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94周年
1940年2月23日下午4点，吉林濛江县三道崴子的林海雪原里，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
日伪军的围剿已经十几天了，杨靖宇独自一人，发着高烧，几天粒米未进，再加上左臂的枪伤，让他已经没力气再跑了。
远处传来了日伪军的喊话声，要他投降。
声音很熟悉，是杨靖宇的老部下、曾经的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
他是杨靖宇一手培养的心腹，如今，却成了围捕他的汉奸。
杨靖宇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死则死矣，何惧之有？
于是杨靖宇不再吝啬子弹，向日伪军猛烈开火。
看杨靖宇宁死不降，日本讨伐队队长岸谷隆一郎，不得不放弃了活捉杨靖宇的念头，下令开枪。
程斌拍了拍机枪手张奚若的肩膀，曾经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的王牌射手张奚若马上会意，一个点射，全部打进了杨靖宇的胸膛。
曾经响彻白山黑水的一代英雄，就此陨落，时年35岁。
围上来的日本人非常好奇，天寒地冻、弹尽粮绝的杨靖宇，是怎么生存这么多天的？于是当场决定把杨靖宇开膛破肚。
但切开胃一看，只有草根、棉絮……日本人都傻眼了。
岸谷隆一郎喃喃自语：“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
事情还不算完，第二天一早，程彬接到岸谷隆一郎的命令，要把杨靖宇的头颅送到“新京”（长春）去示众。
于是，程斌让张奚若的副射手白万仁执铡刀、弹药手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则抱着杨靖宇的腿，抬到了铡刀上，白万仁合上铡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这几个人，都是杨靖宇曾经的部下，也正是他们，让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和身躯，分离了18年。
从此，杨靖宇的头颅，辗转于长春、沈阳展览，最后被泡进了福尔马林瓶子，遗忘于长春医学院的地下室。一直到长春解放前，才被地下党员找到，存放于东北烈士纪念馆。
靖宇不负国，国定不负靖宇。
1958年，时机终于成熟，国家为杨靖宇举行了公祭仪式，杨靖宇的头颅，终于能和身体合二为一。
67年之后的9月，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日子，中国向世界呈现了一场宏大、精彩、威慑味道十足的大阅兵。
阅兵中，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在战旗方队接受检阅时，央视给了“杨靖宇支队”这面战旗足足十几秒的镜头，远超其他部队旗帜。
为什么？
因为杨靖宇值得，抗联值得。
一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那么东北的抗战，就是这部史诗的开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率东北军撤出东北。
但是，东北人民真的像有些人说的“没有抵抗”么？
并不是。
虽然国民政府有不抵抗的命令，但仍然有一批东北军不忍将大好河山拱手让出，纷纷开始自发抗日。比如东北军王铁汉部、马占山部、唐聚五部，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东北军全面撤退后，还有一部分不愿离开的东北军、警察、农民、工人等，坚持在敌后斗争，他们组建了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
现在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源自当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军歌。
但是，这些义勇军没有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独立，装备简陋，军费无着，其内部又山头林立、纷争不断，所以虽然靠着血勇之气与日寇进行了殊死作战，但自身也遭受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损失，很快就难以为继。
所以到了1933年时，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作战行动已经陷入了低潮。
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则逆势成为东北抗战的主流。
早在九一八事变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各地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拿起武器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于是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遣了大量干部深入东北腹地，组织抗日斗争。
