会面。
当时，苏联风雨飘摇，已无暇顾及对朝鲜的援助，加上长期受到西方制裁，朝鲜的处境愈发艰难，经济与农业发展双双陷入停滞。
很多必要的设备、资源和技术，都买不到。
文鲜明的到访，让金日成颇为兴奋。
两人相谈甚欢，甚至拜了把子。自此，文鲜明获得了一条特殊渠道：每当朝鲜需要各类物资，便由“统一教”采购，再转运至朝鲜。
到了2002年，“统一教”更进一步，与朝鲜官方合资，在朝鲜南浦市创办了汽车制造企业——和平汽车公司。
除了与金日成结下深厚交情，文鲜明与金正日、金正恩的关系也相当密切。2012 年文鲜明去世后，金正恩还专门发送了电文，以示哀悼。
“统一教”也曾对我国进行渗透，所幸我国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阻断了其渗透的脚步。
随着“统一教”势力不断壮大，外界对它的不满声音也日益增多，核心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统一教”的庞大商业帝国及内部的贫富差距。
巅峰时期，“统一教”名下拥有超过500栋建筑物，业务版图极为庞杂，涵盖宗教用品销售、房地产开发、传媒运营、参茶生产、金属制造、渔业捕捞，甚至延伸至军工领域，在13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分部，号称有400万信徒。
1984年，《华盛顿邮报》曾披露，“统一教”的年收入已突破1亿美元，各类资产总价值达2亿美元，这可是上世纪80年代，其财力可见一斑。
手握巨额财富的文鲜明，过着奢侈的生活，名下豪宅、别墅与豪车数量众多，难以计数。
可另一边，不少教徒却深陷穷困潦倒的境地。
按照规定，教徒必须缴纳“什一税”，即把自己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组织，这还只是基础要求。每逢年节，组织还会以各种名目提出额外的上交需求。
教徒还被强制要求高价购买“统一教”下属企业生产的各类商品。在这般层层盘剥下，教徒们很容易破产，山上彻也的母亲便是因此破产的典型例子。
有意思的是，日本曾被外界讥讽为“统一教的奶牛”。
因为日本是“统一教”最大的收入来源地，贡献了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文鲜明对日本的压榨力度也尤为严苛，这或许与他早年曾被日本关押、内心积怨有关。
二是备受争议的“集体婚礼”。
“统一教”的集体婚礼完全是“乱点鸳鸯”，文鲜明会随意指定两人结为夫妻，哪怕这两人从未谋面、来自不同国家与民族，甚至存在语言沟通障碍。
在“统一教”内部，参加过集体婚礼的人，会被认定获得了文鲜明的“祝福”，进而有机会在教会内部升职加薪，这个祝福，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
获得“祝福”的条件很苛刻：教徒必须将自身所有财产上交组织，连个人时间也要上交，为教会义务劳动三年，主要任务，是帮教会售卖商品。
“统一教”下属企业会生产参茶、酒类等普通商品，再勒令教徒以高价卖出。在三年义务劳动期间，教徒售卖商品所得的收入需全部上缴教会，自己分文不得。
这就衍生出一个现实问题：教徒们早已上交了全部财产，又要连续三年从事没有提成、没有底薪的销售工作，日常生计该如何维持？
这个嘛，文鲜明才不管，自己解决。
毕竟，这是上帝在考验你，这点考验都通不过，怎么证明你对上帝的虔诚？
三年考验期的作用，除了敛财，还是一次服从性测试，通过测试者，才有机会成为“自己人”，获得文鲜明的“祝福”。
1982年7月1日，文鲜明与其夫人韩鹤子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了一场集体婚礼，当天有超过2000人参与，超过 1000对新人被“乱点鸳鸯”。
而文鲜明规模最大的一次“祝福仪式”，发生在1995年的汉城奥林匹克体育馆，据称有多达32.5万对新人在此次仪式中获得“祝福”（这个数字，外界普遍认为夸大）。
参加集体婚礼的教徒还需缴纳一笔费用，金额因人而异。仅1995年那一次“乱点鸳鸯”，“统一教”从中获取的收入便不低于1亿美元，真可谓生财有道。
由此引发的舆论风波，自然不小。不过无所谓，没人动得了文鲜明，从冷战结束到2012年，是“统一教”最为风光的时期。
文鲜明所到之处，无不被奉为座上宾，追随他的核心教徒也得以“吃香喝辣”。这种局面，直到2012年文鲜明去世后，才逐渐发生改变。
四
文鲜明生前，已意识到接班人的问题。
他先后将老大文孝进、老二文洪进、老三文贤进、老五文权进和老六文英进等五人，立为接班人。但上述五人，要么望之不似人君，要么和父亲翻脸，要么早夭。
总之，接班人培养失败了。
