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教员的社论，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这段内容是对从五月份开始的共产党党内的整风运动，为何迅速转向反击右派的一个解释。
所以，也导致整风反右这件事被人们长期从字面意义上误解，认为教员先诱骗知识分子出来放心大胆地讲话，然后再以讲话内容是反党思想为理由，将人们打成右派。
这是不明真相的人对这件事的一个巨大偏见。
要明白当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要从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调整和国内局势说起。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外有抗美援朝，国内则有残留的反革命分子和占山为王的土匪。
在抗美援朝开始后，台湾的国民党还派遣大量的地下特务搞破坏，传播反革命思想，窃取情报，当时北京公安局还破获了一起特务计划在1950年的建国一周年庆典时炮击天安门的大案件。
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大多数人在镇反时没有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加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了解，让他们成为了极有可能被反革命思想影响的一批人。
所以在反革命势力彻底被镇压之前，知识分子一直属于被警惕的群体。对待他们的态度主要以教育为主，很多知识分子被安排了看大门扫大街这样的工作。
但随着反革命势力被镇压，局势也越来越好，知识分子们也进行了教育，教员觉得是时候调整他们的地位了，何况国家的建设也需要知识分子出力。
于是，教员在1956年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也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提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以前被安排去看大门，扫大街的教授们，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一律回到原工作单位进行学术研究。
而双百方针，也更大程度在思想上解放了知识分子，只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好想法，就都可以说出来。
这同时也对党内逐渐滋生的官僚主义现象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即使是指出党内干部们的错误，提出正确的批评，那也是受教员欢迎的。
当时有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面就有对官僚主义的批判。这样的小说在双百方针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也导致干部们十分不习惯这种突然被人监督的状态，所以很多干部们对于批判官僚作风，都是一种打压的态度。
这篇小说就遭到很多干部们的否定，他们说小说中官僚主义现象，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有，更激进一些的干部们则认为这是一部抹黑党的小说，应该被封杀。
教员亲自出来支持这篇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才让这篇小说没有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可既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那官僚主义，又是如何滋生的呢。
前面说到，刚成立的新中国还存在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都需要当地的干部们去解决。
然而解放战争之后，大量刚被解放的地区的人们没有任何革命经验，出现了大范围的干部缺失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中央实行“干部南下”政策，从北方的老解放区（山西，河北，山东等）抽调了大约53万名干部到刚解放的南方地区任职。
为了尽快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确保土改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全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老干部们知道，面对敌人就要重拳出击，所以即使是南方群众基础薄弱的地区，在北调过来的老干部们的带领之下，镇反工作也于1953年彻底完成。
这些老干部都是曾经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是顶着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在战争年代一路跟着党走过来的。
但这些干部们在建国后的镇反运动中，一直都是在和反革命作斗争，导致他们习惯性地把镇反的工作思路带入到后期对群众的工作中。
在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将美国人挡在38线以外，国内经济工作也进展得非常顺利，局势逐渐稳定时，这些老干部们的思想建设却没有跟上，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
对待阶级敌人他们采用铁腕手段，对待群众他们依旧采取铁腕手段。当群众因为诉求得不到满足时而集体找干部理论时，很多干部并没有和群众坐下来好好交流，解决问题。
因为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来闹事了，既然是闹事，就要采取高压手段，大有一种“老子连国民党的飞机大炮都不怕，还能害怕你们几个群众闹事”的态度。
很多老干部还存有旧思想，认为自己冒着枪林弹雨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革命，现在终于当了官，我享受一下怎么了。相应的付出，就希望换来相应的回报，这完全是人性使然。
再加上之前为了镇压反革命更有效率，中央给予了地方干部很大的权力，于是官僚主义就开始逐渐滋生起来。
既然官僚主义是人性使然，那就要多管齐下，从制度上限制，让群众来监督。
之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1953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杜绝“突击提拔”，限制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编制数量，领导职位数量由中央统一核定，严格限制）
在思想上，中央也逐步对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们进行思想教育，集体学习阅读教员在延安时期的文章，比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
可以看得出，到此为止中央在应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上都还算比较柔和。
可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东欧地区发生的两件事，让教员意识到，官僚主义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需要下一剂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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