和很多人印象中的东北抗联出身草莽不同，这些干部多为那个时代的精英，比如杨靖宇是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任书记，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出身清华大学，赵尚志是黄埔军校出身，周保中就读云南讲武堂，赵一曼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等等等等。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仅用两年时间，就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十几支反日游击队，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33、36、37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
到了1936年，眼看着各地的义勇军抗日活动陷入低潮，于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仍在抵抗的义勇军，统一改编成了东北抗日联军，抗联就此诞生。
抗联共有11个军，第1、2、3、6、7军是以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为主，第4、5军是以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余部为主，第8、9、10、11军则是以其他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为主。
虽然编成了11个军，但东北的环境，并不支持像内地那样的整编军作战，所以每个军的人数多的也就一两千人，少的只有几百人。
抗联编制为“军”，其实更像是一种迷惑敌人的手段而已。
这也就决定了，抗联的作战风格，和内地的那种大规模的师、团级作战不太一样，以袭扰战和伏击战为主。
比如1937年10月，杨靖宇指挥一军200余名战士袭击了宽甸县，毙伤日军30余人、伪军10余人，烧毁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及许多军需物资，打出了抗联部队的声威。
而几乎同一时期，抗联第二军也集中400人的兵力，奔袭辉南（今属吉林省通化市）县城，并成功破城，消灭日伪军近200人、伪警察数十人。
而在赵尚志指挥的“通北冰趟子”战斗中，赵尚志将讨伐队引入一段结冰的山涧河谷，然后伏兵突然开火，日军仓促应战却频频滑倒在冰面之上，成为无处躲藏的“活靶子”，不少人还掉入了冰窟窿。
此役，东北抗联部队以7人牺牲的代价，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抗联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除此之外，抗联还频繁发动破袭战，针对日军的交通线、通信设施、仓库、工程实施精准破坏，切断日军运输、瘫痪其指挥、加剧其补给困难。
仅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抗联就出动3304次，战斗1242次。
哪怕1940年后抗联生存日益艰难，不得不退入苏联整编，也依然坚持越境对日作战。
比如赵尚志，退入苏联后拿到了一批武器，马上就越境回到东北，打下了一个日本的金矿，解救了大量被日军抓捕的中国劳工。
更传奇的是抗联教导旅第二营营长王效明（和三营长金日成是平级），从1943年开始，就带人回到东北进行了一系列侦察作战，在1944年6月29日袭击了关东军铁道兵第二联队，打死了日军工兵大佐半田伊之助。一个月后，又袭击了关东军第五军独立工兵第七联队，打死了联队长小金泽福次郎大佐，这两个日军军官事后都被追授少将军衔。
甚至在1944年7月25日，王效明部就连日本战斗机都打下来一架，这架飞机上是日军陆航少将森玉德光，日军大本营事后追赠为陆军航空兵中将。
这也让王效林部成为东北地区击毙日军将军最多的抗联部队，以至于老百姓中都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颂王效明。”
总之，抗联14年的敌后作战，共使日军毙、伤、病、俘约17万人，伪军5万余人，牵制日军兵力达76万，为关内战场减轻了巨大压力。
在原来的计划中，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是想往关内调兵的，但就是因为抗联的存在，日军不仅没法向关内调兵，东北的日军反而从20万增加到了5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伪满军以及大量物资，也被牢牢拴在了关外战场。
就像教员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所指出的那样：
“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1945年9月，日军投降，然而抗联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抗联教导旅跟着苏军回到国内，随后扩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来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
随后，这一支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入关京津，然后一路向南，一口气打到了海南岛。
你可能已经猜到这支部队的名字了：
抗联的新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二
抗联的战绩是显赫的，也很快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当时，日军对华全面战争箭在弦上，东北兵力是日军最大的依仗，他们急于扑灭抗联，好挥师入关。