文鲜明不得已之下，只能将老四文国进和老七文亨进，同时培养，老四接手“统一教”的下属企业，老七接手“统一教”的教会组织，准备平分天下。
这种安排问题很大，理论上，一旦文鲜明去世，老四和老七大概率打起来。
但谁也没想到，在老四和老七之外，还有高手。
文鲜明去世后，他的遗孀、老四和老七的生母韩鹤子，成了“统一教”的临时领导者，按照教义，文鲜明是“真父”，韩鹤子是“真母”，相当于皇上和皇后。
“真父”去世后，韩鹤子晋升为太后，是“统一教”的精神领袖，日常垂帘听政。听政久了，就对大位动了心思，老四和老七坐得，我坐不得？
于是，韩鹤子软硬兼施，将两个亲生儿子排挤出去，自己当了教主。
互为竞争对手的老四和老七，被迫抱团取暖。大位之争，让“统一教”元气大伤，并分为三个派系，分别是：总部派、美国派和文贤进派。
总部派，韩鹤子掌握的派系，因掌握韩国总部而得名；
美国派，老七文亨进的派系，正式名称为“世界和平统一圣所”，背后金主是老四文国进；
另有早年和文鲜明闹翻的老三文贤进，当年出走时，据说带走了十亿美元。
“统一教”的分裂，让其凝聚力大为下降。
更麻烦的是，“统一教”所面临的政治大气候。
在2016年前，虽然“统一教”作为邪教，总体倾向于共和党，但和民主党也有联系。
左右逢源，再好不过。
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两党对立加剧，各路团体，尤其是和政治有联系的团体，都得站队，不站队者，很容易被左右两边混合双打。
这种情况下，“统一教”再难左右逢源，而其宗教特性，注定了天然倾向于共和党，尤其是老四和老七，均和特朗普家族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2021年的“国会山事件”，文亨进亲自下场，为特朗普冲锋陷阵，引发了民主党的不满。
所以我们看到，2021年后，民主党媒体揭露“统一教”的报道越来越多，安倍遇刺后，日本举国上下，更是把矛头一致对准“统一教”，一大堆黑料被挖了出来。
文鲜明在世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参加国会山事件的文亨进
内部分裂，外加不利的大气候，给了各国政府收拾“统一教”的机会。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身为教主的韩鹤子，第一次被捕。
在韩鹤子被捕前后，国民力量党党首张东赫的态度，存在明显的不同。
韩鹤子被捕前，张东赫态度嚣张，到处扬言，要推翻李在明政府，今年7月24日，他甚至声称“我要向李总统扔手榴弹”。
但在韩鹤子被捕后，张东赫开始说软话了，表示希望两党合作。原因就是，调查人员发现了三件事，令形势对国民力量党十分不利。
第一件，是2022年，“统一教”给尹锡悦的亲信、国民力量党议员权性东支付了一亿韩元（约51万人民币），权性东拿的钱，当然不可能就这么点。
关键在于，其他的无法实锤，而这一亿韩元，调查人员找到了转账记录，可以实锤；
第二件，是2023年国民力量党党首选举前夕，一大批“统一教”的信徒火线加入该党，并全部支持权性东，这件事也能实锤；
而且，2022年总统大选前的国民力量党初选，也出现了“统一教”信徒火线加入、支持尹锡悦的状况，涉嫌作弊。
第三件，在调查韩鹤子的过程中，调查人员找到了“统一教”成员的部分名册，其中有多达12万人，竟然是国民力量党的党员。
国民力量党总人数不到79万，换句话说，15.2%的党员可能是邪教徒，比例相当高。
如果依法严惩，国民力量党解散都是轻的，不知有多少党员得进监狱，尹锡悦2022年的总统选举获胜，也可以被认定“初选程序违规”。
显然，韩鹤子被捕一事，打到了国民力量党的痛处。
只是，想把“统一教”打垮，恐怕没那么容易。
“统一教”与韩国政坛的深度捆绑，若清算“统一教”，势必牵出国民力量党，重创韩国右派，而韩国右派是美系势力在韩国的基本盘。
牵一发而动全身，“统一教”的存在，关系到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
从依附韩国情报部门站稳脚跟，到借冷战格局打通美日政商脉络，“统一教”的每一步扩张，都精准踩在了政治博弈的节点上。
它从未靠教义赢得信徒，而是以金钱铺路，通过与众多政客绑定，将宗教外壳下的投机生意做到极致。
如今，要拆解这张盘根错节的网，仅剥离其宗教伪装，显然是不够的，更要触碰“美韩右翼同盟”的深层利益。毕竟这个曾充当“政治工具”的组织，早已与地缘格局绑定。
对“统一教”的清算，难就难在，这不是对抗一个邪教那么简单，而是必须解开一段缠绕韩国数十年的政治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