为了消灭抗联，日军在东北部署了11个师团的庞大兵力，还有大量的守备队、开拓团武装作为支撑。
还好，东北地区面积广大，地广人稀，抗联以雪原密林为基地，神出鬼没打击日军，而日军主要依赖交通线前进，不仅没能消灭抗联，反而在一次次围剿中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痛定思痛的日军，在汉奸的献计之下，使出了三条毒计。
第一条是“归屯并户”。简单来说就是将分散的庄、屯强行合并，把民众集中驱赶到比较大的“集团部落”统一居住，在部落周围修建高墙，驻兵防守，百姓下地干活也要出示良民证。在部落之内，实行粮食配给制度，每天领每天的粮食，家家户户都没有存粮。
同时，日军在铁路、公路、重要河道等交通沿线和大小城镇全面布防，形成了一条条铁链，锁紧了抗联的活动范围。
这样一来，老百姓和抗联部队被隔离开，抗联重要的补给源自然就被切断了。
第二条是日伪军警分别编成“讨伐队”“出击队”“挺进队”“警防队”“游击队”“特搜班”等队伍，对抗联部队进行分割包围，实施大规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
日军还发明了一种“壁虱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发现抗联，就“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导致抗联每次战斗之后，要跑上百公里才能摆脱日伪军追击。
第三条是成立了一个名为“长岛工作班”的特务组织，专门进行策反活动。
三条毒计一出，抗联立马陷入了困境。
过去，抗联主要依靠群众来买衣、买粮，但现在大片大片的土地成了无人区，抗联衣食无着，生活苦难。
而且，这种隔离反而给日军的甄别带来了极大便利，只要出现在无人区的人，必然是抗联无疑。
抗联面临的真正考验，终于到了。
东北本是苦寒之地，每年雪期五月有余，天寒地冻之下，极端温度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
现代人总觉得东北的冷也就那么回事，漠河、雪乡也不是没去过，但其实，只有走进林海雪原，才能真正体验到极寒环境的冷酷无情，哪怕太阳还在天上，地面上零下三四十度也是家常便饭。
抗联多在深山老林活动，是不可能建设房子的，所以绝大多数抗联战士只能“天当被地当床”，只有少数伤员能住进地窝子。
问题来了，人在这样严寒的气候下，不拢火就会冻死。但拢了火，又容易被日伪军发现。
所以很多时候，抗联战士不得不放弃拢火，晚上只能抱在一起睡觉，哨兵半小时就要把人叫醒，否则会冻死。
李兆麟将军的《露营之歌》中“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是抗联生活的真实写照。
天寒地冻，身体对热量的需求更大，但问题在于，老百姓都被抓进“集团部落”了，哪来的粮食呢？
长征再艰苦，起码走的不少是有人区，打了土豪之后终归是有粮食吃的，偶尔还有肉。可是抗联呢？茫茫雪原，那真的是没有半粒粮食！
1939年10月21日，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曾经给中央写信说：“一九三八年来松江两岸之队伍大多被围深山密林，饥饿与寒冷，粮尽弹绝，整年树皮、青草、草根、松籽、马皮、石皮（苔藓）均为其难得而不能供给之食粮。”
饿得不行时，御寒的棉絮，都被搓成小团和着雪水囫囵吞下……
曾任杨靖宇将军警卫员的黄生发回忆说：“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被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也不知道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至于衣服全让树枝扯烂了，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更难的是吃的，不要说是粮食啊，连草也找不到啊，枝枝叶叶被霜打枯了让雪埋上。能吃的草根儿冻在土里没法找，只好吃那难以下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但就是咽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
“别想着生火做饭，一冒烟，鬼子、汉奸就知道了，更别说煮也没有盐，只能勉强吃下去。别管肚子的感受，后续的问题，暂不考虑，这会儿能活下来，能拉枪栓，跟鬼子干，就先说眼前。十几天不见粮食，几十天不见盐粒，上百天见不到油腥，那都是常有的事。”
粮食！粮食！粮食成了危及抗联生存的最大问题，缺粮已经缺到敌人不用打，光困就几乎能困死绝大部分抗联的程度。
相比冬天，夏天能稍微好一点，起码能偶尔打一只野兽吃。但夏天也谈不上是抗联的朋友，茫茫林区中沼泽密布，蚊虫、水蛭特别多，人从里面经过，要被咬一身包，双脚长时间在沼泽里行走，被沤烂是常事，常常会因为感染引发高烧。
生病就更麻烦了，抗联缺医少药，有了病痛只能硬扛。有时候挨了子弹，还要在没有麻药和消炎药的情况下，强忍疼痛，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然后用子弹火药消毒封口。许多战士负伤后，甚至连使用干净绷带包扎都做不到。
缺粮缺衣缺药，倒也罢了，但抗联是要战斗的，缺弹药最让人头疼。
曾在抗联第三军的女战士刘淑珍回忆说，当时为了节约子弹，每逢打仗，拿枪的战士在冲锋的同时，还要有一群年龄比较小但不拿枪的孩子跟着往前冲。
这些孩子的任务，一是扔炮仗，吓唬敌人。二是身边的战友牺牲时，一定要把他身上的枪支和弹药带回来。
这不是《兵临城下》的电影，而是发生在东北战场残酷的现实。
为了在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杨靖宇参考“绺子”（土匪）的做法，在密林深处建立密营，趁土地化冻时将整排木桩打入地下，形成墙体，上面搭上木排和茅草就能勉强住人，无论是供伤员休养还是用作武器弹药储存地，都算是有了地方了。
密营能遮风挡雨，也不怕日本飞机的空中侦察，为抗联的生存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密营很快就迎来了真正的敌人——叛徒。
前文提到了，杨靖宇、赵尚志等人，是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组织抗日的。但自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后，抗联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失联时间之久，在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36年，杨靖宇率领南满地区抗联部队两次西征，企图打通与关内通道，与中央取得联系，但均以失败告终。
1940年，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
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孤悬关外，消息断绝，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只有身边的一个个战友牺牲或者冻饿而死，在这种绝境中，抗联迎来了最艰难的考验。
一支战斗的队伍，最核心的任务是要聚集人心、维持队伍。
人心怎么聚？起码要对外联络吧？要让大家还有坚持下去的希望吧？
但在东北这个信息孤岛之中，有没有人怀疑过祖国已经放弃抵抗？不会再有人来支援我们了？自己的坚持已经成了笑话了？
吃不饱穿不暖也就算了，但连希望都看不到，那还怎么坚持？
正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所以叛变在抗联中，并不稀罕。
再加上抗联多为地方自发武装整编而来，没有、也没有时间进行系统性的组织整顿和思想清理，更没有“支部建在连上”的先进做法，所以从1939年抗联步入困难时期之后，开小差的人就一直没有停过。
如果开小差只是脱离队伍，那还算是情有可原，但有些人转身投靠日伪军当了叛徒，就会给抗联造成极大损失。
比如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被苏联人称为“中国的夏伯阳”，但在1942年2月12日的梧桐河金矿行动中，突然被叛徒刘德山开枪击伤，导致赵尚志被俘。
本来，日本人并不能确定这是赵尚志，而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叛变后，指认了赵尚志，导致赵尚志的头颅被割下来，运到长春庆功。
还有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由于经受不住严酷困难的考验和敌人的诱降，最终率部向日本人投降，抗联第八军随之瓦解。
当然，最可惜也最可恨的，还是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
程斌钟表学徒出身，九一八后参加抗日义勇军，随后被编入抗联，直接听从杨靖宇的指挥。
在杨靖宇的培养下，程斌进步很快，23岁就进步到了师长的位置上，成了杨靖宇的左膀右臂。
但是抗联一军一师参谋长安光勋被俘叛变后，给日本人出了个主意：
要解决杨靖宇，要先解决抗联一师，要解决一师，要先解决师长程斌，要解决程斌，要先解决程斌的母亲。
于是，日军专门派出长岛工作班，抓来了程斌的母亲，然后把他母亲的照片印在传单上用飞机播撒，还让叛徒带程斌的哥哥程恩到深山老林去找程斌劝降，还送去了安光勋的劝降信。
最终，程斌没能扛住日军的引诱，在1938年6月29日率部正式向日军投降。
随后，程斌部被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专门用来追捕杨靖宇。
为什么说程斌危害极大呢？因为程斌跟了杨靖宇那么多年，对杨靖宇太熟悉了，听到打枪的节奏，都能知道是不是杨靖宇打出来的，所以对杨靖宇作战风格、思维习惯非常了解，也让日本人有了对付杨靖宇的法宝。
有了程斌为虎作伥之后，日本讨伐队的效率极大提升，接连毁掉了抗联的70多个密营，销毁了抗联存在密营的大量粮食、布匹、枪械、药物等等，这些物资，都是抗联用来过冬的。
这样一来，杨靖宇部在辑安游击区彻底失去了立足基础，不得不在1939年北上进入了濛江县境内。
杨靖宇想不到，这次转移，竟然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
杨靖宇部转移后，程斌带人紧追不舍，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走错路了，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只有杀了杨靖宇，自己才能真正得到日本人的信任。
1940年的1月，这个冬天格外寒冷，比天气还冷的，是程斌的心。
1月9日，程斌将杨靖宇围困于濛江县错草顶子，杨靖宇转移5个山头才逃脱。
1月20日，程斌又在马架子合围杨靖宇，打死杨靖宇部7人。
1月28日，程斌成功劝降杨靖宇部机枪连。
最令人痛惜的事情发生在2月2日，在程斌的引诱下，杨靖宇的养子、抗联一路军司令部特卫排长张秀峰携带机密文件、抗联经费下山投敌。
张秀峰是孤儿，是杨靖宇一手把他带大，教他认字教他打枪，但最后，竟然也叛变了。
当最信任的人都叛变了，杨靖宇内心是什么感受？
张秀峰不仅泄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计划，还暴露了杨靖宇的准确位置。
程斌得到张秀峰后大喜，马上让张秀峰带路，直扑杨靖宇驻扎地，杨靖宇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边打边退。
到了2月4日，杨靖宇身边只剩15个人了。10日，只剩12人。12日，只剩8人。15日，只剩6人。
此时，杨靖宇伤口感染，发起了烧，为了不拖累其他人，杨靖宇下令警卫员黄生发带3名伤员先行离开，然后让剩余两个战士朱文范和聂东华想办法去买粮食。
但是朱文范和聂东华下山不久就遇到了讨伐队，二人为了不暴露杨靖宇，马上往相反方向跑，最终壮烈牺牲。
2月22日，几天粒米未进的杨靖宇遇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请求他们帮忙买点粮食送来，村民赵廷喜劝杨靖宇投降，但杨靖宇说：“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赵廷喜答应下山买粮，但转头就出卖了杨靖宇。
于是，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三道崴子遭敌包围，壮烈殉国。
三
如何评价抗联？
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抗联的确算不上成功，毕竟在敌众我寡、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场，就算杨靖宇、赵尚志游击战术炉火纯青，面对几十万的关东军和数以十万计的伪军、开拓团、保安队、伪警察等等，也很难扭转绝对的实力差距。
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抗联的意义是巨大的。
为什么？
抗联里固然有叛徒，但更多的是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战士！
抗联11个军3万多人，打得只剩几百人，师以上干部战死120多人，军以上干部战死40多人，11个军的军长最后只剩2个人，还不能说明问题？
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牺牲时35岁。
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牺牲时34岁。
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牺牲时35岁。
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牺牲时33岁。
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牺牲时30岁。
还有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牺牲时27岁，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兼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牺牲时28岁，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牺牲时31岁，还有投江的八名抗联女战士，最小的一名女战士只有13岁。
这些都不是传说，而是中华民族用生命写就的不屈宣言。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怎么在饿得皮包骨头、受伤到皮肤溃烂、在零下几十度的山林里冻掉指头的困境之中，仍然坚持抗战十几的？
他们用自己的抵抗，证明了一点：
中华民族始终有不屈的脊梁，有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不愿做奴隶的气概。
如今，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件珍贵文物——杨靖宇将军的口琴。
这支口琴是杨靖宇最喜欢的个人物品，每当部队歇息时，杨靖宇就会吹响《义勇军进行曲》，为队伍提振士气。
杨靖宇牺牲9年后，这首杨靖宇一遍一遍吹响的曲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对杨靖宇、对抗联、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最伟大，也最动人的纪念。
如今，硝烟散去，山河无恙，但抗联的精神永不褪色。
他们活过的痕迹，就是我们挺直脊梁的根基。
他们坚持的信仰，就是我们永不跪下的理由。
抗联精神，时刻提醒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
尊严不是乞求来的，是用怒吼与热血搏杀出来的。
自由不是被赐予的，是用脊梁与骨气支撑起来的。
未来不是坐等来的，是用信念与牺牲开辟出来的。
抗联精神，时刻叩问着生活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强盛时代，明明吃饱穿暖，但又时不时陷入悲观迷茫的我们：
是否还记得先辈在国家存亡时刻，那种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勇气？
是否还能在无声的战场、无形的硝烟里，不消极、不畏惧，直面每一个挑战？
是否还能在科技封锁与霸权围堵中，咬紧牙关、自力更生，杀出一条血路？
是否还能在战争来临时，为了子孙的明天，喊出那句震彻云霄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